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抗战题材文学作品书影。 （主办方供图）
马伯庸一部即将付梓的新书将目光投向抗战时期的古籍保护，路内新近出版的《山水》则是从一位汽车司机驾车穿行在四十多年的历史硝烟中入手，还有高渊的《诺曼底公寓》、简平的儿童文学《地底下的魔术小天团》都以不同的样态将当下的人们带入抗战的那段历史……抗战文学是中国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借助海派现实主义的传统，上海抗战题材文学在叙事模式和艺术表现上不断打开。
抗战题材在当代何以拥有永恒地位？因为有太多值得书写，也有太多尚未来得及书写。正如作家简平感叹“抗战题材写不尽，面对战火从来不曾熄灭，一代又一代的作家还在思考战争”。
1937年8月13日，日军大举进攻上海，炮击闸北一带，中国军队奋起反击，八一三淞沪会战随即展开。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8月12日下午，上海抗战题材文学作品研讨会在上海作协举办。
从“红色起点”系列丛书到“红色足迹”创作项目，依托上海丰富的红色资源，上海作协组织中青年作家持续推进上海抗战题材文学作品创作与传播。中国作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何向阳指出：“一个民族的血性、智力，在那样的危急时刻，作出了他们应该的选择。这一代作家也做了应该做的事情，拿出自己最好的艺术感觉、最好的纸笔记录英雄。”
拒绝固化与重复，抗战题材的文学如何打开
拒绝固化的范式，拒绝历史书写的重复，很多作家都在以历史真实为基础，探寻以外的文学魅力与共同记忆。在路内新作《山水》中，一位汽车司机一路驶过抗日烽火，也颠簸驶过自己的一生。小说中增添了不少“传奇性”与真实性并存的故事，“这反映了中国人对抵御外敌的朴素认知，他们需要‘战神’出现”；再如中日夜战时不会发出枪声，而以互相摸头盔或鞋子代替辨识，而后作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刘大先认为，路内的作品是“平民史观”，“他用这种不屈不挠并且乐观活着的生命力对抗这种历史理性的残酷和残忍，这是《山水》从抗战角度创作性的贡献”。
建筑是历史洪流中的另一现实记忆载体。当下，高渊发现武康大楼外的围观者越来越多，他们在看什么？“意大利的建筑师阿尔多·罗西曾经说过‘建筑是历史的纪念碑’，很多人看建筑本身能够想象他处于当时的年代。”于是，小说《诺曼底公寓》逐步成型，写出抗战岁月中的老建筑、居住在那里的各类世界流民以及上海历史文脉的缩影。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郜元宝认为：“小说所要展示的是浩大历史洪流中人物群像最鲜明的生存感悟。在上海特定时期与特定地域，世界和中国曾如此真实而魔幻地水乳交融。高渊成功捕捉和精彩表现了这些富有包孕且不可复制的历史瞬间。”
海派抗战书写的魅力不止于此。《起来》一书从《义勇军进行曲》作为电影歌曲的起点出发，以人物群像的纪实写作讨论红色上海的文化工业。“他写的是文化工业的一个故事：一部电影如何制作，一首歌如何流传。”上海交通大学讲席教授、人文学院院长吴俊认为，“这是以红色为上海底色的一部上海抗战题材作品，上海的传播力对红色文化的传播价值是不可想象的。”
“全景式展现多个维度的抗战生活。”这是马伯庸写作抗战题材文学的想法。《大医》即如此，马伯庸透露：“《大医》的创作理念是抗战期间医护人员采取的立场与发生的故事，《大医》时间的跨度是1903年—1950年，实际上从20年代我有意放了一条线，从那时日本对中国的野心如何一步步膨胀起来，他们侵略中国的理念如何一步步丰满，最后成为一个完整的侵略计划，以及我们是如何抵抗的。”
中国作协创作研究部副主任纳杨认为，需要解决这样一个现实性的问题，“并不是说文学要做舆论的对抗，文学存在的意义首先是对人的精神的继续、记述”。马伯庸曾将淞沪会战中上海著名的西药大王项松茂的故事写进《大医》中。“希望我把抗战记忆既能够从虚构的文学作品中表现出来，也能够激活真正的尘封于大家记忆中的往事。”
继承精神与书写创伤，文学如何承接历史之重
抗战留下的是中华民族凝聚一心的精神力量，亦有巨大的创伤。继承精神，描写创伤，同时以当代的新声面对当代观众，是十分必要的。纳杨提到，“每一代人都有自己不同的表达方式，怎么样让今天的人读懂那段历史，需要一些跟今天人的表达方式相契合的书写，所以要不断地书写这段历史，符合当下人的思想。”
作家简平花费十年时间写出儿童文学《地底下的魔术小天团》，他钻进抗战的史料堆，亦不忘“儿童本位”的儿童文学观：“当我打算写抗战题材儿童长篇小说时，从一开始就想好不写冲杀在抗战第一线的小英雄，就写战火纷飞下普通孩子所坚守的日常生活，不但只写战争给孩子身心带来的伤害和沉重，也写他们因儿童天性所自然生发的天真与童心、自由与轻盈，不采取容易达到所谓崇高的悲剧写法，更多呈现喜剧的样式。”故事中写上海的非遗，写颇受欢迎的魔术，以“不动声色”的方式将对人性的揭示、知识的汇聚置于文本中。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王宏图观察到，“这部作品的确给人非常轻盈的感觉。魔术不是沉重，不是要唤起使命感、悲剧感，就是给人一种轻盈感，现实生活中有另外一个世界存在。”就是这样轻盈的作品，同样可以张扬中华民族抗战的精神伟力，“中华民族结合中国古老文化会孕育出一种新的文化，中国文化以崭新的面貌出现，而不是单纯靠包饺子、狮子舞等等，而是一种精神魅力。我发觉1937年到1945年八年全面抗战，体现民族精神力量更伟烈，的确中华文化能够提供很多宝贵的资源。”
将视野放在战争中的“人”是如何形成的，作家小白将《封锁》思路设计为“好人如何成为好人，坏人如何成为坏人”。例如人物鲍天啸，“他是一个带有瑕疵的普通人，却在关键底线时刻勇敢站出来，牺牲自己变为英雄；另一面，亦有一步一步越过底线成为汉奸。人在大战面前如何守住自己的底线，提升自己成为一个好的人，这不仅是抗战的时代，也是所有时代的问题”。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项静在评价《封锁》时说：“任何一种民族创伤或重大历史表现也好，要创设一种装置，有时会超越具体的历史时间，才会有更高的生长性。”而中国文化与文学研究所所长孟繁华提出：“山河、城市、乡村等，我们写的伤痕都是可以看到的，如果可以把战争对人类心灵的伤痕书写出来，可能对认识战争的深刻性更有帮助。战争不是说有了历史观、有了价值观，就解决了书写战争的问题。”
有读者反映，有些抗战题材的小说过于复杂，对此项静补充：“这不是无关紧要的意见，正是重大历史题材需要考量的问题。”或许，面对短剧的时代如何去呈现这样的重大题材，是作家们需要共同面对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