筚路蓝缕 薪火相传：西子湖畔的艺术教育探索

孤山罗苑校址

中国美术学院95年办学历史上名师辈出，汇聚了林风眠、潘天寿、黄宾虹、刘开渠、吴大羽、倪贻德、傅抱石、常书鸿等一大批代表中国艺术最高成就的艺术人才，培养了李可染、董希文、吴冠中、赵无极、朱德群、罗工柳、李震坚、方增先、肖峰、全山石、刘国辉、杜滋龄等几代艺术大师。他们自杭州西子湖畔出发，筚路蓝缕，薪火相传，塑造了中国美术学院曲折而璀璨的历史天空，为中国艺术教育开创出一条全新道路。

蔡元培（1868—1940），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家、教育家。1927年，蔡元培被任命为国民政府大学院院长，锐意推行“以美育代宗教”的教育主张

1928年4月9日，国立艺术院在杭州孤山罗苑举行开学典礼，有教职工30多人，学生70多人。罗苑原是犹太富商哈同的私家花园，当时已被官方接收并划拨给国立第三中山大学（今浙江大学）。蔡元培出面与对方商谈租借事宜，最终商定以一元银圆为租金，此事在中国教育史上被传为美谈。蔡元培在开学典礼上发表演讲：“大学院在西湖设立艺术院，创造美，使以后的人都移其迷信的心为爱美的心，借以真正地完成人们的生活。”

蔡元培于1924年在法国的画展上与林风眠结识，对其艺术极为欣赏，此次专门聘请林风眠出任大学院艺术教育委员会主任委员。作为国立艺术院首任院长，林风眠坚持现代教学思想，提倡中西融合，倡导学术自由，在建校之初就提出“介绍西洋艺术，整理中国艺术，调和东西艺术，创造时代艺术”的教育主张。他推崇水墨教学的现代转型，提倡打破学科之间隔膜。为支持这位不满28岁的年轻校长，蔡元培拒绝了早已安排好的豪华旅馆，特意住进林风眠位于西湖边的平房。杭州各界名流要拜访他，都得到林风眠家里。

林风眠（1900—1991）中国现代画家、美术教育家。作为中国美术学院首任校长，林风眠坚持现代教学思想，提倡中西融合，倡导学术自由

学校初建时，学制为五年，包含预科两年，本科三年，招收旧制中学毕业生入学，此外还组建毕业生研究室，招收高等艺术学校毕业生入学，目标是为社会造就更高一级的艺术人才，开艺术学院培养研究生之先河。

在20世纪20年代，艺术学校的大门专为富家子弟敞开，收费高昂，名目繁多，国立艺术院收费虽然低于一般私立艺术学校，但新生入学时，第一学期也要缴纳百元左右，包含学费20元、住宿费5元、膳费33元、制服费20元、图书费1元、体育费1元、建筑费5元、预备费5元等。当时，一般大学讲师的月薪约为160元至260元，100元对于穷苦人家来说也是不小的负担。为鼓励贫寒学子完成学业，学校专门出台奖学金政策，即学年第一名、第二名且成绩85分以上者免除下学期学费、成绩75分以上且满勤者下学期学费减半，入学一年且家境清贫者也免一年费用。

1929年，学校改为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学制改为三年。林风眠认为，普通中学毕业生生源艺术修养太差，三年艺术教育学制太短，不易造就较高水平人才，因而创立了培养后备生的艺术高中部。学生自艺术高中三年毕业后，升入专科学习。此举成为艺术教育史上的一个大胆改革，开艺术院校设立附中之先河。

清末中国的新式教育逐步发展，新式学堂大量设立，大批留学生回国成为新式教育的中流砥柱。林风眠相当重视师资力量，与早期艺术专门学校相比，国立杭州艺专的教师很多是留学归国人员，而且大部分留学自法国。初建时期的杭州艺专，林风眠任校长兼职教授，林文铮任教务长，吴大羽为西画系主任，潘天寿为中国画系主任，李金发为雕塑系主任，刘既漂为图案系主任，王代之为艺术院驻欧洲代表，他们组成杭州艺专最初的教育核心。此外，还有克罗多（法籍）、斋藤佳藏（日籍）、杜劳（俄籍）、魏达（英籍）等外籍艺术家教学。

