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早自20世纪90年代初期步入诗坛始，阎安等当代诗人就敏锐认识到中国诗歌正面临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从其之后数十年勤勉于诗、为诗的人性价值辩护，并就诗歌的观念、题材、语言、形式等各方面进行探索革新，以其对当代汉语诗歌现代性的深度思考实现个人风格从浪漫主义到现代主义的美学嬗变，同时以系列作品的多维度和复杂性呈现中国诗歌现代化转型的过渡性特质与历史面向，由此构成当代文学史叙事和诗歌研究事业中具有典型意义的现象启示和价值议题。
关键词：阎安诗歌,现代主义,浪漫主义,过渡性,诗歌危机
至今日在世界文学潮流中成长的中国文学已取得不菲成绩，尤其以莫言小说二零一一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为界标志着中国现代文学建立后的质性飞跃。其中，中国新诗自诞生时的五四运动“急先锋”和之后每一次与社会主流思潮相呼应的态势走过了风云跌变的20世纪，终从80年代末退出主流历史舞台潜心于自体发展。随着90年代新的解放和文化活性重新接通的西方现代文学思潮，当代汉语新诗再次面临民族与世界、传统与现代，以及先锋与常态建构的激越新局面。好在当代诗歌已经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独特发展之路，这条路也是由每一个中国诗人具体而微走出来的。其实自19世纪后期或更早，诗人就已在克服中国诗歌危机包括诗歌危机的阴影，比如首倡“我手写我口”的黄遵宪，“开一代风气之先”的胡适及其“诗界革命”，为新诗“创格”的郭沫若及其诗集《女神》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后的“现代派”“象征主义”和“朦胧诗”以降等。回顾“新的崛起”及其历史和现实之殇，80年代之后的当代诗人不得不再次面对“千年未有之大变革”之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多重转型对诗歌文学的彻底激荡。虽然以谢冕为代表的中国诗评家早也认识到，我们所置身的时代不同以往：“一个旧的时代正在过去，一个新的时代正在诞生。对于诗歌而言，一个以群体的意志为主导的‘集体抒情’的时代正在过去。经过一番激烈而痛苦的蜕变，以普遍的人性和受到尊重的主体性为重心的诗歌实践正在逐渐取代业已成型的创作模式。”《中国新诗史略》记录“从这里往后叙述的文字，是一个崭新的开始：一种真正体现了时代精神并充分张扬个性的诗歌，正是以自由、开放的姿态书写着中国诗歌史新的篇章。”诗人阎安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步入90年代中国诗坛的，但一种“历史的断裂”既已发生，必将持续下去——这种断裂不光以文学的边缘化趋势出现，对诗人首先意味着诗和自身存在的危机。而随着日益加深的文学市场化，新世纪语境的网络化和媒介化，中国诗歌屡屡“雪上加霜”的生存负累已不是新文化运动之初诗坛流派、言语体式或思想论争所涵盖和解困的程度，它演变成一种深入文学内部关涉诗歌生存的本体性危机。这种危机本质上是现代文化的危机，或称为现代性危机，属于现代人之存在的根本危机。
