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念长:犹有所待——读杨少衡的《阅读日》

时间:2026-01-12 10:47:00 编辑:Wendy 来源:《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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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论杨少衡的小说,必然面临一个诗学命题:不可言说。这个命题不是在杨少衡小说中才出现的,而是与《诗经》的年代一样久远。清代诗经学家方玉润曾经谈到这个古老命题。他说,比之发生,缘于不能言者。这个比,不是对比,而是比喻。通过比喻,异质世界灵犀互通,不可言说便获得了言说的奇迹。在西方,亚里士多德也说过,比喻是天才的标志。但是亚里士多德只看到天才,却没有揭示天才背后的现实难题。在现实中,我们常有不可言说的情形和时刻。有时是妙不可言,有时是难言之隐,有时则是讳莫如深。不可言说是因为一种现实逻辑无法抵达另一个现实世界,于是产生了特殊言说形式,比如诗歌、小说和戏剧,也包括抵达不可言说世界的散文。在我看来,这些言说形式对不可言说的超越,便是最大的文学性。这种文学性并非由作家独占,而是弥散在日常言说中。

在杨少衡短篇小说《阅读日》里,干部们给县委书记取了一个绰号,叫“孙大妈”,也是一种文学性说辞。县委书记姓孙,官方称谓是孙书记。但是这个官方称谓已无法承载干部们对县委书记的复杂态度,于是产生了比喻性言说。把孙书记和孙大妈两个称谓放在一起,似无可比性,如果有,也是反差性对比,而非共通性比喻。但是通过杨少衡对官场经验的描述,我们似乎身临其境,也心领神会了孙书记与孙大妈之间的可比性。

在一次疾风骤雨般的工作检查之后,可比性开始显露出来。作者一笔带过,轻轻揭示道:孙大妈的称谓在县城内外不胫而走,表面上喻其强势,内地里暗含不满。当作者这般言说时,他暂停了小说家的本职工作,转身成为语法分析师,为读者解剖了小说叙事中内含的本体和喻体之间的共性元素。我们暂且不论这一笔带过的艺术得失问题,而是在文章学意义上将其视为文眼,借其窥探作者暗含的艺术机心。

他试图刻画的,正是一个有着凌厉风格的女领导形象。或许你也遇见过这样的女领导,像一根铁丝一样,看着柔弱纤细,实则硬冷尖锐。女领导风格凌厉有错吗?若无凌厉,便成弱女,如何担当?现实证明,孙书记是无形体制的正确选择。她上任县委书记不久,便以杀伐果断之势,斩下两名顽劣成性的领导干部,其强势之合法性,也被现实逻辑进一步坐实,因而不容议论。

但被现实证明了的,远非世界的全部。世界还有七嘴八舌,折射着无法度量的世道人心。孙大妈之称谓,是七嘴八舌的产物。这时候我们发现,这些在小说中被作者虚构出来的干部们,同时也是这部小说的原始作者。他们诉诸街谈巷语,以道听途说的方式,重构出一个孙大妈形象。这个形象与孙书记相去甚远,却又隐约相似,可见这种重构法不是科学意义上的实证法,而是文学意义上的比喻法。从孙书记到孙大妈,我们同样可见隐藏于文学性言说之中的逃逸机制——既然孙书记已被现实逻辑严格定义,干部们便在定义域之外另立言说,再造形象。然而这种言说毕竟只是一种外部修辞,虽在一定程度上歪曲了人物原型,却没有动摇人物的现实基础。从根儿上讲,孙大妈不是一个文学人物,而是一个现实人物。

在小说中,真正意义上的文学人物是县文旅局陈姓局长。陈局长原本是县委办副主任兼政研室主任,一度得到县委书记赏识,似有被重用之可能。但他敬畏于县委书记的强势作风,一再退避,最后选择在文旅局落地。这种逃逸性人格,决定了他在本质上是一个文学人物。

当得知县委书记可能出席即将启动的阅读日活动时,他没有喜迎贵人的兴奋,反而陷入如临大敌的焦虑。按他理解,阅读日活动稀松平常,实无惊动县委书记的理由,如果有,那一定是她搞突击来了。他希望县委书记不会来,但她还是来了。故事发展到这一步,似有可能发生质变,结晶成小说形态——这是由短篇小说的篇幅和速度决定了的。

在活动现场,当一群孩子在表演节目时,天上正在执行拍摄任务的无人机受到鸽群骚扰,直接掉在了县委书记和表演台之间。这个意外似乎过于巧合,却在读者的心理准备之中。陈局长得知县委书记即将莅临,排查了各种可能发生的意外,但注定是排查不尽的。真正让人意外的,是县委书记面对这个意外的反应。只见她顺手将杯子里的水泼向正在冒烟的无人机,然后推倒身前的桌子,将无人机砸了个粉碎。县委书记这一连串动作,符合其一贯凌厉风格,同样在情理之中。但在凌厉过后,温柔意外浮现:待孩子们平息惊慌,县委书记继续观看他们表演,末了还与他们互动起来——她是冲着孩子们而来的。这是一个不可能却又可信的结局。

不可能是因为它违背了现实逻辑——就在阅读日这一天清晨,县委书记还在紧急处理一桩豆腐渣工程,试想她还有闲情来观看孩子们表演吗?可信则是因为它符合人性真实——县委书记未婚未育,却喜欢孩子。这个小说的真正难度就在于,如何将不可能的现实,转化为可信的真实。因此,在我们围观县委书记种种现实之余,不该忘了鸣谢那位陈局长,一个在现实中费力挣扎的文学人物。

只见他步步后退,将一个步步紧逼的现实人物引到人性真实的秘境。我们不妨假设,这个文学人物就是小说作者的某种心灵状态的化身。于是我们也可修正前文所述——作者不只是刻画了一个女领导形象,也在探测被这个形象遮蔽的人性真实。言及此,我似乎看到了文学的本心和作者的诚意。在现实与虚构的世界里,我们早已面目全非,但是回到真实处,我们犹有所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