1928年，国立艺术院（中国美术学院前身）全体师生在西湖罗苑校址合影

合并办学后，两校师生发生诸多方面分歧，林风眠不得已辞职离去。教育部遂任命滕固为校长兼教务主任，常书鸿任专科部主任。抗战时期，国立艺专先后迁往云南昆明、四川璧山（今属重庆市）、重庆沙坪坝磐溪，先后有吕凤子、陈之佛、潘天寿三任校长。

1944年出任校长的潘天寿，于民族危难之际指出：“一民族之艺术，即为一民族精神之结晶。故振兴民族艺术，与振兴民族精神有密切关系。”他力争国画专业独立，开设临摹、写生、诗词、书法、篆刻、绘画史论等课程，实行中国画花鸟、山水分科教学，形成较为完整的民族绘画教育体系。同时为了普及西洋画知识，学校早在建校之初就特意购置大量西洋画册，供学生学习和观赏。吴冠中曾回忆：“图书馆里有很多西洋现代绘画画册，人人借阅，书无闲时，石涛和八大山人的画册也较多，这与潘老师的观点有关。” 潘天寿提出的“传统出新”学术脉络，对学院后来的发展影响至深。

1929年，蔡元培书“国立艺术院”校碑，现位于中国美术学院校园内

抗战结束后，国立艺术专科学校得以保留校名，全体师生员工汇集杭州，同时，徐悲鸿往北平重建国立北平艺专。1946年暑假，国立艺专师生员工从四川重庆磐溪分三路：北路经西安，南路经桂林，水路沿长江，陆续返回杭州，至深秋集结完毕。劫后的杭州校园，景物荒凉、校舍残破，西迁携带教具损失大半。

1945年，重庆磐溪国立艺专图案教室学生正在上课。自1937年11月辞别西湖以来，师生颠沛辗转于浙、赣、湘、黔、滇、川六省，行程6000公里坚持办学

自1937年11月辞别西湖以来，师生颠沛辗转于浙、赣、湘、黔、滇、川六省，行程6000公里，至此结束9年离乱生活，师生员工有多人在迁移过程中因意外殒命或病故。1946年10月上旬，学校正式恢复教学。

国立艺专自建立起，12年五易校长，分别是林风眠、滕固、吕凤子、陈之佛、潘天寿，他们都是一流画家、美术史论学家和艺术教育家。遗憾的是，由于颠沛流离的客观现实，几任校长大多任期短暂，且忙于迁校事务，很难形成各自的办学体系，实现教育主张。

现实主义美术探索

1949年5月3日，杭州解放。6月7日，杭州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接管国立艺专。此后，学校教师队伍进一步得到充实，增加了江丰等来自老解放区的教授，为贯彻毛泽东文艺思想和新的艺术教育方针提供了师资保障。学校招收新生130多人，加上原有学生共279人，1949年10月1日正式开学。1950年11月，学校改名为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与中央美术学院在业务上保持密切联系，但没有隶属关系，由华东文化部领导。

学校在党的领导下，以老解放区延安鲁迅文艺学院美术系和华北联合大学文艺学院美术系的美术教育经验为基础，对艺专原有教学进行改造，推行新的艺术教育方针：“以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进行政治教育和思想教育……以现实主义的、中国民族的和中国革命的美术，进行美术理论和实际教育。”

这一时期，学校将“创作课”作为整个教学实践的中心环节，这是与旧艺专教学的一个重要的根本性区别。其目的是使学生抛弃专求形式趣味的风气，真正懂得生活是创作的源泉，纠正“学好素描便是一切”等技术至上的观点，让学生在创作实践和接触群众的过程中对美术普及工作产生兴趣。

各系教学计划中，每年都有相当多的时间组织师生下乡下厂下部队，在深入体验生活的基础上进行创作，例如到杭州市郊义桥体验生活，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参加当地政治活动。学生们根据生活体验完成初稿后还会征求群众的意见，返校后再进行修改。作品主要以年画、连环画、宣传画和领袖像为主。

