赵永生兄与我相识多年，我深知他写小说是一把好手，笔下人物命运跌宕、爱恨纠葛，笔法素来酣畅淋漓，他创作的中短篇小说曾多次被选刊选载。此番见他转向非虚构，捧出这部《黄樵松烈士传》，初时略感意外，细读之下，却又觉得在情理之中。他写了大半辈子的人间故事，终究要回过头来，为那些被历史烟尘遮蔽的忠魂，立一个传。
这部列入“雨花忠魂”系列的纪实文学作品，讲述的是国民党第三十军军长黄樵松从西北军学兵到抗日名将、再到太原前线筹划阵前起义最终殉难雨花台的悲壮一生。黄樵松的一生，恰如中国近现代史的一道缩影——早年投身西北军，亲历中原大战等军阀混战的硝烟；抗日战争时期，先后参加保卫太原、徐州会战、武汉会战等重大战役，率部奋勇杀敌，谱写抗日壮歌；解放战争时期，因不满蒋介石打内战决心起义，最终被蒋介石杀害于南京。他所经历的时代转折，其剧烈程度几乎超越了任何一个正常生命所能承受的幅度。而赵永生选择以非虚构的笔法来呈现这段历史，本身就是一种有意味的文体抉择。
报告文学这一文体在中国当代文学版图中始终占据着特殊的位置。它不同于纯粹的历史著述，后者以客观冷静为圭臬；也不同于虚构的小说，后者可以凭借想象自由穿行于人物内心。报告文学必须脚踏实证的土地，同时又必须飞翔在文学的空中——这恰恰是最考验写作者功力的地方。赵永生长期从事小说创作积累的经验，在这部传记中显现出独特的优势。他深谙叙事之道，懂得在何处铺陈，在何处留白。书中那些战场的细节、人物的对白、环境的描摹，都带着小说家特有的敏感与精准。当他写到黄樵松在娘子关前线“笑斩鲤登头，放歌大坂山”时，那不仅仅是战报式的记录，更是一种带着体温的文学呈现。1937年10月上旬日军进犯晋东，黄樵松率部在娘子关一带设伏，与日军激战竟日、白刃拼搏，成功击毙日军七十七联队长鲤登，还缴获大炮2门、轻重机枪数十挺、步枪百余支、战马70多匹，战后黄樵松写下这首诗以志胜利。当台儿庄战役中第二十七师师长黄樵松写下“榴花原是血染成”的诗句时，战争的血腥与诗意的悲壮被奇妙地糅合在一起。这首诗是他写给坚守阵地的官兵以激励抗敌斗志的，当时很多士兵正是高声诵读着这首诗冲向敌阵的。这种糅合，非有深厚的文学修养而不能为。
然而，赵永生并未让文学的翅膀脱离史实的锚地。书中大量引用的电文、信函、战报，以及精确到日期的军事调动记录，都显示出一位非虚构写作者应有的严谨态度。臧克家当年在《津浦北线血战记》中记录的场景、黄樵松写给妻子王怡芳的家书、孙连仲致蒋介石的战况电报，这些第一手材料的有机嵌入，使得整部传记获得了一种沉甸甸的质地。读者能够清晰地感受到，作者是在用脚行走、用眼观察、用心感受之后才落笔成文的。这种“用脚行走、用眼观察、用心感受”的书写姿态，使书中的每一个细节都带着鲜活的呼吸。
黄樵松这个人物本身就具有极大的戏剧性与悲剧性。1922年他报考冯玉祥的学兵团加入西北军，1924年就被挑选担任冯玉祥卫队连连长，旋升任营长，跟随冯玉祥南征北战。1930年，他随冯玉祥参加中原大战，冯玉祥失败出走后，所部残部被蒋介石收编为26路军，孙连仲任总司令，黄樵松也从此成为国民党军队的一员。抗日战争爆发后，他从琉璃河打到娘子关，从台儿庄打到武汉会战，在鸦雀尖上预做国旗七面，示不成功则成仁之决心。南阳保卫战中，他在指挥所门口放着一口棺木，上面亲笔书写“黄樵松灵柩”五个大字。这样一个在抗日战场上九死一生的悍将黄樵松，1948年10月在老上级高树勋的启发以及解放军太原总指挥徐向前的劝告下，决定不再打内战、筹划太原阵前起义，却被自己最为信任的部下戴炳南告密，最终于11月27日被国民党枪杀于南京江东门外中央军人监狱刑室。人生的这种反转，比任何虚构的故事都更具震撼力。