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朱德在会上作题为《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指出“在华北、华中、华南各解放区战场上，我们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在一起，曾流洒了最多的热血”，“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纵队，和敌人进行了空前英勇的、残酷的、可歌可泣的胜利战争，成为中国抗战的中流砥柱”。
在中华民族危亡之际，华南抗日纵队孤悬敌后、绝地抗争，以血肉之躯筑起坚不可摧的抗日长城，彰显了民族精神的强大力量。回望那段烽火岁月，我们不仅要铭记历史、缅怀先烈，更要以文学的方式传承弘扬抗战精神，让英雄的故事激励一代又一代人奋勇前行。
全民族抗战的生动缩影
1938年10月，侵华日军占领广州，华南地区抗战环境日渐艰难。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华南各地逐步建立起东江纵队、琼崖纵队、珠江纵队、广东人民抗日解放军、南路人民抗日解放军、韩江（潮汕、梅埔）纵队等多支敌后抗日武装，统称为“华南抗日纵队”。华南抗日纵队虽然规模较小、力量分散，却凭借强大的生存和作战能力，以小击大、以弱抗强，有力打击了日本侵略者。面对日军的残酷扫荡，华南抗日纵队始终顽强抗争，对日伪军作战共计3800余次，歼灭其2万余人，抗击和牵制15万余人，有力支援了全国抗战，成为全民族抗战的生动缩影。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12月25日香港沦陷。在此之前，因香港环境相对安全，很多文化界人士和抗日爱国民主人士从内地来到香港避难，中国共产党也有组织有计划地将内地文化人士转移到香港。日军占领香港后，立即封锁港九交通要道，分区、分段、挨家逐户检查，逮捕抗日分子、文化名人和民主人士，情况万分危急。中共中央和南方局对此极为关注，要求不惜任何代价，尽一切努力营救滞留香港的各界知名人士和国际友人，举世闻名的香港大营救由此展开。在党组织的周密安排和东江纵队的护送之下，一批批文化界人士和爱国民主人士冲破日军的严密搜查、封锁，克服重重艰难险阻，抵达安全地带。营救工作前后历经6个多月，共营救出何香凝、柳亚子、邹韬奋、茅盾等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及其家属等800多人，无一人遭遇意外。邹韬奋在脱离虎口、进入东江游击区后，激动地题写了“保卫祖国，为民先锋”八个字，以表达对救援工作的感激之情。茅盾在《脱险杂记》中称这场营救为“抗战以来（简直可以说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抢救’工作”。夏衍认为“大营救表明了党中央、南方局对知识分子的关怀”，“这是真正的肝胆相照，生死与共”。
“为开展营救相关工作，党组织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广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左双文表示，华南地区的抗战历史艰苦卓绝、波澜壮阔，华南抗日纵队的几支部队尽管各自的经历不尽相同，名称、番号几经更换，但在党的领导下，在长期而艰苦的抗日战争中，克服了千难万险，战胜凶残而强大的敌人，一步步走过曲折的发展历程，成为支撑华南战场的中流砥柱。广东党组织在发展敌后抗日武装、建立敌后根据地方面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绩，这一成绩是在远离中共中央、远离八路军和新四军主力部队的情况下，遵照中央指示精神，结合本地区实际进行艰辛探索、浴血奋斗取得的。一批地下党员冒着生命危险周旋在敌人统治十分严密的中心城市，机智勇敢、忍辱负重，以各种方式顽强生存和坚持下来，其困难程度在今天是无法想象的。
对华南抗战历史的重新梳理和艺术再现
华南抗战的烽火岁月，催生了一大批反映战争、歌颂英雄、凝聚人心的文艺作品。这些作品形式多样，内容紧贴抗战现实，具有强烈的时代性和感染力。蒲风、黄宁婴、雷石榆等人的诗作，深刻描绘了华南军民的抗日斗争，抒发了对祖国的热爱和对侵略者的愤恨；茅盾的《劫后拾遗》真实记录了香港社会各界人士在战争时期的惊险经历和生活百态，揭露日本侵略者给香港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夏衍的《广州最后之日》真实反映了广州沦陷前的紧张局势和人民的爱国热情；叶浅予的漫画《香港受难》图册以亲身经历为蓝本，描绘了香港在日军侵略下的悲惨景象，揭露法西斯暴行。戏剧在动员群众、宣传抗战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一批剧社及学校剧团在广州等地纷纷成立，积极排演以抗日救亡为主题的剧目，《走私》《汉奸的子孙》《放下你的鞭子》等剧目在观众中引起强烈反响；在琼崖地区，琼剧工作者将抗战内容融入传统琼剧，创作出《还我河山》《抗日救国》等剧目，既保留了地方特色，又传递了抗日思想，深受群众喜爱。
