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因为诗歌机缘，我与当代著名诗人曹树莹先生成了文学知己，是为人生之幸事。二十年过去，超越俗世与年龄的友谊愈加醇厚，在我看来应感念于彼此内心于精神岁月里诗意生活的返照与馈赠。我时常忆起我们在一起交谈的情景，我们之间丝毫没有年龄上的差异与戒备。不幸的是树莹先生接连两次中风，身心受到极大考验，至今仍未康复。但他依然在病痛中坚持写作，阅读与思考。史学家查尔斯·莫里说：“一个人的个性特征就是他所执迷的东西。”如果有人问我，我生活的城市里哪位前辈诗人的精神风骨最让我敬重并学习，我会毫不犹豫回答：曹树莹先生。
曹树莹1956年出生于湖北大冶汪仁镇，1972年11月参军入伍邱少云生前所在部队，先后在武汉军区、兰州军区和广州军区服役。2001年转业地方，曾先后担任中共黄石市黄石区委常委、宣传部长；黄石市文化局局长、党组书记；黄石市文联主席、党组书记。他的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梦中的钟声》《太阳从明天升起》，中篇小说集《人们每天面临的河流》，《曹树莹中短篇小说集》，诗集《无岸之河》《幽蓝的柔波》《巨澜》《隐逸的火焰》《疯人院》《湖北作家文库——曹树莹诗歌卷》等。自1977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以来，先后在《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工人日报》，以及《布谷鸟》《西南军事文学》《解放军文艺》《昆仑》《青年文学》《人民文学》等省级以上报刊杂志多次发表作品诗歌、小说等文学作品百余篇，200余万字，多次荣获省级以上文艺奖项。其间，1989年1月，诗歌《经常处在临界的状态》荣获《诗刊》优秀作品奖；1995年12月，诗歌《相信岁月》荣获甘肃省第四次优秀作品奖（最高奖）；2008年2月，组诗《关于花朵 水和石头》荣获首届《长江文艺》完美（中国）文学奖；2010年5月，歌词《心中的伞》荣获文化部第十六届群星奖金奖；长诗《金色琵琶》荣获第三届《长江文艺》完美（中国）文学奖；2015年1月，诗集《隐逸的火焰》荣获第六届湖北文学奖。从文学创作成就及影响力而言，曹树莹在黄石文坛乃至湖北文坛，都是首屈一指的，当之无愧地成为湖北诗坛的重要代表诗人之一。
二
当我们时刻沉浸于时代语境阅读中，不断地在诗人的作品中领悟人类灵魂的奥秘，我们总会获得新的发现与光亮，发现诗意的灯塔。正如史蒂文斯诗中所言：“我们整夜忍受着我们的思想，直到明亮的物体静静地立于寒冷中。”因此，一个诗人在他的写作生涯中，应该永远清醒地葆有写作的“不平衡性”。有了它，既可以先知先觉，发现他者，亦可发现另一个自我正在诗中诞生。而诗人诗歌语言中的“不平衡性”，其实正暗藏着诗歌批评家们经常在评论中提及的“诗学现代性”。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曹树莹的诗歌写作中的“现代性”肇始于何时，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诗学观察与探讨，也关涉到我们对一位诗人诗歌写作历程的深度认知，以及诗人自身的诗学远见与自我觉醒。我读到《湖北作家文库：曹树莹诗歌卷》第一卷的第一首诗《形式主义的果盘》（以下简称《果盘》）后震惊不已：“果盘上的五只鸭梨/洗得很净 与一把刀/摆成形式主义的高潮//房间里的五名妓女/皮肤很亮 一名嫖客/正为价钱争得浑身发冷//一阵狂风插了进来/掀翻了唯一的果盘/一瞬间 妓女们似乎有了安慰//每个妓女捡起一只梨/重新放在果盘上 没有谁/捡那把刀 它从未狠狠地劈过。”《果盘》一诗创作于1980年8月3日，这也正是我感到十分震惊的一个原因。在上世纪80年代之初，诗人写出如此大胆而又具批判意识的诗作，绝不是偶然，这足以表明诗人也是在和全国所有的知识分子一道迎来了全社会的思想解放运动，迎接即将到来的“八五思潮”，诗人身心受到极大的鼓舞，而创作出如此畅快淋漓的诗歌作品。
