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风宇先生的小说，近年来一直远离流向明显的潮头，他几乎是固执地不让自己的作品沾上时尚的色彩。终于，沉思默想的力量在人们的视野中凸现了：原来在小说艺术领域里，他已经孤寂地跋涉了很远。这样，收集在小说集《神石》中的作品显示出文化蕴含的丰富性与形式的多样性，就几乎是必然的了。而在探测生活的文化蕴藏方面，其作品的指向与深度，与人们对这位青年作家的期待不谋而合。
李风宇先生的作品，具有很强的文化含量。他所著长篇传记《孙中山》《俞平伯传》及《失落的荆棘冠——俞平伯家族文化史》，在读书界曾广受赞誉。而他所写的小说，不但善于铺陈一片文化底色作为人物活动的背景，而且能够发掘出地域性的文化承传对于人物性格的潜在影响。
且看，位于闭塞的丘陵山区的赤霞镇，有一座光裕寺高悬于暮岚山腰，与寺庙遥相对峙的是，清雍正年间夜间降落的一块巨大的陨石。这便是李风宇先生布下的“文化矩阵”。王木乔、佳云、照红、阿九婆等人便在这种“场”的效应中，开始演绎青年作家对于生活的思考。再看似有仙风道骨的人物祖道的——“祖道家青石门楣上刻着蜘蛛似的八卦图案，堂屋中央摆了一张香案，供有大仙牌位，旁边青瓷花瓶里插着一把拂尘。”这样的居家摆设在齐河村农民老廉颂的眼里，自然是高深莫测的。在李风宇先生的许多小说中，人们都可以嗅出江南浓郁的地方文化风味，感受到传统的积淀对于人们精神与心灵的制约。
而他的长篇小说《最后的金百合》，其中扑面而来的北国风韵，又与他的诸多中短篇小说形成了比照，使读者感到，作家所擅长描写的，不仅是南方的风物；北方的草原、红柳、三叶蒿草、毛腿沙鸡、百灵鸟、黄羊和狼群，也是他所熟悉的；出现在他笔下的中国的江南塞北，铸就了不同地域的人的行为方式和思维习惯，而俄罗斯的国都莫斯科，又何尝不是那个古老民族形形色色的后裔们熙来攘往的舞台！
正是由于作家对地域性的历史文化作用于人物举手投足的重视，才使收入《神石》中的小说，洋溢出浓烈的文化色彩；而这种现象，是否源于李风宇先生对荣格心理学的认同，读者是不难忖度的。本世纪以降，弗洛伊德、荣格乃至马斯洛不仅为作家诠释人性与社会现象提供了武库，而且为读者解读作家作品提供了开启疑窦的钥匙。从这个角度出发，李风宇先生小说集建立在文化氛围中的丰富性，才能够真正向人们次第展开。
短篇小说《神石》，揭示了积淀深厚的传统对于社会发展前行的负效应。雍正年间的一颗流星，由于契合了状元的被腰斩，便成为赤霞镇二三百年来祸福的渊薮。为了破解这一梦魇，该镇每年清明都要为状元公焚香飨食，并且将神秘的陨石坠落地点嘱托给品格高尚的祭祀人。这样，世袭的祭祀人便成了赤霞镇的象征。然而时代的发展前进不仅显出了此类事件过程的荒诞性，而且为结束此类事件提供了契机。但是，李风宇先生向人们揭示的，不是历史痼疾本该速朽的必然性，而是其艰难性。佳云要破解陨石之谜的努力，照红要背叛祭祀人位置的挣扎，均由于王木乔的阻挠而失败了。结果是一个揣了一块小陨石远走他乡，另一个在通往光裕寺的漫水桥头，为是否要出家为僧徘徊不已。饶有意味的是，先前他曾力劝已经成为光裕寺和尚的同学还俗；当他自己打算剃度时，那位法号冒隐的同学，却出寺入世做生意去了。类似回旋式的怪圈，《神石》中尚有多处。佳云的父亲仲弘，早年间也曾试图窥探“神石”，落得个仓皇出走的下场，而佳云的结局，事实上并不比乃父好多少。围绕着一块天外来石，对立的心态——保守与进取——抗衡仍在持续，“神石”在作家笔下，已经不再是石头，而是一种形而上的载体了，它为小说的寓意，打开了一个宽阔的空间。
《名家》的文化韵味自不待言，使人难以释卷的更有李风宇先生设置的“套盒”式的情节结构，特别是隐匿于这结构中的哲思。一代名家原来得力于误会，误会源于名琴，而那名琴竟然是一种更大的误会。层层阴差阳错，铸就了名人名琴的光晕效应，作家破解了这层效应，在小说的结尾，主人公刘君啸意味深长地说“世人往往过分注重事物的形式，而对事物骨子里的东西却不屑一顾。”小说做到这个分儿上，按说可以收笔了。李风宇先生却于常人止步处，又做出了一波三折。康登文：“一把胡琴竟使竖子成名！”生物学教授：“我倒十分钦佩他的这份坦诚。……其实深究起来，那些冠冕堂皇的名人名家，又有几个不是偶然穿上了一件华丽外衣的普通人？”作品的意蕴藉此就有了庭院深深的感觉。
