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麦家离开了生活15年的成都，回到家乡杭州定居。从此，成都成为他的念念不忘。此前几乎不怎么说四川话、不吃辣的他，开始逮着机会就说四川话，看川话版电影，也开始想念川菜。“离开了这座城市，反而让我在内心中一直想要挽留它。”
2025年8月，麦家携他的新作《痛苦是条虫》再次回到成都，带着家人、朋友，回到他生活过的老院子，曾经每天走过的路，站在曾经住过10年的楼房下面，久久凝望……封面新闻记者跟随麦家一起踏上文学寻亲之旅，最后在一环路的一家电影院进行了访谈，那是电影《风声》最先点映的“福地”。
麦家回到以前在成都住的地方
回到住过十年的老院子
难忘陪伴写出《风声》的三角梅
“就是那个窗户后面，有一张L型的写字台，装护栏的窗户，栏顶挂着一蓬三角梅，绿叶并不翠，红叶却出奇地艳，滴血似的。三角梅种在二楼阳台上，它神奇的生长力令我吃惊。我每天看它，时时看它，像囚徒望蓝天一样，从中受到鼓舞，汲取力量。有一个夏天，就是在这株三角梅的陪伴下，我写完《风声》。小说出版后迅速被改编成电影，狂揽票房，然后是电视剧、话剧……《风声》小说因之红得灿烂，像那棵三角梅。”
麦家深情地讲述着，“那个夏天，那棵三角梅，真的，我忘不了。我离开成都已经十多年，然后每次来成都，我都要专程去看它——我的三角梅。进不了屋，在楼下看看也好。”
在院子门口，遇到一位老邻居，麦家问了句：“你还记得我吧？”语气中有一点点不确定。“你是麦家的嘛！”邻居却用一句不假思索的四川话，瞬间打消所有的陌生感。两人热情拥抱，那种熟悉的感觉回来了。
从院子出门，沿着二环路，麦家继续向前走。这条从家门口走向西南财大的路，他几乎每天傍晚要走一趟，持续了差不多10年。再次踏上这条熟悉的路线，虽然酷暑难耐，但麦家脚步雀跃，脸上出现舒展的笑容。路上遇到的每一栋楼他都很熟悉，有的店铺还没变，他兴奋得像小孩子。经过峨影，他停下来脚步，“当时我偶尔会想到，如果什么时候我的小说能被改编成电影就好了！”西南财大的校园是他傍晚散步的目的地，“我很多小说的构思、推敲都是在这个校园里走路时完成的，一边走一边想小说，很像是反刍，迸发出很多好想法。”
想念在成都的往昔
与阿来、何大草、洁尘等好友聊文学
感念一座城市，往往跟这个城市里的人分不开。“何大草、洁尘、何小竹……我们经常聚在一起谈文学，聊阅读。那个时候我们都还默默无闻，大家的交往非常纯粹。这种朋友圈，后来我在其他地方再也没有了。我记得，有很长一段时间，我跟阿哥（阿来）会约定，从二环路的两头出发，在杜甫草堂汇合。我们一起喝茶、聊文学，天天写作肩颈受不了，我们还会一起去推拿店，边推拿边聊写作……现在想想，这样纯粹的日子，是人生难再寻的美好。”
如今麦家也经常回成都，但“近乡情更怯”，让他不轻易通知这些老友。“他们是我压心底的朋友，虽然后来我们见面机会很少。我不愿用匆匆见一面吃喝一场来打发。我渴望等合适的机会，我们有充裕的时间，面对面畅聊三天三夜那种。”麦家透露，阿来如今在阿来书房做的古典诗词讲座，“我会在线上听。阿哥不光是我年龄意义上的大哥，也是我精神意义上的大哥。我一直在向他学习。”
1964年生于浙江富阳的麦家，1981年考上军校从此离开浙江，他先后在福建、北京、江苏、四川等地生活过。其中成都对麦家意义尤为特殊。转业后，他曾在成都电视台担任编剧。在这里，麦家度过了作家生涯中最艰难的蛰伏期，也迎来了创作上的大爆发。他的谍战文学三部曲《风声》《暗算》《解密》全部都在成都写就。在这里，他有过《解密》曾被退稿17次、历时11年才最终出版的煎熬。也同样是在这座城市，他的另一部小说《风声》被改编成电影，创下了当时国产谍战片的票房奇迹。
虽然内心很痛苦
但“得”还是比“失”多
麦家说，成都给了他两样宝贵的东西：体面的生活和对文人的尊重。“当时的工作给了我优厚的待遇和宽松的自由度，整个城市对文化人的重视，为我这个当时还默默无名的写作者提供了极其肥沃的土壤。如果那十五年不是在成都，而是在别的城市，可能我早就为现实生活所迫，改行去写房地产文案了。”
站在西南财大的大门前，麦家看着校内的体育场，“这个体育场是我看着建起来的，还是那么漂亮。”此时，夕阳晚霞满天，他再次陷入回忆和沉思之中。
“假如时光可以倒流，最想回到哪一个阶段？”对这个问题，麦家手撑着一根电线桩，很认真地想了想，“坦白说，我不愿意回到过去任何一个阶段。我有过美好的青春时光，但更多的是，事业上有了更多的得失心。人生开始变得复杂，想想都觉得心很苦。我对自己的现在很满意。”或许是回到自己熟悉、亲切的气场中，麦家又坦诚地分享说，“总的来说，一个人在年轻时，一定要有自己的所爱，可以是爱一个人，也可以是爱一件事。这么多年，虽然我经常说内心很痛苦，但坦白说，我的‘得’还是比‘失’多。我得到了很多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