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茹志鹃以其独特的创作风格占据着重要地位。初登文坛，《百合花》就以精巧的构思，清新俊逸的美学风格，从平凡的生活中开掘出具有深刻社会意义的主题，受到广大读者及评论家的欢迎。十年动乱之后，《剪辑错了的故事》又以犀利的艺术笔触勇敢地对历史进行了严肃的反思，首开“反思文学”先河。今年是茹志鹃诞辰100周年，追溯她的文学创作，更是对她文学精神的缅怀与重温。
年少初现创作才华
1925年10月30日（农历九月十三），茹志鹃出生在上海。她幼年家境贫寒，11岁才断续接受教育，少年生活漂泊不定，充满了艰辛与苦涩。但生活的磨难并没有压垮茹志鹃，反而铸就了她坚韧不拔的性格。
在艰难的环境中，她对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常在空余阅读书籍，进而创作。茹志鹃的第一篇作品《生活》发表于1943年11月22日《申报》副刊《白茅》三十六期上。这篇不足千字的作品，写一个女大学毕业生谋生无门，愤而撕毁大学毕业文凭，在构思和写法上初现关注自我、关注女性的端倪。
《生活》发表时，年仅18岁的茹志鹃已随兄参加了苏中地区新四军，投身革命的洪流之中。她先后成为苏中公学学员、苏中军区前线话剧团团员，华中军区和华东军区文工团组长、分队长，创作组副组长等。在部队里，她经历了战火的洗礼，见证了战士们的英勇无畏，也感受到军民之间的鱼水深情。这些宝贵的经历成了她文学创作的丰富源泉。她往往在通宵行军的间歇中，就着月光，垫着背包，写下歌词、快板、广场秧歌剧等作品。1947年，她写的歌词《跑得凶就打得好》，获军区文艺创作二等奖。1950年在上海《文汇报》上发表了她新中国成立后写的第一个短篇小说《何栋梁和金凤》。1952年创作的话剧《不拿枪的战士》，反映了复员军人在矿山的斗争生活，荣获南京军区1955年颁发的文艺创作二等奖。
1955年7月，茹志鹃从南京军区转业到上海，任《文艺月报》编辑，小说散文组副组长、组长，被吸收为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会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又被选为作协上海分会理事。
《百合花》（第一次入集） 韦泱 提供
《百合花》：清新俊逸独树一帜
1958年，茹志鹃发表了短篇小说《百合花》。这部小说刊发在当年3月的《延河》杂志上。同年9月，小说被《人民文学》转载，并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百合花》以解放战争为背景，描写了1946年某次总攻前夕，小通讯员送“我”到前沿包扎所支援医护工作，后向一个刚过门三天的新媳妇借被子的故事。在借被子的过程中，通讯员的羞涩、质朴，新媳妇的善良、热情，都被茹志鹃刻画得淋漓尽致。而在此后战斗中，通讯员为了保护群众英勇牺牲，新媳妇则用自己的新婚被子为他入殓。
《百合花》有别于当时描写宏大战争、英勇战士的战争题材小说，没有直接描写战斗过程，而是通过三个人的情感碰撞和相互交流，展现了战争中的人性之美和人情之暖。正如茹志鹃自己所说：“把大东西漏了，小东西却剩下了。”她以小见大，用一条被子、一个通讯员、一个新媳妇，折射出了整个时代的光辉。同时标题“百合花”的意蕴丰厚，一方面，它指的是被子上的“百合花”，是实实在在的图案；另一方面，它又象征了年轻媳妇的朴实美丽、纯洁无瑕。此外，更象征着小通讯员与新媳妇的美好心灵，更象征着这种超越了人世间一切血缘亲情的军民间最圣洁最美好的感情。
