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地理、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混合体，江南是一个需要面向历史和传统，在比较中不断变动的概念。江南对许多诗和人产生了“园囿”的作用。对此，江南诗人有对其蕴含的风貌与风骨的自觉承接，也有视之为遗蜕，弃置不顾的自主选择。无论是摘取还是撇去，或是加入新质素，前提都是将过去视为参考。尽管当下被归拢到同一地域，诗人们的足迹也是多样的：他们有的出生于江南，且几乎从未离开，比如朱朱、陈先发、黑陶、刘立杆、叶辉、车前子、路东、杨键、潘维、梁晓明、陈东东等；有的成长于他地，中途移居江南，比如胡弦、小海、黄梵、傅元峰等；还有的生于江南，辗转异地复又返还，比如韩东、庞培、沈苇等。久居江南者始终接受着江南自然与文化的滋养，即便离开，那些基因中的江南也不曾褪去。对于曾经生活在他地的诗人来说，在江南落脚后，江南也更鲜活地进入他们的诗歌。在遗传、滋养、神往和相逢中，在不同地理、经济、文化的交流碰撞中，在对当代江南的持续触摸和思考中，他们不断用诗歌构建着一个现代的江南，而合格的地域性书写，也为解决当下诗歌过于私人化和同质化问题提供了有效解决方法。
一
江南何在
对江南这一词语的记载，古已有之。春秋时期，《左传》有云：“十月，郑伯如楚，子产相，楚子享之，赋《吉日》。既享，子产乃具田备，王以田江南之梦。”（1）这里的江南主要指吴国、越国等诸侯国区域。秦汉时期，其范围延伸到长江中游以南的地区。之后的历朝历代也基本上都有关于江南的记载：“湛江水兮上有枫，目极千里兮伤春心。魂兮归来，哀江南”（屈原《招魂》），“江南卑湿，丈夫早夭”（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江南宗贼大盛……唯江夏贼张庄、陈坐拥兵据襄阳城，表使越与庞季往譬之，及降，江南悉平”（范晔《后汉书·刘表传》）。从这些对江南的描述可见，唐朝之前，人们表述的江南多具有自然地理属性，以自身所处的位置为参考点进行定位。及至唐朝，随着国家政局的改变，江南加速发展为一个杂糅着地理、政治、经济、文化因素的综合概念，其具体所指不断变动，每种定义不完全重叠。
江南这一概念的官方解释出现在唐贞观元年（627年），“始于山河形便，分为十道”（2），江南道的设立使其范围在政治规划上几乎被拓展到最大。此时，长江以南，南岭以北，西起四川、贵州，东至海滨，都属于江南道的管辖范围。到了唐开元二十一年（733年），江南道一分为三，即江南东道、江南西道、黔中道，其中江南东道包括今苏南、上海、浙江、福建及部分皖南和赣东北地区（3）。江南的版图开始缩小，江南东道、江南西道亦预示着东、西的分裂和分离。宋朝改道为路，设有江南东路、江南西路。江南西路即一府（江宁）、七州（宣、徽、江、池、饶、信、太平）、二军（南康、广德），大致包括今南京、皖南、赣东北部分地区，西路相当于今江西全省。到了清朝，江南进一步缩小和东移，顺治二年（1645年）设江南省，辖区包括今江苏、上海、安徽。16年后，江南省一分为二，东称江南右布政使司，西称江南左布政使司。康熙六年（1667年），这二者又分别被改为江苏布政使司和安徽布政使司，其全称依然有江南作为前缀，直到民国，江南和江苏都经常被混用。当然，自然地理与行政上的规划并不能完全代表同时代人对江南的认知，比如秦朝李斯的《谏逐客书》中道：“江南金锡不为用，西蜀丹青不为采。”（4）金锡历来被视为东南吴越之方物土贡，这就是把江浙算在江南范围之内。再比如，清道光十七年（1837年），给事中孙宝善在奏折中就将“江苏省之徐州府”写作“江南省之徐州府”，这种个人认知与政治地理规定不完全吻合的情形也常有。
