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调的任林举，在新时代中国文坛，却是一个响亮的名字。诗歌、散文、评论，多文体写作，各有闻声，尤其是他的报告文学创作更是另得其道，卓然灿亮。
任林举为吉林人氏，名字中有着一个“林”字。他在报告文学创作中似乎也有“林”的投影。林者，森林、大自然，与生态相关。任林举的报告文学有不少是生态题材的书写，他是生态报告文学的代表性作家。林者，林海，绿色的森林，是一片希望的海。报告文学的高质量发展，是这一文体发展的“绿色”之道。此道的核心要义是公共性与个人性的统一、报告性与文学性的融合，由此创作出具有时代价值、历史价值、人性价值和文学品质的优秀作品。任林举秉承的正是这种统一、融合之道。他是一个有此自觉之“道”的报告文学作家，且知行体悟，有自己的独特创获。
一
我和任林举相识较晚。他在大东北，我处江之尾，又偏安于县城一隅。犹记得第一次见到林举是在复旦大学。2014年5月，吉林省作家协会和复旦大学中国当代文学写作与研究中心，联合举办了“吉林散文三家胡冬林、格致、任林举研讨会”。初见任林举，感觉他是那种想象中很吉林的模样，密发乌亮，身材颀伟，正大洁净的脸上，漾着谦和自然的微笑。由研讨会的名称可见，人们将任林举定义为散文家。这很符合他的创作实际。《玉米大地》《松漠往事》《上帝的蓖麻》等，以书写对象的别取独特、情思的淳朴深邃、笔调语式的精湛有味等，获得了许多的关注和好评。这次研讨会上研讨的任林举的作品，主要是他在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粮道》。这部23万字的《粮道》从形制和内蕴上看，显然有别于我们通常所读到的散文，也与当时流行的报告文学写法很不相搭。正是我等所期待的那种别开生面的作品，我自然心生欢喜。这部作品获得了第六届鲁迅文学奖报告文学奖。鲁迅文学奖评奖委员会给予《粮道》很高的评价。授奖词写道：“《粮道》从哲学、文化、伦理、政治、历史、人类学和生态学等各个角度切入，进行纵深开掘，以散文化的笔法，熔叙事、抒情、沉思于一炉，表现了粮食与天道、世道、人道，与国家兴衰和民族未来的关系，主题关乎民生之根本，具有鲜明的现实针对性。文字隽永精警，结构匠心独运，文化意蕴流溢其间，是报告文学写作‘去模式化’的重要收获。”这样的评价完全切合作品的实际。
时间是最权威的评价者。《粮道》出版至今已近15年，它历经岁月，今天读来依然可读而耐读。这是因为《粮道》所写由粮而道，博大丰厚。民以食为天，粮道为天道，从中可见世道，观人道，也能洞察国运民心。它是一部人类演进的大历史，也是时代现实的透视镜。关于粮食题材的纪实作品有多位作家写过，这些作品各有侧重，但对粮食作如此全景式、多专题集成式的书写，任林举的《粮道》是第一部。这是一部关于粮食的大叙事，其中传载关于粮食林林总总的信息，可以说是一本关于粮食的小百科全书。但《粮道》又不是知识类读物，它兼容浑厚，是一种跨文体的写作。以叙事为主，也有描写抒情论说，既是对客体存在的反映，也有对主体自在的言说，作者的思想渗透其间，作品的要旨归结于“道”。
《粮道》文本的多维度建构，对于作者的经验积累、知识储备和情感能力、思想能力等是一种严格的检测。尽管该作品是非虚构的叙事性写作，支撑文本的主要是真实的故事叙述，有赖于作者深入的采访和对文献著述的博览，但作者的情感与思想，不仅对于经验和知识等具有激活作用，也是叙事话语创造的原动力。从创作发生的角度上看，《粮道》是作者致敬大地、致敬故乡的写作，它同更早时的《玉米大地》一样，都是写大地上的物事和人事，两者在情感与思想上有着某种联通，只不过视域、思域以及体式有所不同罢了。作者告诉读者，“它们的情感基础、它们的灵魂是一脉相承的，它们的关系是前世与今生的关系。”从《玉米大地》到《粮道》，中间有五六年之久。长久的情感和思考推力，使《粮道》的写作既获得了厚积而成的坚实根基和丰富质料，又生成并且保持了思维状态持续的活跃度，而这种活跃度正是粮食这一题材得以充分打开的心理条件。同时，这也使作品在具有充分的纪实性之外，又葆有鲜明的主体特性，书写之中伴随着作者流溢的情感和深刻新异的思想。“其实，那就是一种介质，一种保持和摧毁人性的介质。”思想之美，成为《粮道》的重要特质。印象中，《粮道》是作者第一部报告文学作品。这样的《粮道》，如此高的起点，奠定了任林举报告文学写作之路的坚实路基。一个别具一格的报告文学作家由此大步向我们走来。