1952年，高校院系调整，学院的实用美术系并入中央美术学院，建筑组并入同济大学。相关专业师生由庞薰琹和雷圭元率领迁京。学校仅存绘画雕塑两系。同时，学院将俄罗斯美术教育家契斯恰科夫为代表的苏联素描教学经验系统引进美术教学体系，通过与苏联美术学院交换学生素描作业，刊印契斯恰科夫素描体系资料和教学语录等举措，在教学中贯彻契氏的核心艺术观——“恢复普通人所见”，即在创作中排除个人主观差别，坚持客观性，详尽分析所见对象的大小面和细节，达到与实物的一致。当时，学院教学从思想体系、课程设置、教学要求、作画方法等方面全面推行这一体系，客观上排斥了1949年以前留学欧洲和日本教授带来的素描教学方法。

1955年，绘画系创作教室。当时，学院提倡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推崇俄罗斯巡回画派的美术作品，师生创作的方向大多为革命事迹和工农群众生活

1953年，学院选派肖峰、全山石到苏联列宾美术学院留学。油画系和雕塑系教师也曾有多人在中央美术学院参加苏联油画家马克西莫夫、雕塑家克林杜霍夫主持的训练班。教授刘开渠、彦涵等先后到苏联参观访问、考察艺术。

当时，学院提倡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推崇俄罗斯巡回画派的美术作品，师生创作的方向大多为革命事迹和工农群众生活，如莫朴的油画《南昌起义》、刘开渠的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胜利渡长江》、潘天寿国画《缴公粮》等。相较之下，中国传统绘画中的山水、花鸟画受到冷落。

1956年，在“双百”方针指引下，学院美术创作有了新的发展。1958年6月，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更名浙江美术学院，此后被文化部列为直属重点高等美术学校。学院新增设工艺美术系，试行专业分科和工作室制度，开展素描教学与学术研究活动等。

多年来，中国画教授潘天寿一直主张中国画应以白描、双钩为基本训练内容，一些专业教师也不满足于单一推行契斯恰科夫素描教学体系。1962年，学院举办一系列学术讨论会，教师各抒己见，结论是教学须在现实主义的观察方法、表现方法基础上，加强写生、临摹、速写、默写的训练，但不同专业有不同的要求，内容、方法、流派、风格多样化是好事。这一时期，潘天寿《雨霁》《雨后千山铁铸成》等精品问世。

将素描教学引入中国画

1977年，高考恢复，高校历经乱局重建教学秩序。当年年底，浙江美术学院恢复招生的消息传开，华东地区有3万多人报考，考生为取得准考证而呈交的作品在学院操场上堆积如山，场面十分壮观。浙江美术学院的招生，坚持以艺术为重要标准，打破条条框框，从全国范围内争夺人才，甚至有在考试评分结束后，为出色的考生开通补招的情况。

1980年，油画家莫朴被任命为院长后，开始把主要精力放在整顿教学秩序上，调整师资结构，从全国调集优秀教员，同时注重从学生中培养未来留校的师资力量。学院重设中国画、油画、版画、工艺、雕塑五个系，除雕塑系学制五年外，其余学制四年。在拟定的教学计划中，恢复了中国美术史、透视、解剖技法等课程，并在教学中推行导师制和工作室制度。

1963年，画家潘天寿给国画系花鸟班学生上课。潘天寿于1944年出任校长，他提出的“传统出新”学术脉络，对学院后来的发展影响至深

1985年，中国美术学院举办“赵无极绘画讲习班”，画面中央为画家赵无极。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美术学院对外建立各种国际性校际合作关系，邀请来自世界各地艺术界名家开办讲座

20世纪以来，对于中国艺术冲击最大的莫过于油画的普及。在浙江美术学院，法国的、德国的、苏联的、革命老区的、古典派的、现代派的油画体系都在油画系聚合，工作室制度既发扬了师生的长处，又推动了油画多元风格发展。当时的油画系主任全山石，如今已是耄耋之年，依然活跃在高级创研班教学第一线，致力于让中国的美术生在国内也能体会像在国外一样的油画环境。

