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砺锋先生的新著《师友记》，近由人民文学出版社编刊梓行。笔者曾负笈南雍，有幸亲承教泽，因而一获老师赠书，立刻展卷快读。熟悉的语气好似一叶小舟，载我循着长江东下，回到了向莫老师亲炙问学的日子。如自序所言，《师友记》中所收的50篇文字，或是忆人专文，或是书序、书评，但皆与师友相关。根据师、友身份，存殁与否，文章又分为四辑。可以说，这本以师友为主题的文集，实是莫老师对良师益友的一次真挚致敬。通过此书，我们诚可一窥莫老师的“师友圈”，领略书中所记人物之风采，但若更进一步，还可“遗貌取神”。“貌”自然是本书记载的那些人物逸事，而“神”则是透过具体人、事展现的精神气韵。如果说“貌”是师友交往的客观记录，那么“神”便是将文章缀合一处的作者之心。细心的读者不妨采用以下三种眼光读之，或可借此体悟此书深意。
首先，读尊师重道的传承精神。莫老师是新中国第一位文学博士，他与程千帆先生的师弟遇合，早已成为学界津津乐道的佳话。一位被特殊年代磨练为水稻种植行家的“老三届”，却命运般地与程先生相聚于南京大学，从此走上了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之路。不过，正所谓“言教”不如“身教”，莫老师对程先生的感念，并不止于学问传授。试读《千帆先生与南京大学》的一处细节。昏迷多日的程先生，醒来想起的第一件事，竟是因《黄侃日记》尚未出版而“对不起老师”。此文原是2023年5月南京大学“程千帆先生诞辰110周年纪念系列讲座”上的讲演整理稿。笔者当日在台下，亲见莫老师追忆至此，哽咽失声。他的一只手紧握另一只小臂，恍惚真回到了程先生在病床上抓住他的手腕而低呼“对不起黄先生”的情境。23年过去了，是什么让一位学生想起老师时“老来离思转纷纷”？ 答案如《百年千帆》一文所言，他从老师的身上看到了“依存于忠恕之道的做人准则”和“根植于传统文化的人格风范”。这种风范超越了一己之利害，也超越了私人之交谊，它让一个人窥见了书本上记载的古老传统在现世仍顽强存活的痕迹。从这个角度说，莫老师对程先生的尊敬，实是对文化传统的尊敬。
同样，《师友记》中对老师们事迹的追忆，实是为文化传统承续而付出的努力。基于此，莫老师记人，多着眼于人格的刚健沉笃。程先生自不必言，他如《沈祖棻的最后五年》中，记沈先生70年代蛰居武汉大学“下九区”简陋平房里的“琐屑米盐消日月”，《“望之俨然，即之也温”的郭维森先生》中，记郭先生病榻上谈起社会怪象时的“声色俱厉”，《私德、师德与公德》里记唐圭璋先生的“三德”等等，从中莫不可窥见古人遗风。应当说，《师友记》里追忆老师们的文章，是一副老一辈知识分子群像，他们虽性格不同，经历各异，但都深受中国文化传统熏陶，体现出一种带有共性的典范人格精神。
其次，读淡而有味的君子交谊。“冷”，是不少人对莫老师的最初印象。共事过的王一涓老师便将他戏称为“话题终结高手”，又说莫老师“即便是熟人，见面说话好像也超不过两句，就没话可谈了”。其实，相较于“冷”，用“淡”概括莫老师的性格，似乎更合适：对名利淡，对朋友也淡。不过，不同于前者的“淡泊”，后者却是“淡而有味”，这在记友人的随笔间可获印证。且读《一杯淡水变清茶》。陶文鹏老师曾担任《文学遗产》的主编，以常情而论，作为以论文为主要评价标准的学者，与这样一位顶刊主编交往时，心中难免且敬且畏。反观莫老师，不光与陶老师的通信仅限于商讨修改意见、通知录用与否，就连陶老师来南京出差时，也只招待他与不相识的客人合住南京大学招待所。唯一的“接待活动”，是“自掏腰包请他在学校礼堂看了一场周末电影，票价是5元钱，连看三部影片”。而陶老师也不以为忤，依然多次在背后称赞莫老师的论文。
