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我陆续读过不少以革命历史为题材的长篇小说，但像朱智勇《黄桥风雷》这样让我感到亲切而又振奋的作品，实在不多。说它亲切，是因为这部作品来自我曾经参与评审的江苏省残疾人联合会文学作品扶持计划，作为省残联作家协会名誉主席，我至今还记得当年读到这部来自泰州的稿子时的那种眼前一亮的感觉；说它振奋，是因为在当前文学创作的诸多喧嚣中，我们终于又看到了一部真正沉潜下来、扎根土地、用心血浇灌而成的革命历史叙事。朱智勇用八年时间，拖着病躯，以三十八万字的篇幅，为苏中革命老区黄桥立传，这份执着与深情，本身就值得尊敬。
一、“新大众写作”的可贵收获
《黄桥风雷》让我想起了梁斌的《红旗谱》。这不是简单的比附，而是源于一种文学精神的呼应。梁斌当年写《红旗谱》，是把个人的革命记忆、家乡的土地变革融入到宏大的历史叙事中去，创造出既具史诗品格又有泥土气息的革命文学经典。朱智勇走的也是这条路——他以家乡黄桥为叙事中心，以新四军东进前后的黄桥战役为历史坐标，用孤儿余一苇的成长轨迹串联起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三个历史时期，完成了一部既有地方志的厚重、又有革命史的激越、更有成长小说的温度的长篇叙事。
在当下文学创作日益分化的格局中，这种写作显得尤为可贵。一方面，严肃的革命历史题材长篇小说创作日渐稀少，因为这样的写作需要扎实的史料功夫、宏大的结构能力，以及对历史与人生的真切理解，门槛高、周期长、回报慢；另一方面，市场上充斥的是各种消费革命历史、消解英雄崇高的戏说之作。在这样的语境下，《黄桥风雷》的出版，不啻为一次有力的回应——它证明，革命历史叙事在当代依然有着蓬勃的生命力，依然能够打动读者。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这部作品出自一位残疾作家之手。朱智勇是肢体残疾人，是一名普通的中学教师，但他凭借对文学的虔诚、对家乡的热爱、对革命先辈的敬意，完成了一部许多身体健全、条件优渥的作家都难以完成的作品。这让我想到一个问题：什么是真正的文学创作的主体?不是优越的物质条件，不是丰富的社交资源，而是一个人对于生活、对于历史、对于人民的深切理解与真诚表达。朱智勇的创作实践告诉我们，“新大众写作”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是有着真实的生产力。当写作的主体真正来自人民、心系人民，当写作的内容真正扎根土地、反映人民奋斗，文学就有了最充沛的元气。
二、个体成长与革命洪流的辩证叙事
《黄桥风雷》的艺术成就，首先体现在它对革命历史中个体成长命题的深入开掘上。
小说的主人公余一苇，是一个颇具典型意义的文学形象。他的身世具有那个时代底层民众的普遍性——父亲在反抗苛政的“火烧震东市”事件中殉难，六岁的他沦为孤儿，被黄桥育婴堂收留。但朱智勇没有将这个人物简单地处理为一个被动承受苦难的受害者，而是赋予了他顽强的生命力和敏锐的感受力。在育婴堂，他受到革命播火者沈毅的启蒙；在刁家网，他在养父刁老鬼的质朴仁爱中感受到民间伦理的力量；在黄桥镇上，他拜师学习泰兴鼓书，从民间艺术中汲取文化养分。这三条线索——革命启蒙、民间伦理、地方文化——交织在一起，共同塑造了余一苇的精神底色。
余一苇的成长，不是一帆风顺的英雄养成，而是充满了曲折、痛苦、犹疑与抉择的复杂过程。他目睹革命失败，流落乡间；他在养父母家中感受亲情，却又面临招赘的压力；他学习鼓书，立志为穷人发声，却又不得不面对旧势力的打压；他投身抗战，英勇杀敌，却又在感情上遭遇重创——丁海棠的“牺牲”让他一度封心锁爱。这些情节的设计，让人物的成长具有了真实的质感。余一苇不是天生的英雄，他是在一次次的选择与坚持中，逐渐成长为共产主义战士的。
这种叙事策略，体现的是对革命历史题材创作规律的深刻把握。革命历史叙事最容易陷入的误区，就是人物脸谱化、情节套路化、主题口号化。而《黄桥风雷》的可贵之处在于，它始终把人放在叙事的中心，始终坚持用人物命运来承载历史主题。余一苇的每一次抉择，都不是抽象的“革命需要”，而是与他的个人情感、人生际遇、价值判断紧密相连的具体行为。他加入共产党，不是因为空洞的意识形态灌输，而是在经历了苦难、接受了启蒙、见证了牺牲、认清了方向之后的自觉选择。这种叙事，让革命历史不再是冰冷的事件罗列，而是充满了温度的生命历程。
三、地方性知识的文学转化
读《黄桥风雷》，我常常被作品中浓郁的地方色彩所吸引。这不仅仅因为故事发生在黄桥，更因为朱智勇成功地将黄桥的地方历史文化转化为文学的有机组成部分。
最典型的例子，是对泰兴鼓书的书写。余一苇拜师学艺、以鼓书艺人身份从事地下工作这条线索，不仅是情节推进的需要，更是一种文化身份的赋予。鼓书作为一种民间曲艺形式，本身就承载着地方民众的情感表达和价值诉求。余一苇学习鼓书，既是谋生的手段，也是精神成长的方式——“立志为苦难民众发声”这一信念，恰恰与他作为鼓书艺人的身份认同高度契合。当他后来以鼓书艺人身份卧底黄桥、传递情报、策反伪军时，这种身份不仅是一种掩护，更是一种力量——他是在用黄桥人自己的文化方式，参与黄桥人的解放斗争。