赵永生没有刻意渲染这种悲剧性，他只是冷静地铺陈事实，让事实本身说话——而这恰恰是报告文学最有力的修辞。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赵永生在这部传记中处理了一个极为棘手的问题：如何书写一个从国民党阵营走出来的烈士。黄樵松的身份转换——从西北军到国民革命军，从抗日名将到阵前起义的烈士——要求作者必须在复杂的历史语境中把握人物的精神脉络。赵永生的处理方式是审慎而富有分寸感的。他没有回避黄樵松作为国民党将领的身份，也没有简单化地将其塑造成一个“幡然醒悟”的符号。相反，他让读者看到的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一个在军阀混战中迷茫过的青年，一个在抗日战场上浴血奋战的军人，一个在历史转折关头做出艰难抉择的灵魂。这种书写方式，使得黄樵松的形象既具有个体的独特性，又承载着那个时代无数中国军人共同的精神困境。
从报告文学的理论层面来看，《黄樵松烈士传》体现了一种可贵的叙事伦理。它既不矮化传主，也不神化传主；既不回避历史的复杂性，也不陷入相对主义的泥淖。赵永生以一种近乎考古学家的工作方式，在历史深处一点一点地打捞那些被遗忘的细节，然后以文学的方式将它们重新组装成一个完整的生命。这种组装不是随意的拼贴，而是建立在对史料充分尊重基础上的艺术重构。书中那些看似不经意的场景——黄樵松在开封木厂街24号与妻子短暂相聚、在济宁太白楼上临帖习字、在应山组建战地服务团——其实都是作者精心选择的情感锚点，它们让一个将军的形象从战报和电文中走出来，成为一个可以触摸的人。
这部传记还有一个值得称道之处，就是它对战争场面的书写。赵永生没有停留在战役过程的简单叙述上，而是着力呈现战争中人的状态。台儿庄战场上敢死队员拒绝领取大洋时说的那句“我们是敢死队，连命都不要了，还要这大洋干什么”，鸦雀尖阵地上黄樵松将国旗分赠给各团团长时说“要么人在旗在阵地在，要么裹着国旗与阵地共亡”，这些场景之所以动人，正是因为它们触及了战争中最本质的东西——不是胜负，而是人在极端情境下的选择与尊严。赵永生以小说家的笔力捕捉到了这些瞬间，又以报告文学家的克制将它们呈现出来，使得整部传记既有文学的感染力，又有历史的厚重感。
黄樵松在狱中写给妻子的诀别信。那个在娘子关战役中击毙日军第77联队联队长鲤登、又率部血战台儿庄的抗日名将黄樵松，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牵挂的依然是年迈的父母和七个年幼的儿女。这种从宏大叙事到私人情感的陡然转换，恰恰揭示了历史最真实的样貌——那些被我们称为英雄的人，从来都不是扁平的符号，而是在时代的洪流中奋力挣扎、最终做出选择的活生生的人。赵永生以一部《黄樵松烈士传》，完成了对这种复杂人性的文学勘探。他写了大半辈子的故事，这一次，他写出的是一个时代的重量。
作者简介：李风宇，中国作协会员、文学读评人、《雨花》杂志原主编同时兼任《雨花·中国作家研究》主编；作品被列入国家图书出版基金项目、另有作品被评选入中国作家协会2001年度报告文学排行榜，有五十余万字作品被翻译成英、德文字印行海外；曾获：第五届中华优秀出版物奖(原国家图书奖)、第五届“紫金山”文学奖，“江苏10年报告文学奖”、河南省优秀图书一等奖、江苏省“五个一工程”奖、两次获得南京市"五个一工程"奖、江苏省第一届优秀版权作品奖等文学奖励。荣获江苏省“第三届全省优秀宣传思想文化工作者”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