从地理和政治区域划分上说，江南的范围总体由小变大，复又缩小；在方位上，江南的范围呈现由西向东移的趋势。一个区域的定型，除了其特殊性、独立性和内部统一性，其形态也要表现得相对稳定和成熟，并且江南并非单纯的政治和地理概念。那究竟哪些区域能够做到更精确的对标呢？这还需要结合经济、文化因素进行考量。
经济发展水平关系到地域文化的形态生成、传播和接受，是决定区域在国家中所处地位的关键条件。在西晋之前，得益于肥沃的土壤与温和的气候，中国北方，特别是黄河中下游地区，农业发达，南方只能“夫民之为生也，一人跖耒而耕，不过十亩”（5）。东汉末年，北民南下，劳动力的增加和先进技术的传入，使南方的资源得到进一步开发，经济文化中心开始南移。隋唐时期，已然“赋之所出,江淮居多”（6）。得益于较稳定环境的持续积累，南方力量不断壮大，能够逐步与北方相抗衡。绍兴八年（1138年），南宋迁都杭州，基本宣告了国家经济文化重心南移的完成。此后，一直到清朝，南方经济文化的繁荣程度始终超过北方。南方仅属于一个大略的方位，而哪些区域可以被视为一个经济共同体，就要考量各地区之间经济联系的紧密程度和发展水平。对此，李伯重认为，总的来说，明清江南地区苏、松、太、常、杭、嘉、湖、宁、镇“八府一州”，可以被视为经济统一体，因为“地区内各中心地之间的联系大大超过它们与外地的联系，它们各自的基本商业腹地主要还是在这个地区之内”（7）。
在整体上，“八府一州”以吴越文化为主，但具体涉及文学艺术领域时，“八府一州”的范围就显得有些过于狭窄和僵化了。在中国，对南北文学认知的差异由来已久，“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此其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也。若能掇彼清音，简兹累句，各去所短，合其两长，则文质彬彬，尽善尽美矣”（8）。一直到近代，这种南北文学特色各异的看法，都作为文学的主流认知存在。而在文学创作实践中，无论是“江南佳丽地，金陵帝王州”（谢眺《人朝曲》），“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王安石《忆江南》），还是“江南好，怀古意谁传？燕子矶头红蓼月，乌衣巷口绿杨烟”（纳兰性德《望江南》）等，都代表了文人对心中之江南的感受与想象。这些江南形象极为相似，特别是唐宋时期，古典诗词的发展达到了巅峰，在这些诗词中，江南已溢出了“八府一州”。虽然这些诗词中，有的还缺少精准的地域指向，江南的边界仍十分模糊，但这些文本深切地影响着后世，在经典的加持下，江南的文学性已经大大超过了地理性。地区间的文学文化交流和互动，也使得“八府一州”及其周边地区在文学艺术上的联系难以分割，诸如“青山隐隐水迢迢，秋尽江南草未凋。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杜牧《寄扬州韩绰判官》）之类文学作品的出世，“乾嘉学派”等学术团体的集体亮相，都对那些虽不属于“八府一州”，但又富于浓郁江南特色的地域进行了指认。文学的江南在教育中的传授和戏说中的传承，也不断印证和加强着人们对于江南属地的心理认同。所以，以自然地貌与政治规范演变为参考基础，辅之以经济、文化、文学的整体考虑，可以将“八府一州”视为江南的核心区域，将扬州、徽州等具有江南气息的城市当作外延的辐射区域。
在当下语境中，一方面，江南仍延续着曾经的特质，其水汽氤氲的自然地理条件、发达的经济、“逃逸”“自由”的诗性文化感受，不断先在地融入江南人的基因，潜在塑造着人们的审美；另一方面，随着都市化进程的加深，江南与其他地域的区分已经越来越小了，人口的频繁流动使得各地域间文化和经济的联系更密切，交融更深入，而大时代环境也敦促着写作者笔随心动，以适宜的诗形来追随真实的现代性感受。在这种情形下，江南这方空间，在培育江南诗人的同时，也不断在被江南诗人重塑着。