《百合花》发表后以其独特的魅力受到了读者们的热烈欢迎，也引发了评论家的热议。茅盾在《谈最近的短篇小说》一文中以两个“最”来形容自己看到这部小说的感受：“这是我最近读过的几十个短篇中间最使我满意，也最使我感动的一篇。它是结构谨严、没有闲笔的短篇小说，但同时它又富于抒情诗的风味”，并用“清新、俊逸”来肯定茹志鹃的创作风格。侯金镜指出了作品的整体特点：“色彩柔和而不浓烈、调子优美而不高亢”；“对人物感情的客观描绘和作者注入到作品里的自己的感情，两者统一起来，就形成了委婉柔和、细腻优美的抒情调子”。
由于创作上的突出表现，茹志鹃于1960年离开编辑岗位，成为中国作协上海分会的专业作家，有了更多的时间进行创作，她的创作进入高峰期。1959年茹志鹃出版了第一个短篇小说集《高高的白杨树》（上海文艺出版社），收集了此前的10篇短篇小说和5篇特写。1962年出版了第二个短篇小说集《静静的产院》（中国青年出版社），收集了1959年至1962年创作的10篇短篇小说。
1961年5月至7月，中国作协上海分会先后四次举行茹志鹃短篇小说创作讨论会，会后侯金镜、王西彦、魏金枝等评论家分别在《文艺报》1961年3期、7期、12期发表了《创作个性和艺术特色——读茹志鹃小说有感》《有关茹志鹃作品的几个问题》《从题材多样化谈起》《也来谈谈茹志鹃的小说》等多篇文章，从茹志鹃作品的题材与风格的关系，和人物创造等方面开展热烈讨论，一致肯定茹志鹃在创作上取得的成就和小说的艺术风格。
茹志鹃第一部小说集《高高的白杨树》（一九五九）
宏大叙事融入日常生活
茹志鹃的作品不追求宏大叙事的波澜壮阔，也不刻意塑造高大全的英雄形象，而是将目光投向日常生活中的普通人物。她在《追求更高的境界》一文中说：“我追求像那些前辈作家那样，能在一个短短的作品里，在一个简单、平易的事件、人物身上，却使人看到整个时代脉搏的跳动；一个普通人物的遭遇，却能反映出整个国家社会的命运。”
《妯娌》中两位媳妇同为青年团成员，她们以“团员的原则”相处，互相谦让、争相为国家作贡献，让婆婆对妯娌失和、最终分家的顾虑成了“多余”，从家庭关系变化反映了革命理念的渗透。《鱼圩边》并不通过政策宣讲或集体劳动的宏大场面展现“农业合作化”这一关乎国家经济转型的重大命题，而是聚焦于两个渴望加入合作社的儿童争相冒充社员的天真举动。《里程》里，在运河边摆渡的王三娘从过去认为摆渡是“替大家办事”，心安理得地收下乡亲们的报酬（鸡蛋、麦子等），转变为主动提出“不要钱”，并最终在风雨中奋力修好渡口的跳板，将其视为自己对集体应尽的责任，反映的正是合作社运动时期，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精神如何逐步深入人心、改造个体思想的宏大历史进程。
茹志鹃笔下的人物鲜有传奇色彩，多是些普通人：童养媳、新媳妇、老大娘、通讯员、文工团员……这些看似平凡的个体，却承载着时代变迁的密码。《在果树园里》中的童养媳小英，从家庭中出走，成长为公社果园组组长，她的蜕变轨迹不仅是个人命运的转折，更是新中国女性挣脱封建枷锁、走向独立的缩影。《如愿》中的何大妈，带着与儿子阿永共同的苦难记忆，在新时期经历了母子间的隔阂与和解，她的喜怒哀乐映射着新旧社会交替中普通人的阵痛与适应。《春暖时节》的静兰，作为家庭主妇因丈夫忙于工作而感到关系疏远，最终通过参与福利合作社找到自我价值，她的经历道出了时代转型中女性对自我实现的渴望。
