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一年毕业季，众多大学生正准备步入职场。许多人对于古代诗人的印象，都是游山玩水、悠游自在。其实，他们写诗，很多时候也是“职场需要”。如中唐诗人朱庆馀写作《近试上张籍水部》，便是在准备参加科举考试时，得到水部员外郎张籍的助力。
唐诗宏大多元的文化意蕴，离不开“职场江湖”这一背景。
入职面面观
唐代诗人是幸福的。隋唐以降科举制度渐成定制，摧毁了魏晋南北朝门阀世族对政治的垄断，唐代诗人们能够以平民身份自由地参加科举考试，一展其才华和抱负。不过，诗人们的才情、能力、见识各不相同，在职场的成就自然也差别极大，才高八斗者未必能在宦海如鱼得水，才学一般者也未必道路坎坷。
除去也爱写诗的皇帝和宗室而论，唐代诗人中政治成就和职位最高的，有张说、张九龄两位盛唐宰相，元稹、李绅和李德裕等中晚唐宰相。此外，位居州府、方镇节度使和六部尚书、侍郎级别的高官者，有如贺知章之礼部侍郎，白居易之刑部侍郎，高适官至淮南节度使，杜牧做到湖州刺史等。
在唐代著名诗人中，在基层一线的最多，如陈子昂、王勃、骆宾王、李白、杜甫、孟浩然、李商隐等。李白、杜甫两位大诗人，“不约而同”地终生徘徊于职场之底层。李白短暂地担任过翰林供奉这种没有任何实际职权的小官，杜甫看上去名号颇多，但也都是普通职位：先后被授河西县尉、右卫率府胄曹参军、左拾遗、华州司功参军等职，流落成都时被剑南节度使严武征辟为幕府参军，并被荐举为检校工部员外郎。
相比诗人们在文化领域的高深造诣，许多诗人的“政商”并不那么高明，面对困难和挫折时，很容易茫然无措，直接影响到他们在职场成就。以杜甫和高适为例，两人都是早年不得意，直到四十多岁才当上县尉。唐朝官员分为九品三十阶（一至三品皆有正、从两阶，四品至九品则有正上、正下、从上、从下），县尉是最低品阶，依据所在县的大小而别，最高乃从八品下，最低乃从九品下。县尉官品很低，事多且累，更要命的是要督促、催逼老百姓纳税出役。杜甫作《官定后戏赠》自嘲说：“不作河西尉，凄凉为折腰。”颇有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意气。高适也做过封丘县尉，同样嫌此官“拜迎长官心欲碎，鞭挞黎庶令人悲”。
之后，杜高二人都辞去县尉，转求他职，但两人的心态就是在这个节点上发生巨大的转变。杜甫因不得志而引发对现实的反思，写出许多具有伟大批判意义的诗篇，但在实际职位工作上，反而没有什么成就。高适则不一样，诗作的重点在于不能施展抱负。他辞官后，以五十之年，勇敢地选择去边镇从军，在河西节度使哥舒翰幕府中任左骁卫兵曹，掌书记，很快显示出过人的治事之才，受到朝廷信任。后来他发迹高升，坐镇淮南，成为拥兵统政的一方节度使。《旧唐书·文苑传下》把高适与同时期的大诗人王昌龄、崔颢、孟浩然等相比，说诸人“皆名位不振，唯高适官达。”
亦为钱所累
唐诗气象万千，有的宏大高远，有的清新俊逸，有忧国忧民之担当，有独善其身之逸致，这固然是唐代盛大恢弘的文化背景所致，但也折射着诗人们的生存状况。唐代诗人孟郊、贾岛的诗风被称为“郊寒岛瘦”，文化风格即便不是生活状况的全部映射，也必定受后者极大影响和制约。孟贾二人毕生失意落魄，徘徊于低层官职，生计很是艰难，虽有满腹才华，但一生精力所著，大都是解决温饱问题，哪里还有闲情发现生活的美好？要想让这二人写出庾开府、鲍参军式俊雅美妙的诗篇，怕是强人所难。
杜甫所任河西县尉，薪俸也不多，但至少也比他后来所任之卫率府参军高一些。唐代的县是分等级的，根据政治地位、地理方位、人口高下不同，分为赤、次赤、畿、次畿、望、紧、上、中、中下、下共十个等级。河西县（今陕西合阳）属于次赤县，还算不错，薪俸大约为每月二万文。改任卫率府参军后月收入仅有约二千五百文，此外还有一些仅够温饱的粮食（约五十七石，相当于一个成年男丁八个月的口粮）。两相折算，差距巨大。以这点微薄的俸钱，杜甫根本无法改善久已困顿的家庭，所以出现了“入门闻号咷，幼子饿已卒”的惨状。杜甫一生大多在困顿中度过，其诗作也鲜见什么轻松愉快之情，只有在成都做节度使幕府参谋时，月俸钱达到四五万之多，他才有能力在那里建造草堂，让一家人短暂地过上富足、稳定的生活。杜甫诗作中意境比较优美闲适的，大多都是那个时期所写。