二
我们可以将报告文学命名为“新闻文学”，因为它其中的“报告”就有“报道”的含义。而且，报告文学也正是由新闻演化而来的。但是，两者的功能有着重要的区别，新闻是宣传的方式，突出的是公共性的价值；报告文学是文学，虽然也有某种宣传功能，但更强调的是认知价值、审美意义。正如周立波所说的，报告文学作者的“写字间”是整个社会。时代、现实、历史等是报告文学价值生成的前提。正因为与新闻和通常的文学有着某些体性差异，因此，报告文学的写作需要特别注意处理好公共性与个人性的关系，在两者最优化的统一中实现其价值的最大化。对此，任林举深有领悟，在其创作中有可以视为范例的作品。他的《出泥淖记》是一部反映脱贫攻坚题材的长篇报告文学。脱贫攻坚作为时代文体的报告文学写作优选的重要题材，书写它也是有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的报告文学作家不可缺席的大事。一时间，这一题材的主题写作，成为颇具规模的国家写作行动，许多作家发表、出版了大量脱贫攻坚叙事的作品。庞大的数量中不乏优秀之作，但不足也是显而易见的。其中最为突出的问题是千篇一律的同质化。许多作品将攻坚写得易如反掌，将脱贫的方式写得相当“标准化”，不同的作品大同小异，只是换了地名、人名和具体背景。此情形下，我们读《出泥淖记》就可感受到写作者的另异。在脱贫攻坚这样一个重大的公共题材中，作者的个人性特别富有意义。其个人性主要表征为对题材蕴意的独立思考和基于个人独立思考对作品具体叙事的配置。这样，既使作品更真实地反映脱贫攻坚的本真性存在，又能体现出文学创作应遵循的独创性原则。
主题写作不是简单的人多势众的大合唱，而应是时代多种声部有机浑成的交响乐。在脱贫攻坚主题书写中，《出泥淖记》是去同质化写作的标志性作品。题目可以照见作者思维的求异和思考的深入。这倒不是说以“泥淖”比喻困境是任林举的创造，但他第一个将它用以脱贫攻坚的言说叙事，这反映出他对脱贫艰巨性、复杂性有着更深切的认知。之所以说脱贫要“攻坚”，是因为在推进的道途上存在着种种的“泥淖”，既阻且难，不进则退，不“出”就陷。有些作家对此有所认知，在作品中有局部的、个别的反映，但显得有些轻、淡。《出泥淖记》对脱贫艰难的深刻认知，有整体性的报告。这样的认知和报告，使作品更具有非虚构的真实力量，由此更能彰显脱贫攻坚的时代意义和历史价值。贫困如泥淖，泥淖的成因有多种，但大体上包括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两个方面。因此，相应的“出”泥淖，就是要走出不适宜人生存的自然困境和因人造成的精神困境。相比之下，人的精神困境更是泥淖中的泥淖。“我们在进行脱贫攻坚的文学创作中，在把物质工作成果写深写透的同时，也要适当注意精神成果的呈现，从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全面反映这场攻坚战的难度、深度和辉煌成就。”主题写作不能想当然地主题先行，简单地唱赞歌。任林举对开展脱贫攻坚难度的认识，来自于广泛而深入的采访，因为人的精神泥淖一般不会有现成的书面材料可借鉴。书写对象本身所具有的难度，成为他写作中的重点。
《出泥淖记》共有10章。第一章重在叙写自然的泥淖，将大自然的种种严酷和人类不宜居的困厄，作了具体真实的再现，由此叙写易地搬迁的脱贫之举及其带来的新变化。但是《出泥淖记》的叙事重点并不是自然的泥淖，而是由人制造的“泥淖”及走出来的艰难。作者用更多篇幅为读者描写一个个寻常可见却匪夷所思的情节。有的村子需要通过投票确定贫困户。结果“竟然是经济条件最好的一户，得票最多，列于‘贫困’首位；而那几个谁都无法否认的贫困人口竟然得票寥寥，排在最后边”。有的村“经济和各项工作一直排在最末，而上访排名却一直稳居第一”。有的村“选举的季节一到，村里就有了热闹可看，跟演警匪片一样，神秘而紧张”。