茹志鹃写的普通人也对“英雄”概念进行了丰富与拓展。《百合花》中的通讯员天真、淳朴、憨厚，与“我”同行时，“撒开大步，一直走在我前面”；问他是哪里人时，“脸涨得像个关公，讷讷半晌”；来拿被子时，“绷了脸，垂着眼皮，上去接过被子，慌慌张张地转身就走”。而他肩上的步枪筒里插着的几根树枝，显露出他对生活的热爱与少年人的烂漫。但当敌人的手榴弹袭来时，他没有丝毫犹豫，“扑在那个东西上了”，用身体挡住了致命的弹片。这个英雄迥异于同时革命题材小说中的典型英雄，他的英勇牺牲也是通过担架员的转述来完成的，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当时英雄主义基调和人物程式化的模式。
细腻入微的心理描写，是茹志鹃实现“以小见大”的关键技法。她捕捉人物最细微的动作、神情与心理波动，让隐藏在表象之下的情绪自然流露。《百合花》中，新媳妇听“我”解释借被子的缘由时，“不笑了，一边听，一边不断向房里瞅着”，这个细节既写出了她的犹豫，也暗示了被子对她的特殊意义（是她的嫁妆）；当她最终决定借出被子时，“看看我，看看通讯员，好像在掂量我刚才那些话的斤两”，寥寥数笔，将她内心的权衡与最终的觉悟刻画得入木三分。《静静的产院》中谭婶婶的心理刻画同样精妙。面对荷妹的新做法，她“觉得有些不大入味”，后来又“有些生气了”，“心里还是闷闷的”，后来却被荷妹的行为打动，改变心态，主动学习，“眼前忽然豁亮起来”。这些复杂的心理活动，不仅塑造了一个真实可信的老一辈劳动者形象，更折射出社会转型期人们面对新事物时的普遍心态——既有对传统的眷恋，又有对进步的渴望。正是这种对个体心理的精准把握，让茹志鹃的作品超越了对时代的简单呼应，达到了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统一。
上海作协《茹志鹃创作讨论会论点摘要》
女性视角观照时代变迁
冰心最早注意到了茹志鹃小说的女性视角。冰心在《一定要站在前面——读茹志鹃的〈静静的产院里〉》中认为当时的报道里、小说里的妇女形象，也能感动人、教育人，“但是从一个妇女来看关于妇女的心理描写，总觉得还有些地方，不够细腻，不够深刻，对于妇女还不是有很深的熟悉和了解，光明的形象总像是蒙在一层云纱后面，不是那么眉宇清扬，容光焕发。”而“茹志鹃是以一个新中国的新妇女的观点，来观察、研究、分析解放前后的中国妇女的。她抓住了故事里强烈而鲜明的革命性和战斗性，也不放过她观察里的每一个动人的细腻和深刻的细节，而这每一个动人的细腻和深刻的细节，特别是关于妇女的，从一个女读者看来，仿佛是只有女作家才能写得如此深入，如此动人”！
茹志鹃喜欢直接采用第一人称讲述故事，《阿舒》中的“我”是一个会讲故事的女同志，“我”看到了阿舒这个天真可爱、活泼好动的少女。《高高的白杨树》中的“我”是一个见习护士，透过“我”的眼睛写张爱珍、小凤儿及蒋月珍的故事。《三走严庄》中的“我”是一个年轻的女干部，主人公收黎子的进步便是透过“我”的视觉来体现的。“我”化身成女战士、女劳动者，深入周围各种美好的女性，和她们谈心，交朋友，从而更加酣畅地抒情。
茹志鹃在作品中塑造了丰富多彩的女性形象。一类是美丽单纯、充满激情的年轻姑娘，这也是茹志鹃作品中出现最多的一类女性，如热情淳朴、把兔子当宝贝的小爱珍（《高高的白杨树》）；风风火火、一心扑在工作上的小何（《新当选的团支书》）；敢于走出旧家庭，改变自己命运的小英（《在果树园里》）；爱笑爱美、不知忧愁的阿舒（《阿舒》《第二步》）……她们大多刚刚步入社会，所经历的工作、生活都充满着关爱和幸福，所以她们总是带着纯洁天真、无忧无虑的心情来感受周围的一切，持有对光明和美好的坚定信念。