新中国成立后，华南抗战文艺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广大文艺工作者以更广阔的视野、更深刻的思考，对华南抗战历史进行重新梳理和艺术再现。欧阳山的长篇小说《一代风流》聚焦广州三家巷周、陈、何三大家族的人际纠葛与命运起伏，串联起一系列历史事件，其中第三部《柳暗花明》围绕主人公周炳及其战友在华南地区开展的救亡活动进行书写，展现了抗战初期岭南地区的社会变迁。陈残云在抗战期间创作大量作品，揭露日寇暴行、激励民众抗争，完成于20世纪80年代的长篇小说《热带惊涛录》以太平洋战争为背景，生动再现了南洋华侨和人民奋起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真实画卷。曾生的《曾生回忆录》、冯白驹的《中国共产党的光辉照耀在海南岛上》、王作尧的《东纵一叶》等纪实作品以亲身经历为基础，详细记录了华南抗日纵队的战斗历程，为研究华南抗战提供了珍贵史料。陈残云、李英敏共同编剧的电影《椰林曲》取材自廖承志为琼崖纵队购置电台的真实事件，以菉塘交通站黄荔容等人护送电台的经历为原型进行改编。现代粤剧《东江传奇》以东江纵队营救滞留香港的文化名人为背景，在尊重史实的基础上进行创作。
深圳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教授姚睿谈到，广东及华南地区的抗战题材文学作品以鲜明的地域特色和深厚的民族情感为基础，展现了人民群众在艰苦环境下的英勇斗争和坚定信念。一些代表性的广东籍作家，如戴平万、洪灵菲、陈残云、黄谷柳、丘东平等，其作品通过饱含深情的叙事笔触和生动的人物塑造，激发了广泛的爱国热情与抗战决心。许多抗战题材的小说、剧本被改编为影视剧，这些作品通过生动的画面和感人的故事，直观展现了抗战时期华南人民的英勇斗争，让抗战记忆在岭南文化土壤中生根发芽，成为弘扬抗战精神、传承民族文化的重要途径。
让抗战精神“活”在今天
如何以文学的形式书写华南抗战历史，是今天的写作者面临的重要课题。广东是华南抗战的主战场。近年来，广东省作协扶持推出一批抗战题材文学作品，2022年起就将抗战文学选题纳入广东“重大事件、重要人物、重点风物”主题文学创作第一批扶持项目，其中钟二毛的长篇小说《东江纵队》已在《民族文学》2025年第4期发表，郭小东的长篇小说《受降地》创作完成，已改编为同名电视纪录片；组织30余名网络作家重走华南抗战路，陆续推出一系列抗战题材网络文学作品，其中水边梳子的《定风波1934》和三生三笑的《换人间！》均在起点中文网发表。
“10年前，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我追踪采写了一部近30万字的长篇纪实文学《东江纵队》。东江纵队是华南抗日纵队的主力部队，是一支孤悬敌后的广东抗日铁军。”作家陈启文谈到，关于华南抗战，目前已有相当丰富的历史书写，但文学书写还没有得到纵深开掘，很多方面几乎是空白。在他看来，对历史的文学书写不是对史实的复述，历史需要用生命去唤醒，更需要用心灵的烛光照亮，文学可以描述出属于生命的最深刻体验，让有幸生活在和平年代的人们重新抵达当年的战场，去感受生命与爱的力量。对于热爱和平的中华民族来说，书写和记录是为了以神圣的和平去抵抗一切侵略战争，这就是以文学的方式弘扬伟大抗战精神的意义所在。“当我写完这部作品后，看到了一幅油画，一位和平女神把地球从战火硝烟中抢救出来，那透明的地球脆弱得如一枚蛋壳。她像怀抱婴儿一样将地球搂在怀里，眼角还挂着泪滴，脸上露出了安详平和的微笑。”
青年作家莫华杰以香港大营救为背景，创作了长篇小说《特殊使命》。他谈到，自己起初想从地下党的角度切入，正面书写大营救的故事，写完后却觉得故事不够鲜活，缺少人物的成长空间和人性的觉醒历程。“我想要将惊险、悬疑、谍战等元素融入历史叙事中，为达到推陈出新的目的，我不断推翻，前后修改了九稿。”在采访东江纵队老战士时，莫华杰深切感受到一种震撼人心的精神和信仰，那股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在他内心久久激荡回旋，最终转化为创作的力量。“力量是靠人物传达的，只有把人物写活了，才能塑造出中国人在抗战时期舍生取义的精神信仰，才能以文学的方式传承弘扬伟大抗战精神。我于是选择以小人物为切入点讲述故事。他们经历了生离死别和种种考验，最终获得自我救赎的勇气和力量，成为有革命信仰的铁血战士。”
作家陈华清创作并出版了多部红色题材作品。其中，《地火》以港九独立大队市区中队长方兰为原型，展现香港的抗战历史；《琼花》则聚焦海南，展现南洋华侨姑娘梅琼玉的抗战故事，呈现女性在战争中的成长与坚韧。陈华清谈到，要写好新时代的抗战文学，一是要从真实历史中提炼鲜活故事，东江纵队、香港大营救、琼崖华侨回乡服务团等华南抗战的真实故事为创作赋予灵魂，是文学创作的富矿；二是与时俱进，用新视角让老题材焕发活力；三是以抗战精神连接当下，努力让作品成为桥梁，让年轻一代在阅读中铭记历史、汲取力量，让抗战精神代代相传。“抗战文学的价值除了记录历史，还在于让抗战精神‘活’在今天。”
抗日战场上的烽火虽然已经远去，但那段历史所孕育出的抗战精神，如同一座不朽的丰碑，永远在中华大地上矗立。当代作家要以敬畏之心回望历史，以赤诚之笔书写荣光，让那些在硝烟中挺立的英雄群像、在绝境中闪耀的人性光辉，通过文学作品在今天重新焕发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