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25年1月，《现代评论》发表了文艺评论家张定璜的文章《鲁迅先生》，其中写道，鲁迅先生的作品“满熏着中国的土气”，“他可以说是眼前我们唯一的乡土艺术家”。在写讫于1935年3月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言里，鲁迅明确提出了乡土文学的概念，并对之进行了阐发，提出乡土写作是“将乡间的死生，泥土的气息，移在纸上”。在鲁迅的影响下，乡土文学创作发展成庞大的一脉。在这条脉络中，刘绍棠无疑是一个极为突出的节点。今年是鲁迅先生逝世90周年、刘绍棠先生诞辰90周年。在这样一个时间节点，抚今追昔，探讨前辈作家的创作遗产及其对于当下文艺创作的启示，有着重要的意义。
刘绍棠对乡土文学极为用情、用力颇多。这既体现在其乡土小说创作的斐然成就上，也体现在其对于乡土文学的大力倡导和理论建树上。除《乡土与创作》《我与乡土文学》《乡土文学四十年》等若干部以“乡土”为中心的理论散论集之外，《四类手记》和《刘绍棠文集》第10卷等，也比较集中地收入了刘绍棠关于乡土文学理论思考的文章。
在乡土传统与人们的社会生活渐行渐远的当下，为什么我们还要重提“乡土文学”或“乡土写作”、重温刘绍棠的乡土文学创作和乡土文学理论呢？关键就在于“乡土”这两个字是说到了中国人的根本上、本色上的。乡土这个概念，应该说是抓住了中国人本质的一个重要方面。东汉班固在《汉书·元帝纪》中就讲，“安土重迁，黎民之性”。在乡间，最普遍、最朴素的神庙是“土地庙”，往往建在村口路边，是低矮的显得有些简陋的建筑，供奉的是土地神（又称“土地公”或“土地爷”）。老百姓还有一句非常淳朴的话，叫作“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乡土，可以说是中国人肉身和精神的“胎盘”。社会学家费孝通曾说：“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中国社会的基层是乡土性的”。“乡下人离不了泥土，因为在乡下住，种地是最普通的谋生办法”。“土”，是乡下人的“命根”。“我们的民族确是和泥土分不开的”。经济社会发展起来以后，人们，特别是青年，可能希望自己更城市化、更现代化一些，或者说更洋气、更摩登一些，但骨子里可能还会有一些“土气”，并且这些“土气”是赶不走的。它倔强地留在那儿，成为我们的底气和骨气。所以，真正触摸到乡土气息的文字，往往直抵骨髓、思深虑广，比如，鲁迅的小说集《呐喊》，费孝通的学术著作《乡土中国》，都是如此。
刘绍棠对文学创作中的“写什么”“怎么写”等问题多有论述，其着重点都在“乡土”二字上。他解释说：“乡者，地方也；土者，民间也。”这明确强调了乡土文学的“地方性”和“民间性”。在刘绍棠乡土文学理论中，一个核心概念是“土气”。什么是“土气”呢？刘绍棠的回答是：“土气，在我看来，就是要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和浓郁的地方特色；也就是从内容到形式，都表现出强烈的中国气派。”他提出：“土气的作品，我称之为乡土文学。乡土文学在我的心目中，就是要坚持现实主义传统，继承和发展中国文学的民族风格，保持和发扬强烈的中国气派和浓郁的地方特色，描写农民的历史和时代的命运。”他还概括出乡土文学的四个特征，即“中国气派，民族风格，地方特色，乡土题材”。刘绍棠认为，要想写出土气的作品，就要求作家是一个土性的人。他以自己为例说：“土生土长的土性，也就是我的经历和教养决定了我是个土命人，是个土著作家，只能写土气的作品。”刘绍棠所讲的“土气”或“土性”，实际上是在讲一种“根性”，讲乡土文学是一种“根性”文学，是深深扎根中国大地和中华文化、具有中国气质和禀赋的文学。这种“根性”既体现在作品中的人物性格上，也体现在作品的叙事语言和人物语言上，并且人物性格也是以叙事语言和人物语言来刻画呈现的。