对此，以阎安为代表的当代诗人有清醒的认识：“今天这个所谓的现代化世界是把精神的人不断还原成纯粹生活的人、日常的人、物质的人的重大事变，今天的人类正在大面积地沦丧为以自我为中心的、将自我绝对化的小小的享乐者和哭泣者。现在人们更加坚定地把诗歌理解成了一个文体。当然，诗歌自诞生起，一直被误解所追逐，包括诗人们自己也在诗歌内部误解诗歌。这种追风弄影的误解累加到今天，我有一个极端的表述：已经快没有诗歌了。”面对现代化进程对诗歌残余空间的不断挤压，现代文类机制把诗歌简化为一种文体处理，阎安等诗人敏锐提出：“相对于诗歌的超文体性，文体只是历史内部的产物，任何文体都是一个小格局，而停留在表意的技术要素上阐释一个文体，是现代以降最为等而下之的精神维度，停留在抒情性所要求的现实感、真实感的语言伎俩上，更是对诗歌天然的要具有的那个创世性内在机制和文体机制的可耻的放弃。”事实上，现代诗歌已不得不进行内部调整来面对危机，以能够容纳新的时代经验并为其自身存在的合法性正名，这也同时成为每一个当代诗人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为此笔者尝试以著名诗人阎安及其诗歌为例，着力考察当代中国诗人如何应对世界文学背景下的当代诗歌危机，及其作为个案典型其从浪漫主义到现代主义诗歌路径之嬗变、确立对中国文学现代化的启示性，包括他的系列作品在诗学观念、内容题材、语言范式、形式建构等多维探索与面向呈现，对我们探究中国过渡期诗人以及中国诗歌的过渡性现象等所不可替代的价值和重要性。
一
当中国文学史进入90年代，伴随市场经济和货币法则的以个人为本位，它要求发挥一切个人的主动性、创造性和主体能量，包括由此建立的市场经济秩序其最为根本的意义在于实现普遍的个体独立、个人解放和推动人们走向独立发展等新型写作现实与文化品味，与彼时的阎安还是一种遥远的潜在期许。诗人刚刚沉浸于80年代中国大学校园的现代文学启蒙、宏大家国理想和隽永卓绝之梦，敷一毕业就遭遇关于市场、民族、消费的“人文精神大讨论”。作为一种持存的生命背景和历史能量，90年代文学新语境对诗人阎安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不过像种子一样其效力的发挥留待新世纪慢慢完成。而同大部分写作者一样，阎安最初的诗取材于他的生长土地、家乡神话和个人经历，换言之陕北文化是造就诗人早期风格的发源地。作为美与对象的性灵呈现，就其本质而言，诗和浪漫主义无法分割。但同时，是陕北独特的地质地貌、神话般雄浑阔大的高原气象，和悠远的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混杂共生的历史景象共同决定了阎安诗歌语言的早期质地，并构成他诗美风貌的基本倾向。参悟陕北民歌其根植于北方大地、自然风物和人间心灵的艺术祈愿，尤其它“以命吟唱”的那种悲剧意蕴和生命力量，会更深刻地理解阎安早期诗歌中的浪漫主义神话叙述和民族史诗志向。虽然阎安诗歌的浪漫主义质素和诗人阎安的浪漫主义气质在学界已是不言自明的事实，譬如曹谷溪先生已在30年前撰文《生命：与土地同步震颤——读青年诗人阎安的<与蜘蛛同在的大地>（代序）》指出，但这种特质作为诗人风格的内在结构延续到今天的创作无疑是极珍贵的。而若细究，决定阎安诗歌浪漫主义诗学路径的因素至少有以下三重向度：