凡此种种，作者告诉我们“出泥淖”，实际上就是走出人的“精神泥淖”。这是脱贫中最需要“攻坚”的难题。作品对基层组织和扶贫干部在这方面做的大量细致而卓有成效的工作，给予了具体的记写。写出了乡村治理的优化，写实了村容村风的焕新，写到人的思想观念和精神面貌的改变。由此可见，《出泥淖记》不是一般的脱贫攻坚的“物”记，而是一部关于这一题材的具体而微的人的精神志。作品也对一些脱贫工程项目的建设进行纪实，但这样的纪实是作为“出泥淖”的背景和效果出现的。这样的叙事设置，使我想起《左传》中的名篇《曹刿论战》。作品直接记写鲁、齐两军交战的文字极其简略，主要笔墨都用于“论战”，用于曹刿对于作战的谋划。《出泥淖记》也有类似的叙事之妙。
三
报告文学的生态写作，成为新时代以来中国文学的一大热点。这一方面是经济社会发展到新阶段的现实反映，另一方面也表明有更多的报告文学作家具有更为自觉的生态文明意识和写作动能。何建明《那山，那水》、徐刚《大森林》、肖亦农《毛乌素绿色传奇》、陈启文《可可西里》、李青松《看得见的东北》、张庆国《犀鸟启示录》、古岳《冻土笔记》、徐向林《东方湿地》等作品，是这一时期生态报告文学创作的重要收获。近年来，任林举的创作以生态书写为主，出版发表有《虎啸——野生东北虎追踪与探秘》《躬身——缘起于甘南的“环境革命”与人文传奇》《江如练》《周宁有“鲤”》《东海渔事》等作品，不仅数量较多，而且其中生态文学的含量与品质较高，是最具贡献度的报告文学作家之一。其实，其稍早出版的《粮道》《玉米大地》《松漠往事》等都可视为生态文学作品。《粮道》之“道”关乎人类。人类是生态世界的构成要素，而绿满田园、大地金色的景象，正是最为壮美、令人心旷神怡的生态风景。因此，任林举可以说是一位卓有实绩的生态文学作家。
任林举的生态报告文学书写取材面广，取事多有特异。《躬身——缘起于甘南的“环境革命”与人文传奇》是受中国作协指定写作的“命题作文”。“指定”本身表明作者的写作态度和写作能力已获得某种认可。题是被命的，但作品的写作却能自出机杼。作品取材于甘南州的“环境革命”，虽为“革命”，“缘起”的则是全州上下捡拾烟蒂的行动。作品名极有意义。它很及物，摄取的是捡拾者的身影。“躬身”只是一个简单的动作、一个身姿，当它扩展开来、推而广之，持之以恒,就成了一个行动的自觉。其中蕴含某种“行为哲学”的意味。作品中说，甘南人一天捡拾烟蒂700斤，1斤烟蒂为1600—1700个，700斤烟蒂约合116万个烟蒂，这就意味着要有116万次“躬身”。五年的坚持，该有数十亿次的“躬身”。由此可见，由捡拾烟蒂开始的“环境革命”，是生态文明建设甘南实践的大特写。 数十亿次的“躬身”，体现的是甘南人高度的生态自觉，是其对山川大地的敬畏珍视。但甘南的“躬身”不只体现在“环境革命”上，作品的意义也不仅仅是写“环境革命”，而是以这样一个具体细小的切口为切入点，广角展示甘南生态保护、脱贫攻坚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新面貌。这是一部具有时代性、文学性的报告文学和地域地理文化特性。
《虎啸：野生东北虎追踪与探秘》（以下简称《呼啸》）也是一部很有意思的生态纪实作品。2021年10月，我国家正式批准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5个国家公园。到目前，我已经读到3部有关国家公园的报告文学。有徐刚反映武夷山国家公园建设的《守望山川》、古岳的《源启中国——三江源国家公园诞生记》和任林举的这篇侧重于“追踪与探秘野生东北虎”的《虎啸》。东北虎是“生物链中最高端的王者”，极具生态价值。林举从视频中目睹东北虎“一派王者风范”，想象着虎叙事的意义。“如果把虎的种群变化和与之相关联的山林故事、自然生态、人文历史、地域性格打通，构筑成一部兼具生态和人文思索的作品，一定可以呈现出它独特的丰富性和厚重性。”现在，我们读到的《虎啸》，基本上达成了作者本初的愿景。作者述说东北虎，不只是就虎言虎，或只“追踪与探秘”，而是从生态学、生物学、文化学和地理学等视角，多维度地立体反映与书写对象有关的丰富厚重的存在。作品中既有作为生物的虎，也有民族的、文化的虎，更多的是关于人类与老虎关系变化的叙写。从“突变的和弦”“剿杀”“复仇”到“忏悔”“冲突与退让”及至“千里归心”，清晰地显示出人与虎关系的历史轨迹，它折射出的正是生态文明演进历史的真实图景。作品最具价值和想象意义的部分是为读者展示了一个虎豹熊猪鹿鼠狍等“各从其类”的“山野江湖”，生动地呈现了地球生命共同体的“自然之道”“和谐之道”。