二
作为当代中国乡土文学代表作家的刘绍棠非常重视文学语言问题。这可以说是其乡土文学创作能够经得起历史检验的一个重要元素。刘绍棠在许多短论中都谈到乡土文学的语言问题。他说：“小说第一讲究的是语言。”“艺术性的决定因素，是语言。”“语言是文学的第一要素，第一要素不及格，只能做一个留级的作家。”“我从开始习作，就在语言上下功夫，这两三年，更花了些气力。”“中国小说最鲜明的民族风格，是依靠人物的个性语言和行动中的细节描写来刻画人物性格和透露人物心理活动，不像外国小说那样着力于对人物心理活动的剖析和描写；所以，要想继承和发扬中国小说的民族传统，必须语言功夫过硬。”他主张文学语言要“达意而传神”。
刘绍棠结合自己的写作经验谈到乡土文学语言的三个来源。一是从生活中积累丰富多彩、优美生动的农民口语，把新鲜活泼和具有个性的农民口语大量运用到小说创作上。他特别赞赏农村妇女的语言艺术，称她们的语言“绘声绘色，绘影绘形，悦耳动听，耐人寻味”。二是从民间文艺（如曲艺、地方戏等）中汲取语言艺术的营养，主张小说作者应该学习评书艺人使用口语抓住听众的本领。三是从古典文学中得到神韵和文采的熏陶，不仅学叙事文的语言表现，还可以学骈文体的节奏感和音乐性，学古典诗词的高远意境，提高小说创作的精神境界和美学水平。他特别强调，“古典文学造诣越深，小说创作的语言艺术也就水涨船高”。
刘绍棠还有一个虽着墨不多但非常重要的乡土文学主张，就是倡导“无主角戏”小说创作。他说：“生活中有主导，有主线，有主体，但是没有主角。”一篇小说的人物，如果“硬要其中一个人物扮演主角，其他人物都围绕这个主角团团转，便要削生活本色之‘足’，适突出个人之‘履’”，“近年来我的小说，想方设法从主角戏的桎梏中挣脱出来，只对生活进行自然的剪辑，使每个人物都有他自己的戏；相互之间既有不可分割的制约，也有个人表现的自由”。他以《蒲柳人家》为例说：“6岁的顽童何满子从头至尾都出场，但是这个光着屁股野跑的小家伙显然不是主角。他只不过是穿针引线，把其他人物串联起来。周檎和望日莲是主角吗？也不是。他们不但不能左右其他人物，其他人物反而在左右他们。何大学问、一丈青、柳罐斗和吉老秤，都各有其重要作用，相辅相成而并无主从。”这种无主角戏创作，其实是一种很深刻的思想，是一种新乡土民主意识的重要体现，“六亿神州尽舜尧”，就是说新中国的人民作为主体，是人人皆为主体。无主角戏正是这种民间主体意识的一个鲜明的体现。现在来看，无主角戏主张还在一定程度上暗合了互联网时代的创作、传播和阅读规律，应该说这在今天依然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当下感很强的思想。
刘绍棠的乡土文学观念，是开放的，而非封闭的；是发展创新的，而非固步自封的。刘绍棠主张“大乡土文学观”，他说：“乡土文学不能画地为牢。必须大处着眼，小处落墨，是在宏观照应下所进行的微观艺术创作。我所主张和致力的乡土文学，乃是纳百川于大海，大而化之的乡土文学。此即大乡土文学观。只有在大乡土文学观主导下写出的乡土文学作品，才能在21世纪立于不败之地。”他称鲁迅先生所提出的“现在的文学也一样，有地方色彩的，倒容易成为世界的，即为别国所注意。打出世界上去，即于中国之活动有利”这一论断，“永远是中国乡土文学的灵魂和指针”。他还主张“洋为我用”“吃‘羊肉’变人肉”，积极借鉴外国小说经验，认为乡土文学不能一成不变，既要继承，更要不断革新。刘绍棠的乡土文学理论之所以有生命力、有活力，是跟其不断求新求变的思想特质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刘绍棠既强调乡土文学注重地方性、注重地方色彩呈现的一面，同时，他也强调这种地方性是“大处着眼”的，是以日常撬动本质，以“小切口”来表现“大主题”。