首先得益于中国古典诗学的浪漫主义传统。在大学较为系统地接触西方现代文学前，阎安小学期间曾在青海棉纺厂借阅室大量阅读中外诗歌经典，尤其庄子、楚辞、普希金、蒙莱托夫等为他所爱。虽不能诵，作为一种文学养分它深深扎根于诗人心田，以致诗人创作伊始就把“意象”作为其文学宇宙建构的根苗。其实阎安诗歌精神镌刻着中国古典诗美自先秦《诗经》以降的民族情怀、自然意识、家国思想和史诗传统，就像他偏爱屈原在诗里一再写到孔子，包括后来有计划地重新研读古典文学和历史典籍。传统诗学作为中国诗人不竭的文化血液和精神食粮，终以一种浪漫主义的人格操守和诗歌路径保存下来，既如《与蜘蛛同在的大地》在“大风和大水，植物和光芒，鹰群及飞鸟，青铜及颜色”中完成他对土地、民族和人类命运的整体反思与关注。事实上阎安诗歌的浪漫主义倾向不仅体现在他对意象近乎本能的重视，也内在决定他早期诗作的抒情性。虽然晚近阎安很少“抒情”，并力图克服汉语新诗的抒情惯性，其早期诗句充满生命落拓和宇宙绮思的狂放舒卷，诗集《玩具城》之后抒情诗在他诗歌中的占比日渐减少，这侧面证明其从浪漫主义向现代主义转型的诗路必然。
其次归因于阎安自身的浪漫主义诗性气质。诗人大多是天生的，浪漫气质作为阎安性格底色的一部分在他很小的时候已经形成。其中5岁时像“包袱”一样被带到西宁大姨家寄养、他独自面对苍茫无助的青海星空时不合时宜地产生了自我。自我意识的产生和随之而来的孤独感，驱使少年阎安不停地阅读、思考，以及借助自然之物去澄想和安顿心灵。即是说童年寄养经历和情感的断裂与压抑唤醒并强化了阎安性格中敏感、孤独、通过补偿性想象慰藉自我的一面，加之促成他早期写作的环境根源：80年代末被分配到一个偏远陕北县城，“让人有一种生活在黑暗中的窒息感……我当时唯一能做到的事，就是通过更深入的写作和对大量难以理解的书籍的强制性阅读，控制和安顿自己，缓减那种很强的内心冲突和危机意识，并通过发表作品和外界保持一种联系。”为克服现实人生之巨大落差，诗人转向强调直觉和思想能动性的艺术与哲学，通过构建想象世界缓解存在的焦虑。实际上阎安不仅写诗，也写小说、随笔和大量的跨文体文学札记。不过诗，作为他把生命之重从内部变轻的有力途径，作为对命运之苦的还击，是他以诗为法门给这个臃肿世界的美与挞伐。因此写诗或成为诗人才是他最大的浪漫主义和尊严之择，以文字或文学的形式整肃人生问题、时代问题和文学本身的问题构成他最本质的理想性。近言之，是先天独具的诗性气质保证了阎安的浪漫精神及其浪漫主义诗人路径的可为可能。
最后得力于19世纪英美浪漫主义文学的影响。世界文学思潮中的浪漫主义曾诞生了包括彭斯、布莱克、华兹华斯、拜伦、雪莱、史蒂文森等诗人，其作品自20世纪80年代译介出版便对国内诗人产生不断影响。阎安吸收到浪漫主义诗歌艺术“重视自然，重视个人体验，强调直觉，重视情感，崇尚自然背后的博大精神和无限生命力，认为自然界的有机统一性在于它被体验为一个美学上的整体”等思想之华，并在继承中国古典诗学重意象和意境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一种具有现代意识、重视直觉想象、立足个体性和自我风格的新型浪漫主义诗歌路径。这种“新浪漫主义”在阎安诗中表现为一种从诗人内心出发反映客观秩序的物性修辞艺术，以个体性语言和直觉性意象构建奇异瑰丽的诗性空间等现代技巧，同时注重诗歌结构和以自然场域展开的对时代人生的壮阔反映。像《玩具城》里《南方 北方》《鸟首领》《旧时代的春天》《整理石头》等重要篇章，诗集《整理石头》中的“北方的书写者”“我一直崇拜的山”和“整理石头”等辑也集中体现阎安民族志诗学在浪漫主义路径的史诗开拓和整体性建构。而如鲁迅文学奖授奖辞所言“他着眼于现代文明又立足于乡土农耕情怀，扎根于西部又在地方性体验中寻求超越，深切地关注现实，又在时代的复杂经验中实现诗学的提炼和升华”，阎安以《整理石头》《玩具城》等文本建制成功开辟出一种崭新的民族诗歌理路和现代诗美风范。
