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 年前民国时期的中国新诗，属于第一阶段的广义 上的自由主义时期，与民众生活方式的自然、自主性一样，未 必关联到其时的“经国之大业 ”或体制根基的“千古事”，具有 可以为诗而诗的松散文化环境和相对自由的空间，诗人们在 个体的精神领域中怎么写、写什么，基本上是任意创造发挥， 不一定受到外在因素的非文学的制约 。 回溯源头，自 1910 年代后期以来，受自身文化根系的变革进步需要和西方文化 的深刻影响，造成了五四运动前后新文化思潮包括新诗在内 的新文学的酝酿、萌生和兴盛。
1、新诗的发端及其主体性状
五四运动前夕的 1917 年，2 卷 6 号《新青年》杂志发表了 留美哲学博士胡适的白话诗词八首，其中包括他写于 1916 年 8 月 23 日的白话诗《两只蝴蝶》（发表时题为《朋友》）,成为 中国新诗的开场之作 。胡适于 1920 年出版白话诗集《尝试 集》，完成了汉语诗从文言文向书面白话的转变、异变 。在 语言形式和思想内容上更趋于自由化的新诗作品，是留日 知识分子郭沫若出版于 1921 年的新诗集《女神》。 按《郭沫 若自叙：我的著作生活的回顾》（ 1985 年山西人民出版社）所 载，他的诗歌修养来自中国古代诗人王维、孟浩然、柳宗元、李白、杜甫和白居易，诗歌的觉醒来自外国诗人泰戈尔、海 涅，诗歌写作的爆发来自惠特曼、雪莱，然后向歌德、瓦格纳 的诗剧格局演进。
稍加审思一下，郭沫若把 19 世纪初的西方浪漫主义用 于 20 世纪初中国新诗的开创，也许着重于适应文学革命形 势的需要，而非按照人类诗歌的艺术走势来同步对接新诗的 形成；假设把他的诗歌文本放在当时的世界诗歌范围来审 阅，或者放在当代的中国诗歌范围来考量，他在百年新诗史 上的艺术地位可能会受到颠覆，或者说有被重置的可能 。郭 沫若对新文化革命的诉求远不止是文学，还包含了更显著的 政治抱负或文化运动健将的用心，诗歌是他的从事政治运作 的器具，因此他并未把自己的《天上的街市》《夕暮》《静夜》这 类隽永精致的诗歌作为价值主导，而是把那种与政治时势背 景紧密相关的作品当成文学正宗 。他在《序我的诗》一文中 自白说，“我想坦率地说，自从《女神》之后，我就不再是一个 ‘诗人 ’了 。 自那以后我自然也出版了几本诗集，但我自己却 （觉得）不够有味道 。也许《女神》之后的事情更好，但并没有 内在情感的火山喷发（ 1944 年 5 月《中外春秋》月刊第2 卷第 3、4 期合刊）。”可以说，郭沫若与政治时势融为命运体的文学 追求，使他获得了“时代悲喜剧的主角 ”的所有诠释，自然就 销蚀了诗歌艺术的诸多性质。
中国新诗诞生以后，相对宽松的近乎自由主义的文化生 态，生成了中国诗人自主创作的空间场域，让诗歌艺术通古 达今，链西接中 。外国的各种诗歌艺术形式涌入国内，“从而 生发出了形形色色的中国现代诗流派，如胡适、沈尹默、俞平 伯、康白情、刘半农、刘大白们的尝试派，王统照、鲁迅、周作 人、叶圣陶、冰心、朱自清、刘延陵们的人生派，郭沫若、田汉、 成仿吾们的浪漫派，汪静之、潘漠华、冯雪峰、应修人、魏金 枝、谢旦如、楼建南们的湖畔派，徐志摩、孙大雨、饶孟侃、林 徽因、于赓虞、刘梦苇、闻一多、朱湘、邵洵美、方令孺、方玮德、陈梦家们的新月派，李金发、王独清、穆木天、冯乃超们的 象征派，冯至、戴望舒、梁宗岱、卞之琳、何其芳、施蛰存、李广 田、李白凤、苏金伞、林庚、路易士（纪弦）、徐迟、南星们的现 代派，胡风、阿垅、田间、冀汸、鲁藜、绿原、牛汉、曾卓、彭燕 郊、邹荻帆、杜谷、芦甸、鲁煤、罗洛们的七月派，穆旦、杜运 燮、辛笛、唐祈、唐湜、袁可嘉、杭约赫、郑敏、陈敬容们的九叶 派,还有在《小雅》诗刊发表作品的吴奔星、李章伯、柳无忌、 锡金、侯汝华、林丁、常白、陈残云和吴兴华等等诗人们，以及 在现代诗领域中自由驰骋、风格独特善变的艾青，由他们形 成了本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现代诗的主流 。但就诗歌的艺术 价值及审美趋势而言，汪静之、冯至、戴望舒、李金发、卞之 琳、徐志摩（显著于文化风头而非文本创造——作者注）、何 其芳、路易士、艾青、穆旦等以及诗歌内在品质至今一贯的绿 原 、郑敏等，无疑是地位突出的。“（1992 年沙克《大器之下 ——关于现代诗的泛思考》，1993 年天马图书版沙克诗集《大 器》附论）
从艺术流派和诗歌语言的双重性建树来审视，可以约举 一些杰出诗人出版成集的年表性的诗歌著作为范例，来体现 民国时期的中国新诗创建之大成，如胡适《尝试集》（ 1920）， 郭沫若《女神》（ 1921），汪静之《蕙的风》(1922)、《寂寞的国》 ( 1927），徐志摩《志摩的诗》（ 1924）、《翡冷翠的一夜》（ 1927）， 梁宗岱《晚祷》（ 1924），李金发《微雨》（ 1925）、《为幸福而歌》 （ 1926）、《食客与凶年》（ 1927），冯至《昨日之歌》（ 1927）、《十 四 行 集》（ 1942），戴 望 舒《我 的 记 忆》（ 1929）、《望 舒 草》 （ 1933）、《望舒诗稿》（ 1937），陈梦家《梦家诗集》（ 1931），卞之 琳《三秋草》（ 1933）、《鱼目集》（ 1935）、《十年诗草》（ 1942），路 易士《行过之生命》(1935)、《火灾的城》（ 1937）、《三十前集》 （ 1945），艾青《大堰河》（ 1936）、《北方》（ 1939），绿原《童话》 （ 1942）、《又是一个起点》（ 1948），何其芳《寓言》（ 1945），穆旦 《探险队》(1945)、《穆旦诗集(1939-1945)》(1947)，郑敏《诗集1942-1947》（ 1949）等等诗集，他们和它们在一定程度上代表 了百年中国新诗主体在第一阶段的开疆史，或体现了新诗史 主流的经络所在。
本人对民国新诗的基本观点是，早期白话诗成为新诗诞 生标志物的语言实质是，完成了汉语从文言文向书面口语的 初级转变、异变，而书面口语是写的语言，而不是说的话语， 所以早期白话诗没有完成汉诗向生活口语的质变 。到了 1920 年代后半期，冯至的诗集《昨日之歌》及戴望舒的诗集 《我的记忆》等出版，才使中国新诗有了与生活口语相一致的 高度艺术化的成品，他们的白话诗使用的便是可以说的话 语，是与当下现代诗的语言比较接近的民国范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