二
对传统江南影像的追索
“作为一个诚实的诗人，方圆二十英里就是他的写作的界限。”（9）沃尔科特的这句话与写作的地域性恰有契合，从这一层面上来看，写作的来源，即文本建筑的地基牢不牢靠，影响了语句排列的执行方式和被接受的可能性。这似乎颇有对经验完全依赖的嫌疑，与想象和自由相去甚远，但因着力点落在了“诚实”上，使得朦胧和含混的力量感和大地属性得到了强化，其中不仅包括人间的物质内容部分、精神的根系和延展范围，还包括写作的语言构成。
现在的江南诗歌中，许多历史的遗留物都在持续发生作用。对于久居江南的写作者来说，当地的语言环境和生活中所接触的物质实体唾手可得，因为熟知，他们更能够得心应手地加以运用。所以，许多江南诗人在建筑诗歌时，会自然而然地选择江南的自然地理与人文风貌作为材料。另外，江南作为一种话语，特别是中国文化重心南移后，在历史上逐渐强势，随着信息传递得越来越快速，江南不仅影响其周边地区，还能够辐射到千里之外，甚至是他国。江南之外的诗人亦可凭此熟悉的江南气韵与之联通，倘若神往之，公认的江南风物也就构成了致命的吸引，一经相遇，便能产生创作上的高度契合。方言、生活场景、地方风物、历史中的江南文化等古老和自然的江南，就这样进入了他们的诗歌，传统的江南气质在他们笔下复活。
在组诗《在杭州，随柳永的字句走上两三里》中，梁晓明直接点出“随柳永”而走的意图，组诗标题从《寒蝉》《凄切》《初歇》《兰舟》《今宵酒醒》《晓风》《虚设》，到《与何人说》，不仅字面上与柳永《雨霖铃·寒蝉凄切》的内容相契合，就连组诗的排列顺序也与之保持一致，其中自有对古老情感的主动追索。北宋诗词中的愁绪流淌了近千年，流进了梁晓明的心中，“床上惊起，只看见/月亮像惋惜，弯弯冷冷的/刚刚离开我的窗棂”（《初歇》）。通过对当下日常的呈现，生命的哀思跨越时空，在新载体中存续。对于“江南诗歌来说，忧郁就是批判”（10）。在回溯中，一个具有现代意识的灵魂浮现。
方言或传统的印象，江南风物及生活日常，描述性的或具体的词汇，或者是经典化的语句，在一首或多首诗中呈现。诗歌表面的肌理会直接带来具有地域限定指向的阅读感受，“一眼望去，青春的荒凉，/从水底弥漫出初冬。/一只雨中的麻雀，疾行翻飞；/灰色屋檐，静止着羊角。”（《月亮》）潘维善于营造江南之意境，素有“江南后主”之称，他的诗歌水汽饱和度高，富有以宫体诗为代表的声色，但视野更广阔。“孤独太冷，需要一盆炭火，/移走十二月的寒冬，/温暖我血管里的液体江南地图。”（《雉城》）历史的文化性风格激活了对诗歌的江南性感受，这是阅读者思维还未展开前的条件反射，是流传的素材积累与地理合作的结果，具有古老江南传统特征。异质的地域历史特色，以及其附加的接受层面上的既定感受，带来丰富新鲜的材料，这是空间的优势，也是空间的限制，毕竟材料的私人化和范围狭窄也会造成阅读的障碍，而诗人是否能够做到不仅仿其貌，更要承其骨，创造被追问的潜力和抓力，则是需另外考虑的事情。
地方风物对创作的影响也是明显的。曾属于清代江南省的安徽省六安市霍邱县有一项民间非遗皮影戏，这项技艺在两位（或者有更多）江南诗人的诗中均有呈现：“因为悔恨，他显然有点用力过猛/从我的案头看，他像在演/一出霍邱县皮影戏。/三吨重的月光/他挖成的大坑独享了一吨//谁走得更急/谁吸附的黑暗就会更深一些”（陈先发《月光散章之一》）；“我们都是/皮影戏中的人物。在那上面，有一根线。悬着，/绷紧着。时间捕获了我们。久了，你会觉得自己/患上了一种怪病——仿佛生下来，你只能仰仗某种/虚无和无限的东西”（余怒《两难说》）。当然，余怒诗中的皮影戏是否出自霍邱县并未可知，但控制、自我、情感、当下、未来，这些在两人的诗中都交缠成痛苦命运的暗影，惴惴不安地揣着江南的秘密。