而《齐河村夜话》，却取了另一种形式。粗看上去，它貌似一个破除迷信的故事。李风宇先生偏偏没有从这一角度入手，而是以很强的分寸感，透析了乡村的传统文化因袭过程中的心理现象。作家无意于写老廉颂的“觉醒”，而是通过他那本能的抵抗，展现了祖道狡黠背后的伪善，从而将“无价值的东西撕破给人看”。
中篇小说《空手套白狼》，旨归是复杂的。它的成功之处在于，将真实与荒诞结合得天衣无缝，在两个大学生对商界老手卢昌豪斗智斗勇的过程中，见出了社会上尔虞我诈的林林总总。这篇作品令人称奇的地方，是它的假定性包含的冷酷的真实。华岩和仲涛利用假日走进社会、学习经商，这本身是一种尝试。但是对于初出茅庐的青年人来说，他们的那番经历又何尝不是一种现实的缩影！在这个意义上两个大学生“毕业”与否，倒显得十分次要了。““文革”仿真教育展览”及权奋平本人的表现，看上去是一场荒诞不经的闹剧，其仿真（假定）性十分明显。但是，权奋平的做派和由这种做派所代表的那个时代，不是曾经真实地存在过并且令人一想起来就恍如置身梦魇、不寒而栗吗！以假作真布局成篇，显现了李风宇先生小说的创造性；假定的东西取得了更高层面的真实，作品也就脱离了匍匐在地的“反映”，进入了翱翔状态的“表现”了。
《弦海异谭》与《伪幻觉》，是两篇小构置。它们分别从正反两个方面，揭示了不同的人生态度。难能的是《伪幻觉》在表现的手法上，十分别致，被表现的内容（对象）和表现的形式同一，构成了李风宇先生小说篇什中一道耐人寻味的风景。
长篇小说《最后的金百合》，看上去更像一部多集电视连续剧的文学本。它表现的是荧屏上人们所习见的正义和善良战胜非正义和邪恶的主题。马哲民、叶维佳与柳青的三角故事，由于有卢萨一伙黑势力的介入，显得愈加起伏波折；在这种起伏波折中，马哲民的大智大勇，高度的责任感和正义感，表现得淋漓尽致。小说在激浊扬清的同时，还讽喻了单纯。但是这部作品更令人感兴味的是，李风宇先生驾驭长篇结构与铺展编织情节的能力。它使人们有理由期待这位青年作家更优秀的作品问世。
《神石》的结集出版及其显示的丰富性，表明了李风宇先生在小说创作方面的多种可能性。这从《神石》《伪幻觉》《最后的金百合》所显现的迥然不同的格局中可以看出来。但是无论这位青年作家今后还将开拓出多少种格局的作品，还是只沿着哪一条道路前行，他对生活、对人生、对历史的思考，势必一如既往。从文学的角度去打量生活，与打量文学作品中的生活，其性质是不同的。被打量的虽然都是生活，但却有镜花水月的差别。李风宇先生以他的思考探测着生活繁复的底蕴，他的作品，也因此注定繁复多彩。当我们对生活中的悲喜剧的无休无止地上演充满信心，对矛盾的不停息的出现不再失望，对道路延伸至无路的迷茫有所期待，我们知道，作家们对这一切的探索是须臾未歇的；这其中就包括了李风宇先生的思考。
（《作为文学表象的爱与生》，中国文联出版社，2002年12月第1版）
李惊涛，大学教授、作家，笔名南宫宇、毅恒，山东郯城人，现任中文系主任、中国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李惊涛于1983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并留校任教，随后在文化传媒与教育领域拥有丰富经历。曾任江苏省连云港市文联，历任《连云港文学》执行主编及文联秘书长。2007年起：任教于中国计量大学人文与外语学院，现任学院党委组织委员、中国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作为中国作家协会、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会员，其作品涵盖小说、散文及文艺评论。主要著作：长篇小说《兄弟故事》，中短篇小说集《城市的背影》、散文集《西窗》收录38篇散文记录生命历程，文艺评论集《作为文学表象的爱与生》等。（责编：海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