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读育邦诗歌的过程中，我始终有一个疑惑：他诗歌创作的内在动力是什么？其热衷历史的书写引擎又在哪儿？也许这一切首先都和语言有关。创造的诱惑可能会让一个诗人不断地去尝试和冒险，并试图靠近想象的王国，在词语的选择、撕扯与平衡中寻找诗的最优解。我曾了解到，育邦一直喜欢读古代典籍，文学、哲学、历史、书法、艺术等大文化，都是他要做的日常功课。沿着回到传统的这条路，育邦的诗歌写作转向了一种历史的宁静，看人塑形，见物写景，他找到了一种随物赋形的创作范式，逐渐打开了“词与物”的迷宫，在常态经验的转化中“发明”了诗的例外状态。
在新诗集《草木深》中，育邦一如既往地和历史、生活对话。他笔下的那些古人、故人和友朋，都是诗人“凭吊或怀古”的对象，他们是诗人凝视历史的产物，又是诗人反向观看世界的一道道生命之光。当然，更多时候，他是从历史中撷取点滴养分，然后从容地回到当下，重新以当代人的眼光看待过往的人事、遗迹与文明。历史对于育邦来说，是一种间接的精神滋养，而生活对于他来说，又是一种直接的写作动力，因此，他既是历史的局外人，又是生活的局中人。《到东坡去》意味着一段行走的旅程即将开启，这是词语的旅程，也是诗歌的旅程，“到东坡去，到世界的尽头开辟最小的园子”。东坡是地理意义上的目的地，也是一种精神归宿。育邦的旅程不是抵达，而是亲历这一意味深长的过程，其神圣性也许在于他表达的庄严肃穆。育邦强调从实到虚的转换，表征的是“空无”的存在，那些人生行走的瞬间足以构成他书写虚无的前提。历史或许会强化虚无感，育邦的介入是基于他个人对历史有着重新阐释的权利，他从历史中探寻到了与我们每一个人息息相关的集体记忆。
当历史成为育邦诗歌写作的认识装置，这样的历史书写就不是简单的中介性复制，而是与其生命相关联的情感结构。在《草木深》一诗中，育邦将副题命为“兼致杜甫”，这也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杜甫的《春望》：“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但在这种对破败和凋敝的历史回望中，育邦对杜甫惺惺相惜，隔空对话，词语中承载了某种诗性正义。“迟暮时刻，你退隐到栎树上，/夺取帝国的草木之心。”历史之风吹到了当下，它召唤出了人生诸多时刻的漂泊之感。“你从渺小的群山走出来，一直走，/一直走，走到永久那么久。”育邦描绘了杜甫的心路历程，其实，他好像也是在写自己。他道出了历史与生命的轮回之意，这种共情指向的是诗人对人生的内在关切，艰难但又无比通透。
育邦以历史人物与事件为基点的写作，在当下也有他寻求真实的情感动力机制，他的出发点依然是真诚。一旦以真诚待之，其诗歌在通向历史的途中一个重要的体现就是松弛，这看似脱离了当下现实的一种逃避，实际上他只是为连接传统的话语实践作了具有现实感的回应。在追求难度的写作中，育邦诗歌中仍然弥漫着紧张的情绪，只不过这种紧张被置换成了从历史回到当下的一种真相记录。育邦的古典转化多以对话的方式完成，他的倾诉是回到现场，在历史与现实的汇合中保持一种“共生”状态。他经过历史遗址，悼念亡友，怀想故人，多数都是在线性时间观中以“你”的第二人称来体察世界，这样的回返本身就是希望自己做一个历史的远眺者。在《二泉映月—— 过瞎子阿炳故居》中，育邦还原了二胡大师瞎子阿炳的生前场景：“你总在桥上走，从清名桥到伯渎桥/你为自己立下墓碑，在惠山的山坡上。”阿炳当年也是无锡城的一道风景，而这道风景穿越时空，成为诗人感知历史的行动力。“当世界寂静下来，你就拿起二胡/即兴演绎不可更改的命运//月光如水，从残破的身体中潺湲而出/二泉如月，天地间回荡着人世的赋格”。阿炳的身世是一出悲剧，而他的音乐又叠加了这种悲苦之风，育邦在其理解中赋予了这种悲苦以更具纵深感的沉重之美。