还有一类是老当益壮、不甘落后的老大妈们。《关大妈》中的关大妈本是普通农村妇女，但当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踏入家乡，她冒着生命危险掩护了游击队员们，被游击队员们称为“妈妈”。《如愿》中的何大妈解放前愁柴愁米，解放后虽不愁了，“人却还锁在锅子边”。后来，她放着清福不享，热心街道生产，从“锁在锅子边”成为生产组小组长，完成了自身的角色转换，并且意识到了自己的价值和社会的关系。《静静的产院里》的谭婶婶最后坚定地拿起了产钳，在荷妹帮助下第一次成功完成了手术。谭婶婶并没有因为年纪大就靠边站，而是努力成为紧跟时代步伐的劳动女性，她的身上也因此焕发出了更耀眼的生命光彩。
这些女性人物在茹志鹃笔下不断成长，尤其是心理上的成长，展现出女性的社会价值，从而确立女性的自我价值。《三走严庄》中的收黎子在土改斗争、解放战争的锻炼中，由娴静、温顺的年轻媳妇，成长为勇敢、干练的支前队长。《百合花》中新媳妇的成长则更具层次感，从最初忸怩羞涩，对来借被子的通讯员毫不客气，让他空手而归；再到听“我”说打仗是为了老百姓的道理时，借出被子；最后当她见到牺牲的通讯员时，主动给通讯员擦脸擦手缝补衣服，并献出那条撒满百合花的新被子。这一过程中新媳妇逐渐理解了革命的意义，也完成了自我超越。
《剪辑错了的故事》：首开反思先河
“文革”中，茹志鹃的作品遭受的不再是温和的批评而是直接的否定，她在《〈百合花〉后记》（刊于1978年9月17日《光明日报》）中提到“一会是‘中间人物’，一会儿是‘反重大题材’，‘反火药味论’也有些象，‘无冲突论’也搭点界”。可是这种攻击性的批判并没让她再次焦虑，十年停笔的沉淀让她的创作心态越发成熟。她写道：“这是我的思想，我的感情，我的世界观。我愿意他们存在下去，因为他们有存在的价值”，“文学作品的质量有高低之别，而不存在重大与渺小之分”。
1979年，茹志鹃创作了短篇小说《剪辑错了的故事》，大胆地突破禁区。这部小说通过农民老寿的视角，批判了脱离实际的极左政策和官僚主义对基层生活的破坏。这部小说首开“反思文学”大潮。小说采用“时空交错”和“碎片化剪辑”的叙事手法，打破了传统线性叙事的框架。以老寿的心理活动为主线，通过现实与回忆、真实与幻觉的交替呈现，将不同时间节点的场景并置：把革命战争年代干群间肝胆相照的鱼水深情，和“大跃进”时代的不正之风，以及老寿想象中的未来战争的场面，有机地交错和间隔，不仅增强了文本的张力，更让读者直观感受到历史断裂带来的心理冲击。这部小说也充分显示了茹志鹃在表现手法和艺术构思上的创新。
之后，茹志鹃又相继创作了《草原上的小路》《儿女情》《家务事》等一系列作品，对“十年动乱”的前因后果进行了更深入的思考和探索。
《草原上的小路》写草原石油城两个年轻人的爱情故事，揭露和谴责某些干部官复原职后，把人民群众甚至曾经共患难的老战友、老同事、老部下的疾苦和冤屈统统置诸脑后，只求保住自己的“乌纱帽”。《儿女情》中的革命老妈妈田井在丈夫早逝后凭一己之力把儿子抚养成人，晚年时她唯一的心愿，就是安排好儿子的工作和生活，可是儿子却并不完全认可母亲的这一片好心。《家务事》中“我”的家庭虽然没有经历坐牢批斗之类的遭遇，但是一家人也是天各一方，丈夫支援小三线，大女儿去插队，“我”要去干校参加“斗批改”，留在家里的只有八岁的小女儿淘淘一人，反映了这场动乱带给每一个家庭和每一个人的灾难。
这些小说描写的都是日常生活，却直接、明显涉及社会生活中某些重要的激烈的矛盾冲突。茹志鹃在《漫谈我的创作经历》中认为，“在任何社会里，超脱于政治、经济以外的，单纯的家务事、儿女情是不存在的，”因为“每个人的命运都在那里发生变化，每个人命运的变化都跟国家的大事相关联着”。