晚唐杜牧文学成就略逊于杜甫，但杜牧诗作风格变化较多，总体格调也更显优美，虽生活于唐朝末世，仍能积极地发现和赞美生活。杜牧职场经历远较杜甫丰富，他二十六岁时连中进士与制举两种考试，难度都特别大，自云“两枝仙桂一齐芳”，纵观全唐诗人，有这样的成就者寥寥无几。杜牧为官二十余年，先后做过校书郎、监察御史、节度使掌书记、判官、吏部员外郎、中书舍人以及四个州的刺史，既有基层执事官，也有主政一方的州刺史，最后所任中书舍人进入权力中枢，可谓饱经世事、见识广达，正是这样丰富的经历和成熟的心态，支撑起其诗作的境界。
当然，他与杜甫最大的区别是他有钱，非常有钱。杜牧在长安做京官时曾两次向宰相上书请求外放地方做州刺史，第一次求去杭州，第二次求去湖州，第二次成功。好好的京官不做，为何要外放呢？原来唐朝制度，京官位高而俸薄，外官位卑而薪厚。杜牧起初在吏部任员外郎，月俸四万文，外放湖州任刺史月俸达八万文。这还只是官方明定的标准，实际各州经济情况不一，薪俸也不同。白居易在江州（今江西九江）做司马，自言“岁廪数百石，月俸六七万”，比朝廷标准五万文多了四成。湖州比江州富裕得多，想来杜牧一月可达十一二万文。他只在湖州做了一年刺史，就积下一笔丰富的钱财，复回长安任职后，“尽吴兴（即湖州）俸钱”，在长安有名的风景名胜之地樊川，重修祖父留下的别业，后世遂有杜樊川之号。诗人谈钱虽嫌铜臭，然而享受生活、优游诗文的雅兴，如果没有雄厚财力支撑，恐怕都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
总是在路上
“宦游”二字是唐诗的高频词汇，如王勃之“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岑参之送武判官归京，杜审言之“独有宦游人，偏惊物候新”，都与宦游直接相关。为啥诗人总爱到处走，难道只有旅游才能激发创作灵感？其实这也是被迫之举。
唐朝官制有两条规定，让诗人们不得不远游。其一是任期制，《新唐书·选举志》记载：“凡居官必四考。”一般任期不超过四考，每年一考，即四年。任官达到期限一般都要调任。前文所说初唐大诗人、政治家张说，一生做过二十五个官，遍布大江南北，诸如幽州、并州、相州、雍州、岳州、荆州等地，跨度极大。晚唐诗人、宰相李德裕做过二十七任官，他去过的地方比张说更远，像益州、袁州（今江西宜春）、滁州、潮州、崖州（在今海南省）。唐代诗人凡是活到五六十岁以上并且一直活跃在官场的，哪怕只是中低层官员，几乎都会到很多地方任职，王维、白居易、韩愈、柳宗元等莫不如是。另一条是回避制，唐代官员只要入了九品三十阶，都要到外地去任职，不能留在家乡。长年奔波漂泊，叠加着不能回归故乡的愁思，再加上旅途风光的激发，几乎每一个因素都带有丰富内涵和话题性，催生了唐诗的宦游主题。
中唐诗人、古文家李翱对宦游体会尤其深，他在《来南录》中记录了三十六岁那年从洛阳到岭南任职的过程，他从洛阳入黄河，经汴河、运河、长江、江南运河，又折向钱塘江、赣江、漳江、韶江，水路占绝大多数，从河南入江苏、浙江、江西、福建、岭南，全程水陆七千五百余里，走了六个月才到达广州。李翱一家人吃住大部分都在船上，妻子怀孕了还要乘船南行，辛苦可想而知。杜甫离开成都后，流落潭州一带（在今湖南），基本也是在船上，最后亦死于船上。张继的千古名篇《枫桥夜泊》，孟浩然的《宿建德江》，都作于客旅途中。岑参在安西、北庭两个都护府做判官，边地幕府官员多是中原汉地去任职的，朝廷为免他们长久困于西域，特旨加快轮换频率，因此岑参经常会送宦游之人返回中原，据不完全统计，岑参现存403首诗，送别诗多达125首。一定程度上讲，宦游是唐代诗人职场江湖基本构成部分之一，唐代诗文中有大量离别、赠别、送别、赠序类作品，例如那篇载入中学课本的文辞华丽的《滕王阁序》，便是宦游文化给后世留下的文化遗产。
宦游基本都是携家而行而居，古代出行、搬家成本都非常高，对宦游者来说，除了离愁别绪，奔波劳累、体力消耗、经济成本样样都令人颇感辛苦。白居易一生做官辗转多地，最能体会到宦游的无奈，他三十多岁时在盩厔（今陕西周至）做县尉，就曾作诗吐槽说：“我厌宦游君失意，可怜秋思两心同。”四十四时在江州做司马，江上偶遇琵琶女，又引发了“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的感慨。
韩愈有一年被贬到岭南道的阳山县做县令，这地方极偏僻极穷困，县城又小又破，没有几家居民，老百姓都沿江搭草屋而居。韩愈是河南人，与当地人语言不通，和本地的小吏们沟通互相听不懂，只好“画地为字”，这位堂堂大文学家，居然苦哈哈地与人画地笔谈，足令人哑然一笑。
宦游文化固然极富文化意蕴，但创造意蕴的这些唐朝诗人们，却只能是冷暖自知、甘苦自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