其实，这种对影子的艺术运用出现得更早。《汉书·外戚传》有载，汉武帝思李夫人心切，方士即以此术招来其身影。怎样给真切的情感一个真实的影子？皮影戏也许就是关于当下江南诗人写作的一个隐喻。广为流传的或具有地域性特征的词语与事件被裁剪出外形，将影子投射到诗歌的外层帷帐之上，带来新的魅惑。那么，古老的技艺如何现代化？如果仅是对古风的词句和情景的模仿，诗歌容易滑落成傀儡，自身无法行动，不能独立成一种审美艺术。所以，在皮影戏表演开始之前，幕后的操纵者、剧本、皮影的样式皆需完善，而最重要的就是找到那位“李夫人”。“李夫人”是谁呢？该如何寻找这位心中的“李夫人”呢？朱朱做出了一些回答：“薄暮我回家，在剔亮的灯芯下，/我以那些纤微巧妙的词语，/就像以建筑物的倒影在水上/重建一座文明的七宝楼台”（《江南共和国》）。朱朱显然意识到了词语和风格的必要性，他从历史与典籍中取材，以新的视角重新审视历史中的女性。朱朱也深知，无论借助怎样的技巧，事物是无法重现的。他的江南精神不要求重建那些建筑物，而是要寻找倒影，在激烈的历史与政治暧昧的个人化叙述中，寻找柳如是身份的接续和现代视角关照下的心灵变化，凝聚出一个亦古亦新的身影。
在地域性书写中，诗歌材料因其地理历史属性而具备江南风貌，但仅此尚不够江南，诗人还深谙传统江南郊游式的内在审美特质。于是，借助语言、风土、属于江南范畴的历史形象，以及水乡的日常，诗人赋之以技艺的锻造。
三
江南的现代之思
诚然，古典的江南陶冶甚或规训着当代江南诗人的取材和观念，但它并非唯一的影响，江南在变化，当代江南诗人的地域性诗写也在不断扩充江南的精神疆域，增加江南新的审美特质。在进入现代后，西方文化强势涌入，社会制度更迭，这些极大冲击着人们的观念，而现代的体验也催生了现代性的诗情，更具反省和多思属性的江南之诗应运而生。许多诗人在遇见江南之前，就已经体验过其他的山水，纵使他们抵达江南，确认了自己的声音可以在这里得到延续，异质文化的碰撞、过往的经验也带来了困难，而这也为诗人提供了切入江南的方案，使他们有机会从认知的惯性中苏醒。对新环境的好奇和融入的需求，也让他们愈发敏感地去思索江南恒久不变的内核。
作为一个异乡人，南京是黄梵扎根的地方，“记得许多次我沿着它的街道闲逛，只能感到一种气息，这气息使人仿佛置身于一座可以专心思考的城市”（11）。也许是城市气息的加持，黄梵的诗善于从细小的事物开启思考：“一条梧桐路，可以让我停下手中的活/每片叶子都是小小的耳朵/就算隔着最宽的马路，我的自言自语/依然会让叶子在风中侧目”（《金陵梧桐》）。黄梵的诗少有明显的地域风貌，但城市与个人的气质渗透其间。黄梵曾表示，数次迁徙中，他经历过不同的方言和文化，这些使他惊觉普通话思维定式带来的对相异事物的忽视，西方文化对地域迁徙的整合，也使他遭遇重重困境。而这些共同构成其江南诗歌写作的复杂底色，也为他的写作提供了角度。
“在江南，小镇，是神的手艺。/——廊柱来自山林，青瓦来自烈火，/而瓦垄间的小草，屋檐上/滑落的雨滴，/无人深究它们来自哪里。”（胡弦《青瓦》）江南小镇是如何构成的呢？木头刨皮开槽可以支撑建筑，黏土经过火的淬炼可以坚硬防水，人们从自然中发现材料和原理，造就了江南小镇的硬件。若仅如此，江南只能是匠气而僵硬的，但“瓦垄间”生长出“小草”，“屋檐上”“滑落”下“雨滴”，混着泥土的植物气味与氤氲的水汽都是非人为的、神性的，它们的渗透是人与自然的合作，是激活江南灵气的关键。自北方迁徙而来的诗人感受到了这神秘和不可控，还有被允许使用且不被反噬的天赋的慈悲。也许这便是江南小镇曾经或之后，能够一直成为具有灵韵的艺术品的核心秘密。这时的诗歌由江南地域风格的事物组建，格调有江南之古意，发人深省。这也代表了对江南进行现代性思考的路径。