评论家黄秋耘以“从微笑到沉思”概括茹志鹃此时的创作变化：“她的目光变得更加敏锐，她的视野更加开拓，观察也更加深刻了。她对过去各个历史时期的生活积累中的种种复杂的矛盾进行了严肃的思考，她无畏地面对现实，以犀利的艺术笔触勇敢地去剖析、挖掘和鞭挞。”
全心全意为年轻人铺路
1985年创作完《喜筵》之后，茹志鹃的工作重心慢慢转移到中国作协上海分会的工作中去。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第四次会员大会后，她担任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兼《上海文学》副主编。邓友梅在《阿姐志鹃》一文中写道：“我曾问过她，干嘛要担任这工作，这会影响写作的。她说，我想为年轻人创造点条件，叫他们早点出来，他们有才能缺少经验，要有人帮助解决困难才能闯出一条路来，我愿为他们铺路。”
1985年，在茹志鹃的主持下，中国作协上海分会从上海工厂调进来四位有才能的年轻人，分别是：作家赵长天、剧作家宗福先、评论家吴亮、评论家程德培。为此，《新民晚报》记者还连续四天开设专栏“作协新来的年轻人”，专访四位青年作家、评论家。
同时，茹志鹃很重视培养上海地区的青年文学爱好者。1985年她拍板创办了以学习班形式召开的“上海青年作家创作会议”，邀请全国著名作家、评论家来给上海青年作者上课，领全国风气之先，也促使金宇澄、阮海彪、殷慧芬等一批青年作者脱颖而出。
茹志鹃多年一直致力于培养青年作者，早在20世纪50年代她在《文艺月报》工作时，就开始深入基层，发掘新人。她耐心细致地帮助青年作者，从谈素材、构思，一直到修改具体作品，推出了许多优秀的作品。她还是上海市工人文化宫工人写作学习班的辅导员。1971年，上海热处理厂的青年工人宗福先因哮喘病发请了八个月长病假，利用这段时间他学着写了一篇反映当时自己工厂生活的小说《政策》。经人介绍，他把厚厚一沓小说稿送到茹志鹃家里。时隔不久，茹志鹃来到宗福先家，亲手交还稿件，同时对作品做了批评：“你根本不懂怎么创作，37万字的小说都没有一个完整的故事。”但之后话锋一转：“你年纪那么轻就有这么好的语言，你还有自己的想法，对当时的社会表达了一种不同的看法，有这两条你就可以走上创作的道路。”宗福先感动不已，心里有了方向。
1978年，铁凝创作了小说《夜路》，被人推荐给茹志鹃。茹志鹃敏锐地发现了铁凝的文学才华，把《夜路》发在《上海文艺》当年第5期的头条上，并为小说撰写了一篇评论《读铁凝的〈夜路〉之后》，对这篇小说给予极大的肯定，这也是国内第一篇铁凝小说的评论。
在茹志鹃培养和关注的众多青年作家中，最令她骄傲的应该是女儿王安忆。她奉行“不去管她，让她自己去探索，去走路”的原则，任凭女儿在文学道路上驰骋。1980年，茹志鹃的《剪辑错了的故事》与王安忆的《谁是未来的中队长》分别获1979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1979年第二届全国少年儿童文艺创作二等奖，传为佳话。此后，王安忆相继创作出《小鲍庄》《本次列车终点》等中短篇小说，《长恨歌》《富萍》《天香》《考工记》《一把刀，千个字》《儿女风云录》等长篇小说，她的作品十多次荣获国内外重要文学奖项，其成就得到国内外文学界的广泛认可。作为中国文坛中鲜有的母女作家，她们在文坛具有持续且深远的影响力。
文学潮流不断发展，茹志鹃作品的魅力仍然不减，多部作品被誉为红色经典，被广泛选入各种教材；她笔下的人物形象，依然鲜活地存在于读者的心中。就像一朵盛开在文学殿堂的“百合花”，茹志鹃的作品散发出淡雅而永久的芬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