需要补充的是，90年代阎安所践行的“新浪漫主义”诗歌理念与此前海子、骆一禾等在重新发掘中西方浪漫主义诗学的形而上义涵和神话资源基础上，主张把诗当作“创世”性行为、以意象和想象力构造出某种强有力的诗歌主体，并通过诗性自我的非凡抵达创造一种超自然的神性空间和“共时性诗学”的目标愿望是不谋而合的。结合此时青海诗人昌耀正忙于他浩漫浑厚的史诗建构，包括李岩、成路、远村、尚飞鹏等的陕北诗人群也在为民族史诗忙乎，皆可说明阎安早期诗歌的“新浪漫主义”倾向不仅是一种个人选择，也符合文学史逻辑的内在必然性，成为我们研究新时期以来浪漫主义诗学之重要参照。
二
记得19世纪浪漫主义文学诞生前夕，英国作家托马斯·洛夫·皮科可在《文学丛报》第一期发表《论诗的四个时代》并预言诗歌将日趋堕落，最终从现代社会消失。皮科可认为工业革命之后的诗歌将不再是文化或艺术的中心，自笛卡尔以来的理性主义哲学和牛顿以来自然科学的巨大进步对诗歌势必会造成毁灭性打击。“蹒跚在感性和形象性中的诗歌，已经无力包容人类新的认知成果。可验证的知识正在日益拓展，将诗意的幻想赶到世界和心灵的角落”，皮科克指出“在诗歌兴起和繁盛的时代，生活中的种种联系都由诗意的题材构成。而在我们的时代，情况完全相反。”当时的华兹华斯和雪莱等也认知到这个，并且提出诗歌在现代社会的尴尬处境，与其说是诗歌危机不如说是“灵性危机”，甚至人性危机。即是说在工业革命创造的巨大财富和现代科学迅速进步之后，若连人性都难以保全何况于诗？正是较早地认识到现代性价值的内在缺憾尤其对诗所造成的严重后果，雪莱写下著名的《为诗辩护》、华兹华斯也在《抒情歌谣集》三版序言中郑重为诗申辩。迁移过来发现这跟中国诗歌的此前处境何其相似！而目前当代汉语诗歌还要面对传统诗学的内在压力、西方翻译诗歌的外在侵袭，新世纪以降的语言媒介化以及AI诗写等全方位挑战，对此，诗人阎安表达过他同样深刻的忧虑：
在当代汉诗近乎垃圾化的铺天盖地的物化浪潮中，中国的诗歌和诗学在新的西译思潮中，由过去从译诗中汲取思想转型为一种文本的西化式觉醒，但是这种偷梁换柱式的觉醒，归根到底没有突破性的作为，它不得已地在抵近技术层面后就搁浅了，因为它只带来了一种修辞学和形式上的转变，却不能从根本上确认和表达中国式的当下现实与生存境况，逐步陷入不是重复别人就是重复自己的恶性循环之中。……古典写作源于人格完美或完美的人格理想，具有直接的、广阔的宇宙和时间情怀，悲天而悯人。现代写作源于人格物化，甚至人格分裂，迷恋于个性表演，直至迷失自我，无心而伤感，不得要领。古典写作的至境是以人性超越人性，借以沟通或重合于神性，造成人可以住进去呼吸的诗性境界。现代写作是以物性代替人性，在庞大的物质之中追逐并迷失人性，在扭曲和挤压之中难以自拔。艺术的机制，尤其是诗歌艺术的机制是一个创造性的机制，停留在物性甚至迷恋物性，这意味着我们在最需要创造性的事业上普遍地丧失了创造力。
如果说皮科克、华兹华斯和雪莱等从外部指明了英国现代诗歌所面临的危机，阎安则从中国诗歌文学内部揭示出它衰败堕落的根源。而所有的反思都是为了变得更好，诗人们决定从自身突围，如同华兹华斯、雪莱以诗对“灵性危机”和“人性异化”所做的挑战，阎安自诗集《玩具城》开始全面转向现代主义。《与蜘蛛同在的大地》出版十数年后，阎安又一部代表性诗集《玩具城》二零零八年面世，此时诗人早已不惑诗集却充满他对时代、诗歌和人性本身的深刻质询。作为其前期最重要文本，《玩具城》不仅奠定诗人阎安的成熟诗艺，也确立作家阎安的主体性立场，且幽微呈现出阎安诗歌艺术的过渡性面目和转折痕迹。除却两首书写北方的民族志诗篇，这部诗集几乎是全新的东西，从内容到手法都极先锋极现代。尤其诗人特别调用个人观察世界不可重复的角度，以及与此相适应的不可重复的个人化语言，并犀利揭示现代社会支离、复格和逃遁的虚无本质。此时诗人从陕北小镇蛰居到关中大都市（西安）生活也十年有余，若《与蜘蛛同在的大地》专注的是乡村、土地、民族的话，《玩具城》则饬力于城市、自然和时代。其实阎安诗歌路径转型与中国社会现代化、工业化、城市化进程有时间逻辑的内在一致性，《玩具城》《玻璃》《邮政局》《郊外的挖掘机》《异乡人》《清洁工之死》等诗更深刻反映出人与传统、人与自然、人与时代断裂中的伤痛与悲戚，而明显区别于早期诗作对大地和民族的赞美情怀。不妨以两首同为《黑暗》的诗对比见其浪漫主义与现代主义：