很多时候江南已不再是江南本身，而是一个具有理想色彩的想象之地的代称。无论江南诗人从何而来，他们书写江南的诗歌就像是一度被视为招魂术的皮影戏，它需要一些物理原理支撑，更要向自然借一缕光，反映出元话语性质的文化，返乡就是这元话语重要的一脉。而明知理想江南的不可重返，却有意为之的悲哀与挣扎，也构成了现代江南诗写的底层逻辑。返乡不仅是精神的返乡，也是语言的返乡，但返乡就像一个悖论，离乡很近的时候是意识不到的，离乡愈远，返乡才愈迫切，“‘比那更美的地方’的确有过，那就是无垠水乡的江南。但那地方已今非昔比。/我们陷入了彻底的贫困。/艺术家最私密的贡献是把欢乐呈现给他同时代的人们。”（12）就像胡弦那样，作为一个“永远无法返乡的人”（其散文集书名），在路上、在另外的词与物的关系中，展现返乡的徒劳和努力，这一矛盾也是当代江南诗人现代性书写的常态。
特有的地理环境，以及诗歌刚柔相济的特质，都会对诗人的逻辑观念、思维产生影响。诗人在做个人风格选择时，会将人文资源、历史文化资源部分叠加为自己的附加气质。这种气质和诗人的天赋、性格、气韵相结合，共同化作文字面具。“置身于这样的地理空间中，它时常提醒你能够在精神漫游的时间旅行中与过去‘交互呼吸’，从而极大地拓展我们精神生活的疆界，使当代日常的琐碎获得形而上的意义。”（13）所以，从地理上划分江南身份只是一个维度，将历史上所谓的江南诗人的诗写与当代江南诗人的诗写对比，或者将同代中来自不同地域的江南诗人的诗写进行对比就会发现，江南诗人的诗句并不完全江南，但又微妙地将江南纳入其中。
四
如何“地方”：本真与平衡
一部文学作品能否有极高的审美价值和较高的接受度，需要看它怎样处理地域性和世界性的关系，能否形成创新性的内质和独特的语言美感。或以地域性为基底披上世界性的外衣，或以世界共通的现代意识为基底加上地域性的风情和语言，路径也许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写作的打开和独特风貌的呈现，关键就在本真和平衡。
本真存在于与个人有切实联系且倾注关心的地方，对于江南诗人来说，书写他们所居住的江南正是在获得这种本真。江南诗人群体的出现，江南诗人在新诗中的地理性表现，是特有的一方空间对诗人的孕育和型塑，这是本真的基础。诗人的地域性写作通常面向历史及具有地域特征的场景想象寻求帮助，他们打破了物理意义上的单向度时间，将时间掌控在手中。事物是否具有其本真，以及其本真何为，也往往表现为对某种地域本质的固守。对于艺术来说，事物被感知方存在，方能触摸其艺术肌理，并在被摸索中产生文学意义。特别是在现代化进程较快的江南，文化记忆是如此重要，事物在地方历史中的存在如此重要，一只穿越历史的用于摸索的手是如此重要，因为“冷漠之物需要在更会呼吸的掌纹里孵化和生长”（14）。事物的本真就是物质性部分，是从最初被感知一直到当下传递出的信息总和。江南诗人对存在于江南当下时空中的事物进行摘取时，本真便随之而来。本真虽至，诗人是否能将本真有效地展示和保持，还需进一步剖析。在地域性书写中，个人与写作对象是诗歌的两大基本要素。写作对象由于地域性限制，潜在携带着地方性内涵，而地域同时也是个人所处的空间。地域性诗歌本质上也是在探求和处理个人与其所处空间的关系，这个空间因为存在历时的传统、共时的他者而具有集体性，这也使地域性书写天生背负了将个人与公共相融合的任务。地域性书写也可视作对从众写作导致的同质化和90年代以来写作过度私人化的解决方案。