小说中对黄桥民风民俗、方言俚语、生活细节的呈现，也构成了作品独特的韵味。从“说鸽子”的建房仪式，到黄桥烧饼的制作与传唱，从育婴堂的生活场景到刁家网的农事节令，这些地方性知识不是外在的装饰，而是与人物命运、历史进程紧密交织的叙事要素。读这部小说，你能感受到苏中大地特有的气息——那种滨江达海、南北交汇的地理位置所造就的文化性格：既有南方的细腻智慧，又有北方的刚健雄强。朱智勇说，他要在作品中建构“美丽黄桥”，往大处说是建构“美丽中国”的一部分。这种自觉的文化建构意识，让《黄桥风雷》超越了单纯的革命历史叙事，具有了更深广的文化意义。
四、革命伦理与民间伦理的映衬
《黄桥风雷》在思想层面的一个突出贡献，是它呈现了革命伦理与民间伦理之间的互文关系，而不是简单的替代关系。
在传统的革命历史叙事中，民间伦理往往被处理为需要改造的对象——宗法观念、家族意识、乡土情结，被视为革命意识的对立面。但朱智勇的叙事显示出更大的包容性与辩证性。作品中的民间伦理，不是革命的对立面，而是革命的根基与滋养。
刁老鬼这个人物就很能说明问题。作为一个贫苦农民，他对余一苇的收养，既有朴素的人道主义同情，也有传统的宗族延续意识(希望将来招赘)。他没有接受过系统的革命理论教育，但他的仁爱、坚韧、正直，恰恰构成了民间社会最可贵的伦理资源。正是这种伦理资源，使得底层民众在面对苦难时不是选择沉沦，而是选择抗争；在面对压迫时不是选择顺从，而是选择反抗。革命伦理之所以能够在这片土地上生根发芽，正是因为民间伦理提供了丰厚的土壤。
沈毅作为革命播火者，他的革命活动也不是悬浮于地方社会之上的。他原是黄桥公安分局的警官，因为站在穷苦民众立场办案而被排挤，远赴广东参加农民运动讲习所后回归，在黄桥办学、传播革命真理。这个人物身上，体现的是革命者与地方社会的深刻联结。他不是外来者，不是“空降”的指导者，而是从这片土地上生长出来的、与人民休戚与共的革命者。这种叙事，避免了革命历史书写中常见的外来启蒙者模式，呈现出革命的“内生性”特征。
五、温情与敬意中的历史观照
钱理群先生在谈论现代文学时，特别强调一种“温情与敬意”的态度——对历史、对人民、对文化传统，要有理解之情。读《黄桥风雷》，我能感受到朱智勇正是怀着这样的态度在进行创作。
他对革命先辈的书写，不是简单的歌功颂德，而是在理解中呈现。沈毅牺牲了，但他的精神在余一苇身上延续；丁海棠“牺牲”了(实际上伤愈归队)，但她的爱情与理想成为余一苇继续战斗的动力。这种叙事，让牺牲不是终点，而是精神传承的起点。他对反面人物的书写，也尽可能避免脸谱化。黄辟尘这个人物，虽然与人民为敌，但朱智勇写出了他在民族大义面前不愿投敌的复杂心态，让这个人物有了悲剧色彩。这种复杂性，恰恰是对历史与人性更深刻的理解。
尤其值得肯定的是，朱智勇对黄桥这片土地怀有深厚的感恩之情。他在创作谈中说，黄桥的历史让他感受到“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历史的真正主人”。这种情感不是空洞的抒情，而是贯穿在整部作品中的叙事基调。作品中的每一个正面人物，无论是革命者还是普通民众，都带有这片土地赋予的美好品质：身系家国、无畏进取、敢于抗争、珍惜生活。正是这些普通人的奋斗，汇聚成了革命胜利的洪流。
六、几点商榷与期待
当然，《黄桥风雷》作为一部长篇处女作(指革命历史题材创作)，也存在一些可以进一步打磨的地方。比如，小说的时间跨度二十六年，人物众多、线索繁杂，有些过渡段落略显仓促；部分情节的戏剧性转折可以处理得更细腻一些；余一苇与丁海棠、刁香荷的感情线索，在后续发展中可以有更充分的铺垫。但这些都不掩瑜，相信朱智勇在未来的创作中会更加成熟。
我特别期待朱智勇能够将《黄桥风雷》的创作经验延续下去。他在创作谈中提到，接下来要写一部关于黄桥乐器制造产业发展的长篇报告文学，记录黄桥从“烧饼名镇”到“琴韵小镇”的转型。这个选题非常好，如果能够写出来，将与《黄桥风雷》形成“红色黄桥”与“现代黄桥”的对话，构成更有纵深的“黄桥叙事”。
作为曾经的省残联作家协会名誉主席，看到残疾作家队伍中涌现出朱智勇这样有情怀、有实力、有成果的写作者，我感到由衷地欣慰。文学创作是一条寂寞而艰辛的道路，对于残疾作家来说尤为如此。但正是因为艰难，这份坚持才更显可贵，这份收获才更有分量。《黄桥风雷》的成功证明，只要扎根人民、扎根生活，残疾作家完全可以创作出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优秀作品。
“人民是文艺创作的源头活水”——朱智勇用八年的创作实践，为这句话做了最好的注脚。我期待他继续在这条路上走下去，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我也期待更多的残疾作家能够像朱智勇一样，找到属于自己的“源头活水”，在中国文学的百花园中绽放独特的光彩。
李风宇，中国作协会员、文学读评人、资深编辑；“风宇书评”《文艺观察家》等书评栏目主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