在根里下沉在叶脉中上升/所有我走过的道路/在今夜的荒凉里陷落/今夜我是荒地上唯一散步的人（摘自《与蜘蛛同在的大地》）
黑暗也是一个孩子 母亲说/上帝死了/黑暗需要人的照看（摘自《玩具城》）
区别在视角、立场的歌唱到批判，因为“现代主义作家们的作品，不仅仅是一种在语言和形式上反映现代技术和社会变化的艺术品，而是一种对日益变迁的社会进行反思和阐释的作品。庞德、艾略特、刘易斯和劳伦斯的作品对大众文化和技术现代性进行了激烈的批判。”从语言的异质性、题材的先锋性、内容的犀利到结构的实验性，阎安诗歌的现代主义姿态决绝而彻底，且这种“批判”一直持续到诗集《整理石头》《自然主义者的庄园》以及《梦想诊所的北方和雪》等近作中。毕竟“现代性不只是预示着强大的历史欲求和实践，以及社会的组织结构方面发生转型，同时在于它是社会理念、思想文化、知识体系和审美知觉发展到特定历史时期的表现”，对于由此带来的现代社会全方位的变革与转型，尤其诗歌所面临的新的写作现实、生存语境和文化困局，阎安等当代诗人一直进行“荒原汲水”般的探索。最具革新的价值在诗意/诗艺的深化，它不仅更新文学史叙述，也牵引诗歌朝着艺术发生学上的本体提升：原本恒常的事物现在变换成片段，依照时空持存的人生诸相出乎意料地变幻为多种瞬息共在的事项，诗人须能把这碎片一样的时代和众生重塑整合成“肉身”的有机体，并以文本赋予其美的魔法和真的命义。于是，每一个文本都长成一帧被定格的现代主义寓言，“一种极限性的存在及其危机、美和毁灭”，并由此实现的诗的超自然属性、充满魔力或永远能使人解惑的美学迷津，进而抵达诗人所寄寓深远的现代主义理想和语言使命。
三
中国当代文学，自20世纪现代文学获得现代性的长期、复杂的过程中生长而来。当代诗歌作为其重要构成，从一种“反抗自身的传统”中降生，它不得不面对“来自西方的现代文化的激烈撞击下，中国社会的震荡日益激烈，中华民族被震惊而奋起，启动了的现代化进程已经不可遏制”，尤其“文学文体以外的各种文化的、政治的，世界的、本土的，现实的、历史的力量对文学现代化发生着影响”等复杂情形。因而中国当代诗歌的传统注定是多重的，它蕴含断裂的现代性也包括过去的多元性。换言之，每一个当代诗人都站在广博的西方现代文学和世界文学潮流，新文学运动和“诗体大解放”等“小传统”，中国古典诗学、诗教和诗承之“大传统”，以及新时期以降的“朦胧诗”、九十年代诗歌思潮等文化遗产和历史背景中。作为自80年代末走向新世纪并成熟壮大的当代诗人，阎安身上携带着当代诗歌的复杂基因，其从浪漫主义转向现代主义的诗学风貌既具典型性也有独特性。阎安处于中国诗歌由传统向现代嬗变的初创期，阎安诗歌兼具传统诗美质素和现代诗学品质。比之罗伯特·弗朗斯特被称为“交替性诗人”，意指他处于传统诗歌和现代派诗歌交替的一个时期，阎安或可被称为“过渡性诗人”。故在其诗人主体性，既可见庄子的浪漫思想、屈原的民族情怀、陶渊明和王维的自然精神，也有波德莱尔的孤独叛逆、叶芝的精确持重，艾略特的“逻辑意象”以及史蒂文斯的“最高虚构”等诗学渊薮。阎安以其宽广的思想域度和宽阔的诗学建构，辗转于民族、时代与人性之间长久跋涉在诗的艺术，试图验证诗歌在现代社会的合法性以挽救不断陷入危机的现代人性，并由此呈现他的过渡性价值和现代性意欲。