时过境迁，四十年后，当我们重读此诗，仍能感触到诗人自由激荡的心灵，以及对形式主义的厌恶与痛恨。这首诗就是诗人在诗歌创作中自觉呈现“当代性”的一个重要开端，意义非同寻常。诗人在诗中创造了一种充满想象力的欲望叙事场景与抒情张力，同时又制造了一种时代性的荒诞意识与寓言意识。《果盘》让我想起毕加索名画《亚威农少女》和巴蒂斯名画《舞蹈》。两幅作品中均画有五位身份模糊的女性，《亚威农少女》中的女性由抽象几何体构成，具有抽象表现主义风格，而《舞蹈》中的五位女性，手牵手围成一个圆，仿佛是在巨大的果盘上跳舞，此画也具有表现主义色彩。《果盘》同样是一首具有强烈寓言意识的诗歌，它既有超现实主义征象，又有表现主义风格，甚至我认为这是曹树莹80年代初最重要的诗作，也是一首能经受时间考验的杰出作品。迄今重读此诗，依然可以感受到它独特而鲜活的生命力，它的当代性与超前的时代意识、批判意识。或许诗人自己当年在创作的时候并未意识到这一点，也没有意识到这首诗的历史性意义。或者说，诗人当年如果朝着这种诗歌写作的风格一直努力并坚持下去，取得的创作成就无疑将会更大，诗歌影响力甚至不可估量。
令人欣慰的是，曹树莹的诗歌创作精神面貌一直在蜕变在创新，八九十年代创作的优秀短诗除了《果盘》，还有《居延海的黄昏》《姑娘与鹿》《雪山》《雨和雪的时空观》《战后》《战争》《母亲》《弯腰之态》《镜子》等。新世纪十年他的诗歌创作迎来了重大转折，诗风更加成熟稳健大气，他又创作了一批优秀的短诗和长诗，其中短诗让我过目不忘的有《论哲学》《世界凹地》《威尼斯》《巴黎圣母院》《大海退潮》《水的美学》《界限》《在广场上咳嗽》等，以及长诗四部曲《金色琵琶》《银燕》《铜斧》《铁流》和《飞翔》《考古诗篇》《高河》《河流》等，在湖北诗坛乃至中国当代诗坛引起了关注。
新世纪十年后，曹树莹的诗歌写作更加澄明智性，并且多了一些形而上思考，诗歌语言转向朴实厚重、真诚中饱含人性追问、时代与历史的反思，已逐渐形成自己独特的诗学面貌，其中优秀的短诗有《迷宫》《回到幽暗之处》《剧院》《与茨维塔耶娃站在一起》《寓言》《治疗》《辐射或者配合》《苏醒之钟》《什么将被留下》《走下楼梯》《外科医生》《捕狗》《星星是可以辨识的》《一九四一年八月三十一日》《疯人院》等，尤其是一首记述与著名诗人韩东在一次活动中谈话的诗《辐射或者配合——与诗人韩东一起聊人体实验》让我吃惊。如果说《辐射或者配合》是一首关于被动死亡的诗，那么《生长》则是一首关于生命的诗：“一切与土地相关的事物/都在生长/脚印也是/在我们关注花开花落的时候/它渐渐长成/一只墓穴。”这些诗道出了生与死的秘密与量子般的纠缠，也道出了诗人对生死的深刻领悟，不禁让我想起诗人巴列霍的诗歌名句：“一切苦难经历的深水/都从灵魂里涌起。”
三
上述对曹树莹的代表性诗作进行了分析与考据，那么又该如何整体地公正地评价他的诗歌呢？这是我思考的问题，这个问题甚至让我思考了十年之久。它一直潜藏于我们长达二十年的交往中，存在于我对他全部诗歌的阅读。树莹先生生病之后，我曾几度去看望他，与他交谈。谈话中他对我谈起童年往事、军旅生涯、国外游历，一些人与事，对他的人生与写作产生了极大影响，而这些影响像血液一样在他的血脉中流淌，成为一个词，一个意象，一种记忆，一种看不见、摸不着却又挥之不去的存在物。