任林举的生态文学写作没有固定的“根据地”，他的写作空间由东北而西南，由西南转东海之滨。2024年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江如练》，叙写广西桂林漓江流域生态文明的建设，展示这边人与自然和谐相得风景独好的生态之美。作品以“江如练”为名，既深得“桂林山水甲天下，玉碧罗青意可参”的神韵，又以漫溢的诗意，牵引着读者阅读漓江“水作青罗带，山如碧玉簪”生态美篇的期待。江河的书写，已有关于长江、黄河、淮河、运河、汉江等题材的作品，《江如练》的价值首先来自书写对象本身。“如练之江”漓江，蕴含承载着丰富的关于自然、关于人类、关于人与自然“天作之合”的种种信息。桂林山水得天独厚，入列“世界自然遗产名录”。有“东方日内瓦”美誉的桂林不仅属于广西、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因此，以此为题材书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就具有了更多的人类生态文明共同体建设的价值。作者注重写出对象的独特性，将漓江的生态书写置于历史大的流脉之中，写出了它“山穷”（山体毁坏）、“水尽”（河道干涸）、山水污染等严重的环境问题。但《江如练》又拒绝了一些作品“问题——治理——成果”的模式化写作，从漓江流域人与自然关系演化中，再现人们的生存、生活状况以及生态观念的变化，叙写他们为建设山水桂林和自身美好生活所付出的种种努力。生态文学不是“自然的”文学，它依然是“人的”文学，是写作者调适了生态观念的文学，这调适既不是反现代的绝对自然中心主义，也不是无视自然法则的人类中心主义。任林举的生态观是辩证的、唯物的，即生态保护既要利于自然，又要“义在人本”。基于此，作品一方面写关闭矿山采石场，拆除上游水电站，关停高污染企业，整治“两江四湖”，让自然回归自然，另一方面也写漓江人探索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转化之道，使民生从中得以改善，生态文明建设走上可持续发展良性之路。这样的“中和”写法，更真实地反映了书写对象生态文明建设的实际，使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漓江实践有了更有信度的典型意义。
四
文学可以是虚构创作而成，也可以是非虚构文学。但有相当多的人不认可报告文学的文学类属，有些人以为只有虚构才能文学，也有一些人因为读到的报告文学很不文学。的确，报告文学创作中文学性的缺失是一个问题。“文学的”报告文学，应以文学的思维、文学的方式，反映非虚构的题材内容，既要“报告”，也要“文学”。因此，写作者必须处理好报告性与文学性的关系，致力于两者的有机融合，求取作品良好的审美品质。报告文学文学性的生成，不可通过虚构加以创造。从某种意义上说，它部分地前置于写作对象之中。这样，深入有效的采访，获得具体生动有表现力的情节、细节、场景等，就成为不可或缺的前提。任林举报告文学的良好口碑与此有关。他出生在玉米大地上，懂得农民“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常识，舍得花工夫采访，愿做一个不弄虚作假的诚实的报告文学作家。写作《江如练》，作者走过漓江流域数十个洲岛、村落，采访人物近百位。写作《粮道》，则走访十多个省份。《出泥淖记》的采访花了两个多月的时间，与约200个人物接触交流，重点访谈的有60多人。坚实的脚力换来从容多彩的笔力。