从大众性审美来看，与都市或工业化、现代化所带来的副产品的对抗，显然已经成为判断某些诗歌是否具有反省功能的重要标准。而地域性书写恰恰展示了这种对抗。杨键曾做过13年工人，在此期间他几乎没有写过一首关于工厂的诗。对此他曾表示，他是一个自然诗人，对他来说，工厂是一个很难形成语言的地方，自然才是使语言保持活力的地方，是与心灵最容易发生关系的地方。但这其中也隐藏着一些问题，比如上海这样的城市，对地方性的选择容易聚焦于尚未被现代化所覆盖的过去和边缘空间，从而与其他更大面积的生存空间失之交臂，而地方性也会沦为边角料和孱弱的呻吟。这类地方性书写如何保证对象的主体空间和当下性，或作者如何释放地方的活力，规避拙劣的仿古行为，发掘属于这一空间的特点，还需要尝试。况且江南的都市化是快速而超前的，大都市面对世界敞开的开放性视野，会对地域性造成冲击，而溢出了地域感的现代都市面貌和生活，看似缺乏诗意，却是现代诗写需要消化的内容。
合格的地方性写作是有难度的，并非所有居于某地者对其所处地域的诗写都是有效的，这要求写作者既要把握本真，又要掌握平衡。过于偏向已被公认且熟知的江南传统（集体）容易抽空地域独特性，空逞着虚伪的激情，使诗歌同质化；一味寻求地方特色又无异于喃喃自语，使所谓的地方性仅能面向个人，其历史性和意义也由于无法流动而被忽视。另外，更重视那些尚未被都市现代化所覆盖的过去和边缘空间，对看似缺乏传统特色之空间的有意忽视，也是对与个人紧密相连的生命经历的剔除，极易损伤地域的完整性和真切感，从而陷入缺少成分的伪书写。如此一来，地方书写最终就只能变成无“地方”了。
新诗发生以来，历史的诉求一直主导着新诗，创作和评价空间的收放，在完成对时间个人性的认领中，也挑战着新诗的生长。地理思维或空间思维，有助于打破书写和评价惯性，这也是地域性书写的重要任务。地域有时会困住诗人，但身份意识有时更会解放诗人。江南诗人在历史和地域的双向束缚中转身，完成了具有思考性质的空间书写和自我确认。
注释：
* “雨在他们的讲述中”来自格风诗集的书名。见格风：《雨在他们的讲述中》，南京，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22。
（1）《春秋左传集解》（下），第601页，杜预集解，李梦生整理，南京，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20。
（2）刘昫等：《旧唐书》第2册，第856页，长沙，岳麓书社，1997。
（3）徐茂明：《江南士绅与江南社会：1368-1911年》（增订本），第3页，上海，中西书局，2021。
（4）吴楚材、吴调侯选编：《古文观止》，第57页，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23。
（5）刘安等：《主术训》，《淮南子》，第81页，长沙，岳麓书社，2015。
（6）刘昫等：《旧唐书》第3册，第2202页，长沙，岳麓书社，1997。
（7）李伯重：《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50-1850）》，第22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8）魏征等：《隋书》，第1730页，北京，中华书局，1973。
（9）《巴黎评论》编辑部编：《巴黎评论·诗人访谈》，第175页，明迪等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
（10）王东东：《大象的退却，或江南的对立面》，《扬子江文学评论》2023年第2期。
（11）黄梵：《默读南京》，《山花》2001年第2期。
（12）庞培：《神奇的江南性》，《扬子江文学评论》2023年第2期。
（13）朱钦运：《当代诗中江南书写的古今互动》，《扬子江文学评论》2023年第2期。
（14）张光昕：《驶向“另一种地理”——论朱朱诗歌的内在经验》，《扬子江文学评论》2023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