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评 | 视角的意义与价值：评《中日书法交流史（古代卷）》

郑鸣谦与陈小法合著的《中日书法交流史（古代卷）》，我有幸成了书稿的阅读者，并且看的还是出版前的定稿，这是鸣谦兄的信任。第一次看到这个书名，就觉得挺有意思，这种“意思”应该是来源于对作者选题与写作视角的兴趣。

说来也巧，近段时间以来，我一直在读与日本有关的书，一是戴季陶写于将近一百年前的《日本论》，还有一本是美国人恩内斯特·费诺罗萨写的《中日艺术源流》。其中，戴季陶《日本论》开篇第一章便开宗明义，谈论“中国人研究日本问题的必要”。在此章中，他谈了日本对于中国研究的重视：“‘中国’这个题目，日本人也不晓得放在解剖台上，解剖了几千百次，装在试验管里化验了几千百次。”日本对于中国研究是下了功夫的，这在日本人发动的侵华战争中，已经让我们看到了他们对中国的了解程度和严重后果，已经得到了历史的印证。戴季陶以为，我们研究日本，最为核心的问题在于“在学术上、思想上、种族上，日本这一个民族，在远东地方，除了中国而外，要算是一个顶大的民族。他的历史，关系着中国、印度、波斯、马来以及朝鲜、蒙古。近代三百多年来，在世界文化史上的地位，更是重要。我们单就学问本身上说，也有从各种方面作专门研究的价值和必要，决不可淡然置之”。我以为，这也是戴季陶的远见。

而《中日书法交流史（古代卷）》的研究价值或许也正在此，就是从学问本身来做，从学术与思想的层面来考量。书法在这里只是一个媒介，通过这一媒介所要表达的，是对在中日书法交流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文化认同、文化心态与文化接受，同时又表现出一种文化折射与反射。日本书法既学习中国，接受中国书法传统的影响，同时又在学习过程中进行了改造与创新，并反作用于中国书法。这正是交流的意义所在，同时也是研究日本文化的意义所在。同样，这是作为著者的视角所在，他们以书法这个点来介入中日交流与中日友好这个场。

正是基于这样的视角，作者在“前言”中将目光放在了交流与友好这个点上，题目就点出“书法：中日友好交流的媒介与推手”，这也是整本书的基调与视角。那为什么是书法呢？因为书法在东亚文化圈中有着非常特殊的位置，正如“前言”中所说，“与会书家表示，书法是三国共通的文化元素，是三国人民友好交流的重要载体，希望能借此来推动中日韩三国的和平友好与共同发展。中日韩书法名家友好笔会自2020年开始举办，旨在通过书法加强三国的人文交流，促进彼此的心灵沟通，为推动三国民间友好事业不断发展注入新的动力”。书法是三国共通的文化元素，是三国人民友好交流的重要载体，在新时代，书法作为共通的艺术语言，作为推动三国友好交流发展的媒介与推手是最为合适不过的艺术样式，这也正是视角所折射出来的意义与价值。

就中日艺术或书法而言，应该说源头大多在中国，或者说是受到中国的启发或源自中国，但各有擅场。这种表述，在恩内斯特·费诺罗萨的《中日艺术源流》中说得非常确切：“日本艺术作为追随中国艺术发展主线的一个重要分支，也呈现相似的发展轴线，时间幅度相同，但艺术高峰小了一些。”在他看来，日本的艺术发展是在中国艺术主线影响下的一个重要分支。当然，这是指古代，而不是现代。对于书法而言，这种源流性更为明确。从根本上说，是中国书法孕育并发展了日本书法。中国书法是源，而日本书法只是在中国书法影响下的流。日本著名书法家中田勇次郎在《中国书法在日本》一文中说：“中国的书法已有三千年的历史。而日本的书法大约是从大和时代即公元五世纪初百济的阿直岐和王仁来日，传来该国的文物、制度时才开始的。”认为日本书法从大和时代（四至六世纪）才真正开始，并且此一时期日本主要通过百济来摄取中国南朝文化，因此亦称之为“大和时代的百济书法”。作为日本本土的假名书法，则起步很晚。“奈良时代以来，寺院的僧侣在听师尊讲解经文时，习惯在艰涩的汉文字句旁注上读音或释义，讲席之中无法从容书写，于是略记偏旁或部首。这些略记符号逐渐取得共识，便演化为片假名；而这种略记方式，成为后来汉文训读的雏形。”

但这个时代，已经是日本书法发展的黄金时代，其代表性人物空海更是日本书法史上的高峰，是日本王羲之式的存在。也就是说日本书法从一开始起步就直接对接中国的魏晋、隋唐时代的最高水准。也正因此，在日本书法的发展过程中，始终是以行草书为其主导主线，成就也最高；篆隶相对是弱项，在日本书法史的流传中，篆隶基本是绝缘的。这也是日本书法一种真实的存在形态。

传橘逸势《伊都内亲王愿文》

本书不仅是一本研究日本书法发展历史的专著，亦是将中日交流作为研究方向的专著。书法是一个点，以这个点切入，主要表述的是中日书法文化的交流，以及整个日本书法发展过程中所受的中国影响。在日本书法的发展过程中到处都能看到中国书法发展的影响，而这也是本书最为重要的意义与特点所在。