首先体现为阎安诗艺的递变性。阎安的诗歌创作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其艺术探索与思想深度随时间推移不断深化：早期阶段（1993-2003年前后）,以《与蜘蛛同在的大地》为标志展现出强烈的反叛性与原始生命力，语言表达充满暴戾和冲撞之气，如《大柏在上》等诗通过“蜘蛛”“石头”等根意象表达与世界对峙的挣扎。这一阶段奠定了其神话性、寓言性的运思机制和文化使命感，曹谷溪评价其“追求悲壮、粗犷、浑厚的诗歌大美”；中期转型（2008-2018年前后）,诗集《玩具城》《整理石头》等形成“个人史写作”与“民族志书写”范式——将生命提炼为历史，又将历史凝化为生命。诗集《自然主义者的庄园》进一步强化技术时代下的精神救赎主题，通过“旁观者”“照看者”等立场介入现代社会，如《河流、乌鸦和塑料袋的春天》等诗以观察者视角呈现北方地带的技术风景；近期突破（2021年至今），《时间中的蓝色风景》《梦想诊所的北方和雪》等在保持北方场域与根意象（如雪、蜘蛛）的同时，拓展至爱情、生态等新主题。2025年出版的《梦想诊所的北方和雪》融合寓言性与先锋性，通过“芒果落雪”“黑雪变白”等超现实意象，探讨变革时代的生存矛盾与人性救赎，语言也更自由圆融，展露其“徒手博取闪电”的艺术特质。阎安的阶段演变始终围绕转型时代的人性与自然等诗学命题，在个人经验与人类命运的交织中构建其兼具历史纵深与现代张力的诗歌体系。
其次，阎安诗歌风格的多面性。当我们更充分认识到当代诗歌所面临的危机、当代诗人所应对的内外压力，以及伴随中国现代化进程他们所选择的诗歌道路，才能更深刻全面地理解一个具体诗人及作品在当代文学史的地位归属和重要性。譬如《整理石头》既有体现他作为民族诗人的《北方的书写者》《我一直崇拜的山》两辑，也有对技术时代反思性批判的《协调者的峡谷》小辑和现代主义实验诗系列《鲸鱼与疆域》《飞机和雪》，以及逐求永恒的时间之诗《整理石头》《炼金术》《安顿》《向上的和向下的》等单篇，既是说过往每一次结集均以侧重不同的结构整体呈现他作为总体性诗人的“大”和“无限”。由此，我们暂把阎安诗歌从总体上划分为浪漫主义民族史志、技术时代先锋诗力、现代主义时间之诗和“未完成的永恒”四大主类别，即“从根本上放弃了传统写作中对历史/文化表象的观照和揭示，而是将存在意识直接投注到对历史本质、文化意义和生命内核的审视与追问之中……主要表现在对人类生存境况的揭示，对人类古典精神的重访；表现为在一种终极意义上的对人类整体大生命的悲悯、关怀与救赎精神；表现为对此在的关注，对彼岸的呼唤；表现为使人的灵魂趋向天空——永恒神性之途中那上升与超越的意识。”如“蜘蛛”作为阎安诗歌极具象征性的核心意象体，其重要性所贯穿的维度：《与蜘蛛同在的大地》等诗，蜘蛛作为“可视的意象性结构”隐喻民族存在的神话本质；《郊外的挖掘机》“像蜘蛛一样/仅仅是个躲在暗处的旁观者”，以蜘蛛的“旁观”与“命名”困境映射他对时间永恒的深度思考；而“在一切的背后我看见了蜘蛛/更多的时候……我也是一只寂寞和绝望的蜘蛛”（《蜘蛛》），诗人将自身与蜘蛛同构揭示现代人的生存困境：既是被技术异化的个体，又是试图以艺术重构世界的主体。总之，阎安的“蜘蛛”作为中国文化内在观照力的象征，不同于西方文化中的探险怪物，它代表“慈祥而雍容的打开和延伸”；蜘蛛的结网行为暗合东方哲学中对世界秩序的构建与解构，承载诗人以语言编织意义网络的文化使命。