曹树莹初中时，他哥哥不知从哪里带回一本《志愿军诗选》，他那时就被这些诗句深深地吸引了，他读书成绩非常优秀，但高中毕业后放弃了读大学的机会而选择了参军，去了部队后，依然没有放弃对诗歌写作的爱好，很快进入了部队的创作部。从曹树莹早期诗歌写作中可以看出，军旅生涯对他的写作产生了重大影响。他是以军旅诗人的身份登上中国诗坛的，退伍复员之后，诗歌写作又呈现出更为宏阔的诗学视野。这仿佛是军人出身的诗人、作家、学者所表现的文化精神现象，比如黄仁宇、穆旦、聂绀弩、贺敬之、李瑛、莫言等。曹树莹在解放军文艺学院读书期间，作家莫言是他的师兄，作家阎连科、麦家、殷实、徐贵祥、曹宇翔、马正建、屈塬等是他的军艺同学，因为战友与同窗关系，曹树莹几十年来一直与他们保持着良好的文学友谊。
四
20世纪英国作家劳伦斯说文学的最高目标就是离开与逃逸，“越过一道地平线进入另一种生命”。法国哲学家德勒兹认可劳伦斯的观点，并由此严肃地演绎出一种文学意义的“逃逸精神”，发现与探险的精神。德勒兹说：“写作就是绘制逃逸线，这不是想象出来的，人们确实是被迫跟随着逃逸线，因为事实上，写作将我们卷入、拉到那里。写作就是生成，但与生成作者毫无关系。”这种“逃逸线”诗学思考，三年前我曾在《月亮与极地：诗学的游荡与重生——杨子论》一文中首次谈及。我近期全面阅读曹树莹不同时期的诗歌作品时，再度想起德勒兹所发现的“逃逸线”诗学问题。我注意到曹树莹的诗歌写作中清晰的地理变化，至少呈现出一根非常清晰的循环往复的地理路径，他的写作史与心灵史中悄然生发出一种重要的关乎诗学地理的逃逸线，仅仅属于他个人的逃逸线：大冶—黄石—武汉—兰州—武威—北京—广州—武汉—黄石—神农架—海南—罗马—洛杉矶……黄石。诗人在诗中大量抒写的心灵轨迹即是“逃逸”与“游荡”的见证，他的人生游历也印证了本雅明所言的“游荡者”角色。在我想来，我更愿意把一种游牧精神赋予本雅明笔下的游荡者角色，诗人近十年诗歌作品中也隐现游牧精神之底色，比如《世界的凹地》。
我之所以谈及树莹先生军旅生涯中的创作经历与游牧精神，正是缘于他早期诗歌作品中浓郁的英雄主义情结与理想情怀，爱憎分明，胸怀天下，甚至部分诗歌还蕴含着一种迥异于庸众的诗歌美学力量，以及对时代叙事的现实诉求与精神追望。从这个诗学角度来阅读与分析他的诗歌，诗歌气质与当代诗人昌耀极为相似。史蒂文斯说过，诗歌洗刷了世界的贫乏、多变、邪恶和死亡。它是当下的完美，是世界不可救药的贫乏中的满足。正是基于这种情怀，诗人对长诗写作有特别的偏爱。中国诗人自古以来即有写长诗的传统，无论春秋，还是唐宋，大诗人均有伟大的长诗传世，而诞生于楚地的屈原是杰出代表，并且对曹树莹的长诗写作带来较大影响。从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先后创作了长诗《巨澜》《金色琵琶》《银燕》等，目前正在创作长诗《火焰》。
“语词遮蔽了倾向 近似于/玄学家的描述 其实光芒/正在穿透茫茫的空间/渐渐驶向灵魂的国度”，我第一次读到这样的诗句时，即被吸引，如此精彩诗句，在曹树莹先生的“长诗四部曲”中随处可见。在我生活的这个城市，像他这样坚持严肃写作，五十年如一日笔耕不辍、愈写愈佳的诗人和作家，我数不出三个。无论是作为当代军旅诗人，还是当代抒情诗人，曹树莹的诗歌艺术与诗学理念均是十分出色的，而且一直不断地在超越自我，超越同年代的诗人。同时，因为他为诗低调之性格，并未蓄意去追求官方发表，导致他的诗歌长期处于遮蔽状态，一直不为诗歌批评界所关注。然而，近二十年来，他的诗歌写作突飞猛进，诗歌成就与思想锐劲足以让他跻身中国当代“50后”代表性诗人之列。