在整书架构时，著者尽可能厘清了以下几个关键问题：

一、中国书法东传日本的时间与标志；二、中日书法交流的历史分期与内容特点；三、日本书法的本土特色与逆向回流；四、书法交流在中日关系中的作用与地位。这四个问题中的核心问题是中日书法交流的历史分期与内容特点，这也是著者对于日本书法史的特别视角。从这个意义上说，第三个问题则是日本书法的发展对于中国书法的回应，是作为交流的另一个方面，是日本对中国书法辐射的一种回应，也是本书的一个特点。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将这种书写艺术称为书法，而日本则称之为书道，对于这两个名词的差异性，本书著者亦有阐述：

日语中亦有“书法”一词，但和汉语意思不同的是，它一般指文字和文章的书写方法，真正所谓的文字（汉字和假名）书写艺术一般用“书道”一词来表示。然“书道”一词据说直到江户时代后期才出现，之前普遍使用的则是“入木道”一词。此处的“入木”当与书圣王羲之有关：唐朝的张怀瓘在《书断》中有“王羲之书祝版，工人削之，笔入木三分”的记载，来形容王羲之的笔力极其遒劲。从中亦可见中日书法的渊源关系。

中国的很多文化传到日本后，都被冠以“道”，书法也不例外，日本一般称其为“入木道”“书道”。所以“法”与“道”的区别，应是中日书法最明显的不同。中国书法注重法度，追求字字有来历，点画结构讲究技法，墨色谋篇需要章法，把临帖范本称为“法帖”，还有血法、骨法、肉法、腕法等等专用俗语。一句话，不了解各种“法”，便没有资格谈论中国书法。反观日本，重视的是以书载道，目的落在“道”之上，“书”只是一种手段与载体，它与花道、茶道、香道、剑道、棋道等类似，学书人通常追求的是一种人生之道。目的不一样，导致的结果自然也不相同。

藤原佐理书状《离洛帖》

其实，日本人称“书道”，就是直接受到中国的影响，“书道”“书法”二词在唐之前的书论中出现频繁，就名词出现的时间来讲，书法早于书道，但作为书写艺术的本意来讲，则书道早于书法。《左传·宣公二年》说：“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这是出现最早的书法名词，但这个“书法”是什么意思呢？它指的是古代史官修史，对材料处理、史事评论、人物褒贬，各有体例，而谓之书法，是一种写作的技巧，这与日本的书法名词是对应的。唐之前，书法与书道界定不明确，互相应用频繁，在不同的场合与不同人的论书文中出现，但只是概念而没有阐述，到了唐代张怀瓘的书论中，才将这两者的关系论述清楚，在他的书论中，“书道”“书法”多次并用，随处可见：

昔仲尼修《书》，始自尧舜。尧舜王天下，焕乎有文章，文章发挥，书道尚矣。

八体书法，一曰大篆。

如人面不同，性分各异，书道虽一，各有所便。

梁武帝云：“钟繇书法，十有二意，世之书者，多师二王……”

在张怀瓘看来，“书道”是包含了“书法”的，如前“书道尚矣”是讲在文化得到了很大繁荣的时候，书道成了一种时尚与追求，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就是书道成了一种专门艺术；而他书论中的“书法”是从属于“书道”的，是构成书道的一个重要部分，是法，书法是指书写的技法、技巧、法则。同时，在他的书论里，明确地阐述了他对于“书道”的看法：

纪纲人伦，显明君父，尊严分别而爱敬尽礼，长幼班列而上下有序，是以大道行焉。阐《典》《坟》之大猷，成国家之盛业者，莫近乎书。其后能者，加之以玄妙，故有翰墨之道生焉。

其后又讲：

深识书者，惟观神彩，不见字形，若精意玄鉴，则物无遗照，何有不通。

文则数言乃成其意，书则一字已见其心，可谓得简易之道。

然须考其发意所由，从心者为上，从眼者为下。

从这里可以看出，书道一名在唐代的书论中已经阐述得很明确了，并不是所谓的中国强调“法度”，不注重“精神”。其实，中国艺术历来都注重“心”“意”“神”而轻“技”“法”，非书法如此。中国书道如前面所论，从其产生起，与哲学、道德、伦理就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中国的艺术观本来就是理性的、哲学式的艺术观，而这种艺术观最好的体现就是中国“书法”，所以有人认为，中国“书法”在中国艺术中处于最高的境界，原因也在这里。到了唐以后，书论中“书法”渐渐取代了“书道”，“书法”一词在宋代成为专用术语，一直延用至今。那么，为何会如此的呢？唐，我们都知道的是“唐尚法”。在中国的文艺发展史上，唐是一个关键的时代，在各个方面都有一个“立法”的要求，书法也不例外。同时唐又有“书法取仕”的制度，使书道有了大发展，但也带来许多负面影响，而后的书论，也一变晋人的体制而成唐人模式，大讲技法、法则，从用笔到结字，也从原来的语录式论述，一展而成文章式。而中国书法正是在唐代传入日本，所以说日本强调“书道”应该是对唐文化的传承与发扬，而并非其独创。所以我以为，本书作者若能就“书法”“书道”名词的考证做到位，或许对于中日书法交流这一命题会有更深刻的意义。

中日书法交流史（古代卷）书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