同时，一篇艺术品质优佳的报告文学，需要作者具备多方面的素养和审美达成的能力。读任林举的报告文学，可以发现他的语言及物精准，有滋有味；重视作品中的人物表现，绘形写心，给读者留下比较深的印象。此外，就是注意作品叙事的组织与配置，精心于谋篇结构。这些都作用于其作品文学性的共构。我非常认同评论家舒晋瑜的阅读感觉，她认为任林举的作品“语言很有个性。无论是写散文还是报告文学，文字讲究，特别耐读。”这里的“耐读”十分重要，正是林举作品的重要特质。任林举也有自己的文学语言观：“我认为，语言是构成文学作品的基础材料，不但要讲究观感，更要讲究质地。”而所谓“质地”就是“在字里行间的蕴涵和难以把握的多重指向。”只有语言讲求“蕴涵”和“多重指向”，作品才会“耐读”。耐读的语言是有表现力的语言。古代文论家刘勰有言：“辞约而旨丰，事近而喻远。”史学家刘知几也有类似的说法，“文约而事丰，此述作之尤美者也。”好的语言是作家的身份证，也是他的通行证。这需要天赋，也靠历练习得。任林举有良好的语言禀赋，又对语言怀有“真诚和敬畏”。他的报告文学大多为主题写作，但他不喜欢堆砌宏词壮语和流行语言，而是坚持说自己的话，葆有语言的个性和活性，诗人出身，散文家底子，所以表达中很自然地含蕴有诗性诗意，有一种散文的笔调。
文学是人学。叙事文学主要是人物的叙事。报告文学由于题材内容不同，有的作品并不以写人叙事为重，因此，我们不必以人物叙事这“一把尺子”评价报告文学。但是从文学的总体性和报告文学基本类型而言，我们不可轻慢对于人的书写。任林举的《江如练》重点写到的人物有五六十个，其中“一个命里缺水”的环保局长罗桂江，敢于碰硬，铁面治污，“把自己的大半生献给了桂林的水”，作品通过独特的故事和细节，写实了人物的形象、性格和精神。“扶贫第一书记”是脱贫攻坚战中出现的“新人”。《出泥淖记》中作者用力用心写的老孙、王平堂、李鸿君等第一书记，他们的故事也很有看点。作者将人物置于工作的困境和困境的改变中加以成像，人物的形象从作品中立了起来，走到了读者眼前。
报告文学属于叙事性非虚构文学写作。这种写作方式同叙事性虚构文学小说一样，也需要注重作品叙事品质的优化，讲究叙事的艺术性建构。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结构艺术。报告文学的写作强调客观的真实性，但作品的叙事须得遵循文学创作的基本规律，尊重接受者对于作品艺术性的期待，因此不可以简单地复制题材内容的自然顺序，而要根据叙事艺术建构的要求，有机地调度、重组写作材料，在客体对象化和主体个人性的关联中，设计有意义的结构形式，一方面从写作对象中寻获文本结构的逻辑机理，另一方面从作者自在的个性中凸显写作优势。《江如练》可以说是山水生态题材与诗性作者的双向奔赴。第一部分的开篇其实就是一篇写猫儿山、大榕江的美文，而作品最后的收尾描绘“入夜的桂林”大约就是一首夜曲。中间写桂林漓江人文历史的章节，近似历史文化散文。散文的笔调调制出《江如练》可感的文学品质。《虎啸》的结构主线是作者跟随山林调查队“追踪与探秘”的行路，在此结构线上衍生生物虎、文化虎、人与虎等的叙述描写。主线对读者自有引人入胜的牵引力，主线上穿插叙事则可使作品丰富厚重起来。
在结构艺术的设计上，还有一点也是颇为重要的，就是如何有效地进入作品叙事。任林举的报告文学大多有着精彩的起笔。这是《粮道》的开篇：“比诗经更加古老的粮食，是在大地上留下青葱而富有活力的踪迹。春天以来，我一直循着那些绿的线索，远离城市，远离自己熟悉的生活，行走在乡间、田野，与那些庄稼以及与庄稼一样的农民为伍，询问并思索着粮食的事儿。”
阅读这样文字，我们的兴趣会很自然地被激发起来。开篇不只是开篇，它是作品叙事调性的设定。作者以这样的叙写“进场”，让读者随即就感受到作品葱郁的诗意和视野的开远，同时从中也看到一个与庄稼、农民为伍的作者形象，切近之感油然而生。作品名为《粮道》，其中也有我的故事、我的情感、我的思想。这是一部“有我”的报告文学，是一部有审美感染力的作品。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国百年报告文学的现实关怀与文体流变研究”（项目编号：22JJD750023）研究成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