透过曹树莹的长诗，可以咀嚼出罕见的抒情品质、中年特征与深度体察；透过他的长诗，我们可以穿越时代的记忆与个人的心灵史。《隐逸的火焰》（长诗四部曲），以强悍有力的姿态向他喜爱的诗人史蒂文斯致敬，从灵魂、自然、社会、人生等几个方面进行隐喻式写作，进行自我追问、自我放逐与自我救赎；诗人通过他的诗学立场，系统观照当下社会现实与人生境遇，深刻体现了诗人的悲悯情怀与幽暗意识，淋漓尽致地展现出他的娴熟诗艺、狂放不羁的生命激情，以及博大刚劲而浪漫怀柔的诗意情怀，传承了诗人屈原的楚辞、离骚之风骨与气度。
五
曹树莹出版的诗集《隐逸的火焰》中，每部长诗开头均引用诗人史蒂文斯的精彩诗句，读罢此集，不禁重新思考这位杰出的美国诗人给曹树莹的诗歌写作带来的重要影响——是什么魔力让他用这种虔诚的方式向他喜爱的诗人致敬。
曹树莹的诗学观念受到史蒂文斯的影响，在他的诗写中可以得到印证，《金色琵琶》开篇即写道：“有多少琴弦拒绝弹奏/尊严得以凸现。”而史蒂文斯在《论现代诗歌》一诗中也写道：“演员/是黑暗中的玄学家，拨动/乐器，拨动一根金属琴弦，/发出的声音突然穿透正确，整个/包容了思想，既不低于思想，/也没超越思想的欲望。”树莹先生的诗歌风格与史蒂文斯的诗歌特质极为相似，极富金属质感与玄学意念，包括诗歌意象的转换技巧与隐喻力量。尤其是长诗《铁流》，淋漓尽致地体现了诗人的才情、技艺与胆识：“从骨头里找到石头的结构/不妨对症治疗 我们的健康正是/我们的疾病 额头接近碑石的明亮。”我们有理由相信和期待曹树莹将会写出更加精湛的诗歌，正如他在诗中谦卑地表达诗学人生与梦想：“没有什么秘密可言 我们的身体/有许多缺口 我们的欲望有许多火焰/我们身体的每一个部位都虚席以待。”
作为曹树莹的诗歌读者，要想轻易地进入他在“长诗四部曲”中构建的诗歌迷宫，进行一番酣畅淋漓的诗意遨游，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作为读者必须找到诗人重要的诗学源头。史蒂文斯是曹树莹最为喜爱的西方现代诗人之一，无疑是打开他的诗歌迷宫的金钥匙。史蒂文斯的第一部诗集叫《风琴》，无独有偶，曹树莹的长诗四部曲中就有一首长诗名为《金色琵琶》，“风琴”—“琵琶”，乐器命名上的诗性观照，同样可以让读者联想到诗人在长诗《金色琵琶》中定下的诗歌基调。史蒂文斯在诗集《风琴》中的第一首诗名为《火猫》，这不禁又让我想起曹树莹的另一部长诗命名——《银燕》，这决不是一种巧合，或者说，他在潜意识中，已经把史蒂文斯诗歌中的一些重要隐喻和寓言，娴熟而巧妙地糅入他的诗意构思之中。“银燕”，在诗人的作品中又是隐喻何种诗意力量呢？事实上，在史蒂文斯的诗歌中，也曾出现“燕子”的诗句被曹树莹作为长诗《银燕》的题记：“对六月和黄昏的渴望/被完美的燕子的翅膀所倾倒。”诗人在自己的诗中则写道：“燕子的翅膀拍打我的心灵/一个人站在什么地方/其实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站着 是六月枯燥的沉默/充满我的肺 但呼不出/自由漂泊的风等待八月的金箔……”（长诗《银燕》B章）当然诗人笔下的“银燕”形象，我猜测应该还与中国古代典籍《山海经》中的“九凤”（九头鸟）有着密切的诗意关联。