在诗集《草木深》中，育邦的行走体验、阅读体验、观看体验、回望体验和生活体验，都具有强烈的整体感。他没有将这些体验碎片化，而是在更连贯的实践中建构了其历史书写的谱系性。虽然诗人在强调回到历史，但他仍然在写作中保持着现场感和当代性。无论他怎样去寻访海子故里，探寻冯梦龙村和宜兴东坡书院，如何谒姚鼐墓，都是在追忆故人与遗迹中深入到生活的肌理，去激活潜藏在历史内部的诗性。育邦从历史中看到了生活，这也对应于个人生活与历史的互动，此为贯穿其诗歌写作始终的精神立场。育邦曾借佛陀之口道出了自己的生活之道：“当白雪覆盖我的全身/那个世俗世界里吃饭、上班、写作的我/在傍晚时分/就会毫无愧色地离开/我神圣地生活在家庭次宇宙中/努力处理好古老的欲望和物质的种种关系”（《薄伽梵说》）。这样的生活似乎和历史并无关联，但历史延续下来的日常，又和诗人的想法形成了时空呼应。如同育邦在《中年》这首诗里所写到的那样，人到中年，一个人只能从现实角度处理自己和世界的关系，但诗人的书写消解了现实，将其幻化成了一种简朴的寂静面向。而寂静是育邦诗歌的精神底色，就像他说自己的诗歌像“小溪流”，追求的是自然恒定的法则。
在与历史对接的那些思考和探索中，自然和生活仍是育邦诗歌书写的起点。我在育邦的诗歌中读到了江南风，但这种江南风并非他刻意为之，而是其审美实践中自然流露的气息。就像他在一首诗中写到诗人小海给他讲的一个“跑步与游泳的故事”那样，没有多少跌宕起伏，“故事里没有忧伤/也没有幸福/它们既是生活的一部分/也是生命的整体”（《湖畔江南》）。我觉得这样的言说正契合了育邦写作的趣味，其诗歌有着古典情调，但又立足于日常经验，在一种历史透视的场域里建构了现代性的审美自觉。
无论育邦将触角伸向多么久远的历史，也不管他怎样聚焦于自然的内部，他仍然在诗歌里更新着他的现代意识。在当下新诗中，写鲁迅的作品越来越多，但大都限于写鲁迅的人格与精神，或者是重新回到鲁迅笔下的阿Q、孔乙己、祥林嫂、闰土等经典人物形象，很少直接对其小说进行诗性演绎。育邦从鲁迅小说集《故事新编》入手，在一种历史意识里重塑了经典小说在当下所产生的另一种美学可能性。育邦重新解读了鲁迅的《铸剑》《奔月》《补天》《采薇》《出关》《理水》《非攻》《起死》等中国神话故事，在诗歌中，故事的重述可能已无新意，但育邦的诗性重述不仅是在向鲁迅致意，更重要的是，他在这种主题书写里再一次反思了文明。在《重读<故事新编>》这一组诗里，育邦的重返是一种对历史的持续追问，它可能不是面向现实，而是重构了具有互文性的超现实主义美学。诗人在想象和重塑历史中，不断地叩问存在的意义。
当然，育邦的历史书写，不是一味地返古或复古，而是对古典传统进行创造性的转化，这种转化也是一种现代的祛魅。就像他很多时候都使用两行一节的“双行节”来呈现诗歌的语感和节奏，实际上，这已经昭示了诗人对古典的传承、延续、变形和拓展，既是自由表达的逻辑需要，也是在形式约束中对传统资源更具超越性的再造。
（作者系河北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