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登科
可能《瘗鹤铭》写得太好了，所以才遭天妒，之后的雷劈水浸便是。然而，逆境与这些遭遇却也成就了《瘗鹤铭》，历史的烟云赋予它传奇的时候也赋予它满脸的沧桑感。今天，我们只能通过遥想和直觉去感受它青春的模样了。因此，《瘗鹤铭》不大适合实临，它像恍兮惚兮的道，可以在“致虚极，守静笃”中与之相遇。
——节选于王登科《谈艺录》
瘗鹤铭“皇”字未损本附图考
在书法史上，神秘的《瘗鹤铭》从唐宋以后便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尤其是宋以后，伴随着金石学的滥觞，有关《瘗鹤铭》拓本之真伪以及文字、作者等话题便开始了经久不息的议论，乃至于成为学术领域中的“显学”。16世纪初，苏州知府陈鹏年组织工匠打捞于唐天宝年间为雷电所击崩落水中的残石，自此之后，《瘗鹤铭》更为学人书家所瞩目，特别是沿着“水前本”“出水本”所展开的研究更是大有人在。翁方纲、杨宾、李瑞清、曾熙等名家耆宿皆对此兴趣盎然，更有新的见解和发现。现当代亦然，研究者与日俱增，镇江市出于招徕文化旅游也不断地举办“《瘗鹤铭》文化研讨会”。在当下，《瘗鹤铭》也渐至成为“《瘗鹤铭》学”，不仅仅是书法界在研究，同时也引起了广大历史学家、文博学家的高度关注。当然，这与《瘗鹤铭》本身所蕴藏的文化含量有关。
以上，我们说的是仅就《瘗鹤铭》而展开的研究状况。但遗憾的是，若从书法创作的角度而言，能借鉴它的书家史上很稀少。黄山谷说过“大字无过《瘗鹤铭》”，但其书法长枪大戟、逞姿使气，却唯独不见《瘗鹤铭》的蕴藉与含和。米芾也对该铭拓有题跋，但于其书却也无动于衷，这或许是由于古今“书法观”迥异、对于“碑”的态度只是停留在赏玩的层面所决定的吧。而到了有清一代，受“金石学”的影响，书家学人在治学的同时，也渐临写此铭。不得不说，这是“金石学”对书法的一种时代馈赠，它打破了书法千百年来以帖学为正统的固有观念，拓宽了路径、开阔了视野，成为书法史上划时代的一个大事件。自此，人们对历史上一直视而不见的“碑”发生了浓厚的兴趣，研究之余，更以之为范，再现于笔下毫端，蔚成书法家向自然回归、探求创造的一条敞亮的新途。由此，《瘗鹤铭》以其“仙风道骨”的风貌引起人们的注意。特别是近代以来，李瑞清、曾熙等都深爱于此，但窃以为他们或出于时代局限，或为个性所拘，就艺术创造而言，皆未能深入地洞见和展开，这是令人遗憾的事情。至于张大千也受其师的影响，一生多有临写，但为识见天赋所囿，加之笔力纤弱，更是自郐而下。
而当代书坛，习碑者众，名家辈出，但对《瘗鹤铭》问津者仍寥寥。究其原因大抵是此“碑”无法可依，就楷范而言不如“郑文公”，就奇崛来讲不似《石门铭》，就方正清刚也不像《张猛龙碑》那样直接和真切，特别是它“有象无形”，加之各种拓本斑驳陆离、石花遍布，甭说初学，就是有书写经验的书家有时竟也无所适从，这或许正是《瘗鹤铭》成为当代书坛上“隐学”的深层原因。
就我个人的经验而言，《瘗鹤铭》的学习也可以是“有迹可循”的，但首先要解决一个观念的问题，就是不要企图再现它的原貌，而要有创造和发现的意识。学它或要从篆籀处起步，从《西狭颂》《石门颂》《郑文公碑》《石门铭》《张猛龙碑》处问得消息，或者要在《麻姑仙坛记》《李玄靖碑》上先下些功夫，迂回向前，最后抵达目的地。
在我的印象里，《瘗鹤铭》是蕴藉，是含和，是雍容华贵，是自在、从容的典范。同时，它也是超凡脱俗、仙风道骨的气格高标。
这里确实没有那些魏碑中“穷乡儿女造像”的寒俭之气，有的只是“既非人间韵”的高怀逸致。不要在这里去找楷法、寻技术，这里有的是一个人对一只鹤的凭吊以及留下的千古哀愁。正如孟郊诗“应吹天上律，不使尘中寻”所说的一样，《瘗鹤铭》是中国书法史上独具特色的“逸品”，是历来清流时尚者的顶配。
这件作品也像一只鹤，一只特立独行的鹤。但它不是鹤寿延年的那种，所以它远离世俗大众的视野。更多的人还是喜欢“街声市语”里的人间烟火，但作为传统的一种格调，《瘗鹤铭》仍值得我们去学习，去关注，尤其在甚嚣尘上、碎片化信息不断袭来的当下，在此，就《瘗鹤铭》的学习与大家共勉。
——来源 | 中国书画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