“自由的生命”“自我放逐的生命”，一种对人性的最真实、最朴素的渴望、追求与诠释，即是诗人写作的奥义，也是诗人精心构筑的赖以在写作中开启另一种“存活”的精神土壤与精神力量：“思想在翅膀后面/遮蔽得若隐若现/尊严需要缄默来坚守/完美地道出你的想象/连云彩也觉得不合时宜。”因此，我们可以遐想，“银燕”，闪耀中的燕子，即是诗人心中的“天使”，在大地上投射的巨大的“背影”，不是荒漠，不是陷阱，不是荆棘，而是绿洲，是湖海，是山川，是灵魂自由的港湾。在曹树莹的诗歌美学中，“金色琵琶”“银燕”“铜斧”“铁流”，即是一种时空的想象力，诗人通过想象力来完成对客观世界与心灵世界的转化，诗人的时空想象力实现了“世界”与“物”的重金属般的语言契合，从而完成诗人与自然、宇宙之间的合而为一。像“火猫”“银燕”“九凤”一样的天使，在诗人笔下更多地呈现为一种诗学象征，一种诗意飞翔的姿势，它连接着具象与抽象、可见与不可见、人的潜意识之流与人的外在动作，而姿势则召唤着“世界”的到来，从而实现“世界”与“物”之间的契合，时代与心灵的契合。
六
在曹树莹的长诗写作技法中，表现较为突出的就是浪漫主义、象征主义与超现实主义的交错运用，正是这三种诗歌修辞的娴熟运用，让我看到了诗人在诗歌中悬置的神秘色彩。这种诗歌修辞之美，既迷人也让读者费解，但这正是诗歌的暧昧之处，亦是动人之处。一位诗歌读者，如果没有足够的想象力，是很难阅读和欣赏现代性诗歌的。曹树莹在“长诗四部曲”中，全面而自信地构筑了他的诗歌理想，展示了他雄厚而丰富的诗歌想象力。正如史蒂文斯所言，诗人与他的世界在觉醒中相会，感知的过程即是诗意塑形的过程，诗意不是言语，而是一种诗意的和谐，诗人的力量即在于用他的诗歌去调和客体世界与主观世界的不平衡性。而诗中的“阐释”，在我看来，即是诗人内心的一种理想，诗人试着用他的诗歌去调和客体世界与主观世界的不平衡性，而“有着血肉灵魂的铜斧拒绝阐释”，因此诗歌中的“不平衡性”永远存在，正如诗人的终极理想，凤凰涅磐，向死而生；而历史具象中的玩偶，沆瀣一气，因朽而死。
阅读曹树莹的长诗四部曲，必须熟悉诗人的故乡大冶，遍布各种矿藏的黄金之地。四部曲中的“金”“银”“铜”“铁”，既是大冶盛产的四种矿石，同时也是大冶独特的三千年青铜文明、百年钢铁文明的文化特质，这种沉重丰厚的文明特质已浸透到诗人的诗歌，成为他的诗歌语言中的象征元素和地方性特质。诗人亦在诗歌中把这种地方文明特质嫁接于语言和修辞之中，赋予它们鲜活的隐喻力量、强大的想象空间、宽广的时代语境，让他的诗歌具有编钟般的宏大叙事节奏与强悍乐感，潜意识中神会与传承楚地伟大诗人屈原的《九歌》《天问》等楚辞、离骚的诗歌传统。诗人的这种“汉统意识”，又如何与史蒂文斯的“西方现代性”完美结合与呈现呢？在他的长诗中，我找到了注脚：“所以明月清风下西西弗斯也不能安然/古老的琵琶声让我们回到白雪时代/晃如昨天和你一起细数过身上的羽毛//我们中间肯定有人丢失了火种/他就无法烘暖自己 灵魂深处/谁也阻止不了冬天的鹅毛大雪……”（长诗《铁流》章节）一部伟大的作品，总是由作者和他的读者共同来完成并发掘作品的语言使命与历史使命。“明月清风”，“古老的琵琶声”，我可以赋予它全新的诗学解读，那应是诗人“汉统意识”在诗歌中的自然、真切的袒露；而“冬天的鹅毛大雪”，何尝不是一种我们人类正在亟待实证、净化而又趋之若鹜的文明的“现代性”？
总而言之，长诗更能体现曹树莹先生的诗歌成就，更能体现他的诗学特征，更能体现他的边塞诗人气质与理想主义情怀。他的诗歌语言既粗砺坚实，又敏感细腻；既激情满怀，又温柔敦厚；既有哲学思辨，又有历史追问；既有丰富的时代影像叙事，又有个人化的精神图腾。他成功地将史诗意识、追问意识以及楚湘文化诗学的精髓巧妙地融入他的系列长诗之中，而有机地构建并形成了他的个体诗学面貌，并凸现出一种罕见的时代精神审美。史学家雅各布·布克哈特说：“灵魂是一个挖掘者。”曹树莹就是“灵魂的挖掘者”，他正秉持一种晚年变法的诗学精神，不断地超越自我，不断地通过诗歌来抒写人生与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