20世纪80年代，对于素描的基础教育作用问题一度成为学院内部论争的焦点。早在50年代，“浙派人物画”诞生之初，院长莫朴就主张在中国画系开设素描课，但同时提醒师生不要受“用毛笔画素描就是中国画”论调的干扰。他希望中国画教学要一手伸向外来素描造型能力，一手伸向中国画传统精神和技法，尽力将之有机融合。

学院国画系出台国内第一部较为完整的中国画教学大纲，推出一整套人体素描课程，形成浙美中国画人物画基础独特的训练体系。1992年，为培养中国书画高级研创人才，学院向文化部申请举办中国画（书）高级研修班。将素描引入中国水墨人物画的创作与教学，也成为浙江美术学院的一项重大成果。以周昌谷、方增先等人为代表，运用西方再现性素描创造的“浙派人物画”，一方面真实刻画现实中的人物形象，另一方面吸收了中国山水画和花鸟画的笔墨韵味。

中国特色现代艺术之路

20世纪八九十年代是中国现代史上深具变革意义的时代。以肖峰为代表的学院领导，开始狠抓制约发展的瓶颈问题，打破艺术教育的守势，以开放的姿态建设学院。

这一时期，学院建立各种国际性校际合作关系，包括与旧金山美术学院、巴黎装饰美术学院等建立联系，引进大量国外美术展览、时装款式展、图片展等，邀请来自世界各地的艺术史论家、画家、建筑师、设计师等艺术界名家开办讲座。这些展览和讲座向美院师生展示了一个新奇的外部世界，对他们思想和创作上的冲击是巨大的。

20世纪80年代，城市化建设开启，商业竞争日趋激烈，社会对应用美术需求越来越大。学院基于对社会人才需求的调查，打破条条框框，拓宽工艺系，增设室内设计、环境艺术设计等专业，迈出设计学院建立的第一步，同时在现代艺术领域内大胆拓展，例如在纽约举办“浙江美术学院师生作品展”，在国内举办浙美中青年教师作品年展、新学院派年展等。

1993年，浙江美术学院正式更名中国美术学院。院长肖峰说：“浙江美术学院是现代中国最早开展高等艺术教育的国立学院，她在国内外的影响，在中国艺术教育方面的成就有目共睹。她本来就叫国立艺专，所以更名中国美术学院并非标新立异……而是恢复她应有的历史地位。”

1993年11月，“中国美术学院”挂牌仪式，校名集潘天寿字体略加修正统一而成

1994年，学院第一次以变更后的名字策划“中国美术学院作品展”，在北京展出。副院长宋忠元在相关文章中写道：“只有通过教育培养出具有现代意识的艺术人才，才能创造出既与传统拉开距离，又与西方保持距离，真正属于现代中国的艺术。”美术史家邵大箴认为，这次展览既体现了中国美术学院林风眠学术脉络的传统，也体现了潘天寿学术脉络的传统。

自1928年西子湖畔诞生，中国美术学院始终交叠着两条明晰的学术脉络，一条是以首任校长林风眠为代表的“中西融合”思路，一条是以潘天寿为代表的“传统出新”思路，他们以学术为公器，互相砥砺，并行不悖。

20世纪末，面对西方现代文化艺术的强大渗透力和影响力，学院开始探索一条既保持现有美术教育造型训练传统，又与国际现代艺术接轨的艺术教育之路。时任院长潘公凯说：“寻找中国特色的现代艺术之路，这是历史赋予我们几代人的艰巨任务。以“当代中国实验艺术教育与创作方法”为教育理念的综合艺术系应运而生……中国美术学院秉持“熔铸历史 两端深入”的办学理念，一边回溯历史精神，一边探索变革之路，即将在新的历史机遇下开启学院艺术教育的新篇章。

参考文献：

许江总主编《国美之路大典》

史洋《杭州国立艺专师资构成状况历史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