最后是阎安诗思理想的超越性。关于现代诗歌在虚无时代的生存困境和理想建造等问题，阎安主张诗对传统、时代和人性的物化克服与意义超越。阎安认为：“现代汉语诗歌写作已置身世界化写作时代，当代汉语写作必须对现代化、城市化、工业化语境中的中国经验、中国境遇、中国命运及其人性纠葛进行充分的消化、综合和阐释，在诗性提炼方面作突破性的探索。”为此他开辟出及物性想象、本体式修辞、意象炼金术、意境结构术、“创世性客观”等现代诗歌理念，践行了象征主义、超现实主义、超验主义等诗学路径，并强调修炼诗人主体性——“一个伟大的诗人必定是一个伟大的理想主义者，一个创世者、受难者，一个创造历史和人类美好未来的战士。”譬如通过蜘蛛、石头等元意象实践“本体式修辞”，蜘蛛的“织造”行为和“整理石头”与诗人的语言创造同构，“用语言获得现世新起点”的使命使诗歌成为对抗技术异化的精神筑巢等。既凝结他对技术时代的人性观照，又以寓言性机制完成对存在深渊的勘探，展现诗人“在裂缝中种植意义”的创造力和思想深度，故阎安要求诗人做语言艺术永远的泅渡者，“在人文史、时代的文化状况和自我的艺术信念之间，作出既立足于时间也立足于时代的通盘考虑”。由此，意象成为建构阎安诗学体系的关键符码外，诗人主体性除了对历史、文化的批判对诗歌理想的恪守，还应揭示时代生存境况和人的危机，同时在终极意义上对人类悲悯命运给予诗意关怀和文化救赎。阎安的“超越”不仅是对诗歌的超越、诗人的超越，也包括以诗所完成的对人类文明整体缺憾和缺失的弥补与矫正。
结 语
综上，在考察中国当代诗人阎安及其诗歌“源流”时，笔者试图从世界文学古今变迁之大格局去探寻诗歌自身的规律，并借助过往文学史家清廓的结构性分析辨认诗学运动中“变而不变的美”。若诗歌的黄金时代已经远去，我们唯一该做的是把它重新创造出来：如“曾经神话时代诗人是神的代言（古希腊罗马），蒙昧时代诗人是‘灵魂在那一瞬间的闪光’（中古阿拉伯），启蒙时代‘诗人是世上没有得到承认的立法者’（雪莱），转折时代诗人是神秘的‘通灵者’（兰波），荒原时代‘诗人是种族的触角’（庞德），贫困时代‘诗人是寻访诸神逝去的踪迹’（海德格尔），危机时代‘诗人是报警的孩子’（勒内·夏尔），混乱时代‘诗人永远是意义和秩序的捍卫者’（J·浮文兹）”，诗永远凝驻着真、善、爱、美、自由和真理等人性之光，现代汉语诗歌之路才刚刚开始。毕竟诗是诗人对传统、时代、自然及其社会思考与建树的结果，诗人以诗证明他的存在、他的价值和他的风格，以阎安为代表的当代诗人及作品完整保存着中国社会转型期的诗歌面貌尤其现代化蜕变的过渡性特质。通过《整理石头》《自然主义者的庄园》《梦想诊所的北方和雪》等诗直面公共性、民族性与技术性等世纪诗学难题，阎安的现代诗写不止为中国文化过渡期造像，更力图超越过渡期的中国文学在诗歌本体意义上进行汲远谋深，由此重建诗与时代，诗与自然、诗与未来的辩证性关系，以超克当代诗歌的困境与危机。当现代变成一种新的传统，阎安等当代诗人及其诗歌的过渡性意义将会更显，尤其他们曾勠力探索的艺术与时代的关系、艺术的本体结构、艺术真理的人性根基以及对诗矢志不渝的追寻、批判性超越和终极寄望。阎安从浪漫主义到现代主义的诗歌路径，不仅体现现代世界的复杂性和多维度，也直指我们生命中那些本源的部分，尤其在凝视人类文明整体性的同时应深刻锤炼现代性。而如帕斯先生所言：现代是分裂和自我否定的时代，永恒批判的时代；现代诗歌一直在对现代世界也对自身的批判中延续着；艺术和诗歌与我们的尘世命运早已无可分割——艺术在人类成为人类的那一刻便存在，必将存在到人类消失为止。
（作者单位：商洛学院/西北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