乍看之下，莫老师真是“迂”得可爱，然而细加寻思，这样全然基于对文化的热爱而建立的交游，何尝不是令人渴望的？ 这才真是“君子之交淡如水”。书中所记，率多此类真正的友谊。当然，对待友情，莫老师也并非时时刻刻都是“淡”的，几句戏语，有时便是不苟言笑的莫老师表达亲近的独特方式。《从水仙花说到林继中》里，谈到自己曾任中文系主任的经历，莫老师语出惊人：“系主任真不是人干的。”随即话头一转，牵合到林老师身上：“我连一个系主任都当不好，而继中兄当一个校长还游刃有余，所以我觉得他真是了不起。”试问，若非推心置腹的友人，怎能开得出如此诙谐巧妙的玩笑？ 至于《岁暮怀旧悼宗文》《悼吴建辉博士》诸篇，追念亡者，更见至情至性。如果说，追忆老师的文字，是“大文章”，写给友人的文字，则是“小品文”。从后者中不但可读出莫老师的性格气质，也如网友所说，玩味书中记载的友谊，在嚣嚣尘世中，“不啻一副清凉散也”。
最后，读掷地有声的危言谠论。莫老师曾解释过，自己名字的含义并非“宝剑锋从磨砺出”，而是连名带姓一同考虑，取“切勿砥砺锋芒”之意，其斋号也相应命名为“宁钝斋”，似乎立志要做位超然物外的“老神仙”。然而，只须翻开任意一本随笔集，略读几篇，便不难发现莫老师的为人“自是名字中缚不住者”。面对滚滚俗埃，他好似苏东坡般累积了一肚皮不合时宜，只要机会合适，必定一吐为快。最难能可贵的是，莫老师对现实的针砭，殊非一时一己之牢骚，实为人人欲言而未言的真问题。《卅年功夫磨一剑》的开篇，他就发了一通议论，直指一些今人“常常将著述视为沽名钓誉、获取利益的工具”，进而发掘问题的根源：“当代大学或学术机构中盛行所谓的数量化管理，评审职称只看著作、论文的数量，更有甚者干脆按论文的篇数及所载刊物的级别赏予奖金，在虚名实利的双重诱导下，学术造假层出不穷，学术泡沫泛滥成灾。”以学术为志业者读了这番话，恐怕没有一个不心有戚戚的。又如《“教授写教授”的小说》一篇，莫老师先指出，“大学并非世外桃源，但相对而言，大学校园仍是现实世界中比较洁净的一个角落”，似乎对大学里的种种怪象有轻轻放过之意，但紧接着，他便辛辣地道出其中缘由：“倒不是大学里人人守身如玉，而是大学掌握的资源、权力较小。‘老鼠尾巴上害疖子，出脓也不多’。”王国维曾概论中国古典小说作者说：“客观之诗人，不可不多阅世。”莫老师虽非诗人，也不写小说，但多历世事，烛照人性，却足与“客观之诗人”相媲美，唯有如此者，才说得出这般深切探本之语。高校是社会的一环，高校的问题亦是社会问题之缩影。莫老师能够直言不讳地指出高校围墙内的诸多问题，对围墙之外，自然也不会不闻不问。《“教授写教授”的小说》文末，他写到，高校教师“本是一群淡泊宁静的书生”，但“在管理体制与社会风气的双重裹挟下”，许多人不得不改头换面。或许有人会说，象牙塔中的学者声量太小，即便做出批评也于事无补。莫老师引用的王瑶先生的两句话，可视为对这种意见的回应：“说了也白说”“不说白不说。”磊落剀直，掷地有声，信是读书人本色。
来源：中华读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