这实际上是对鲁迅乡土小说创作精神的继承。张定璜讲鲁迅的小说：“《呐喊》里面没有像电影里面似的使你焦躁、使你亢奋的光景，因为你的日常生活里面就没有那样的光景。鲁镇只是中国乡间，随便我们走到哪里去都遇得见的一个镇，镇上的生活也是我们从乡间来的人儿时所习见的生活。在这个习见的世界里，在这些熟识的人们里，要找出惊天动地的事情来是很难的，找来找去不过是孔乙己偷东西给人家打断了腿，单四嫂子死了儿子，七斤后悔自己的辫子没有了一类的话罢了，至多也不过是阿Q的枪毙罢了。然而鲁迅先生告诉我们，偏是这些极其普通、极其平凡的人事里含有一切的永久的悲哀。”这其实道出了鲁迅先生乡土小说的杰出之处，其于独特的乡土叙事中，隐含了一个民族的普遍的精神创伤及其疗救路径的探索。“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地方色彩、地方性中，带有一种普遍性情怀，一种对于“远方”和“人们”的关怀。这或许就是“言近旨远”吧，表明了乡土文学所展开的多种的可能性。
三
当代社会，随着中国式现代化不断推进，农业机械化程度提高、城镇化建设加速、新农民网民化比例提高，农民在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与土地的分离程度都日益加深。在文学创作方面，键盘写作越来越普遍、AI写作（或AI辅助写作）方兴未艾，牵引现代化思维方式深度转型，文学写作也在逐渐拉大与乡土的距离。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国乡土文学应走向何方？新时代乡土文学应如何为增强国人的文化自信提供动力？刘绍棠以乡土为中心的文学理论或许有着尤为重要的参考意义和价值。
乡愁，可以说是我国文艺创作的重要母题之一。背井离乡的写作者抒写怀乡愁思，是新时代乡土文学也是新大众文艺的重要呈现方式。而考究语言也正是网络文学提升层次需要补足的一个短板，否则网络文学也同样有让人“看着头疼，念着牙疼”的问题。今天我们探索乡土文学发展路径，关注刘绍棠的乡土文学作品和理论，我觉得主要是应确立起一种关于乡土的自觉意识——守住根性、应对新变。有了这样的自觉意识，我们的创作才是有根的，才是有所依归的，才会血脉贯通，才留得住乡愁、望得见远方。生机勃勃的参天大树，从来都是扎根于丰沃的泥土。
在写作此文的间隙，我又重温了刘绍棠的一些代表性中短篇小说，比如《蒲柳人家》等。今天读来，依然觉得里面的每个文字都是极认真极用心的，字里行间透着一种敬重和自信。刘绍棠曾谦逊地称其作品为“野花”，强调其“土生土长”的特色。在其笔下，人物和故事确乎都带着古老而新鲜的泥土气息，但这个气息，或者说这个“土气”，绝不是我们日常意义上所谓的“土气”，而是鲜明的“国风”气质。在《我是一个土著》一文中，刘绍棠讲到土与洋的辩证法：“许多优秀的外国文学作品之所以吸引我们，是因为它们表现出它们本国和本民族的风格、特色与气派。我们眼中的‘洋气’，正是这些外国文学作品自身的‘土气’；而我们的文学作品越具有中国的‘土气’，在外国人眼里也最‘洋气’。”我们现在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讲好中国故事、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还有现在文艺界倡导的新大众文艺，我觉得以刘绍棠为代表作家之一的当代乡土文学写作及其思想理论在这些方面都应是一个很好的借鉴。
（作者系求是杂志社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