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不只关乎尊严、声名、利益，也关乎人的生活需要。”继《意象的帝国：诗的写作课》等作品之后，南京作家黄梵给普通人讲授如何写作新诗再出新作，这就是南京大学出版社推出的《爱越界的酒神：现代诗漫谈》（简称《爱越界的酒神》）。小到生活中暗藏的诗意踪迹，大到诗在文明中扮演的角色，黄梵从大量现代诗的个案出发，以理工科式的技术，对新诗创作作出专业解剖。
记录生活，从发现身边的日常问题做起
在南京众作家中，黄梵主攻小说和诗歌创作，出版有《第十一诫》《月亮已失眠》 等作品，曾获紫金山文学奖、博鳌国际诗歌奖等重要奖项。而他就读南京理工大学飞行力学专业，并留校任教的经历，也与其创作形成一种呼应关系。
在黄梵众多作品中，有一类是面向普通人讲授小说、诗歌创作。在《意象的帝国：诗的写作课》中，他就针对“写作观念”“如何写出好诗句”“新诗写作的核心”“写出整首诗的若干方法”等问题，列出经过教学实践检验的“公式”，大大缩短了写诗者的“学徒期”。
“诗歌有可教和不可教的部分，公式针对的是可教的部分。”黄梵认为，写诗模式既是训练方法，也是鉴赏方法，按这些模式训练到娴熟自如的时候，看世界换眼光的本能自然而然就养成了，就如舞蹈的基本动作，会被舞者化为本能后忘掉，丝毫不影响舞者用自由动作表达自我。当然，专业人士的“自由动作”里，并不真正自由，那是合乎“诗意”的自由。
对黄梵而言，这类训练并不是为了培养“想成名成家的作家”，而是希望培养出能安下心来、有定力的作家，能够帮助他们通过写作建立起自足的精神世界。与此同时，那些并不想成为作家的人，也可以从中获得精神援助，“他们因为写作，走出了个人的精神困境，获得了精神的后花园，这恰恰是文学对于普通人的意义。”
眼下，“建议记录生活”成为话题，并登上了热搜，这正是算法主导时代对人文温度的捍卫。而黄梵早就在自己的写作中践行这一理念：人生的意义不由结局决定，而由过程决定，如何“过”才是意义所在。“不少人容易好高骛远，看不起身边的日常。写作恰恰应该从身边细小问题出发，只要你对基本问题思考得足够深，就会发现基本问题与高深问题之间的联系。”
发掘诗意，筑起“人性防护堤”抵御AI挑战
现代诗的生活入口、意味才是诗歌要达到的领地、意象是爱越界的酒神……黄梵的《意象的帝国：诗的写作课》《人性的博物馆：七堂小说写作课》《日常的金字塔：写诗入门十一阶》等出版后，深受广大读者喜爱。作为其讲述新诗脉络与具体文本分析的又一力作，《爱越界的酒神》涉及三十余个现代诗议题，小到生活中暗藏的诗意踪迹，大到诗在文明中扮演的角色，黄梵都给出了自己的思考与答案。
比如如何让读者更容易捕捉和理解诗意？黄梵用“熟悉中的陌生”，对深藏在无数诗歌文本中的诗化进行归纳——诗意不来自世界，而来自诗人的注视。
黄梵认为，某个事物有没有诗意，取决于你能否用新的眼光看它，比如诗句“蝴蝶是秋天不肯落地的落叶”，蝴蝶与落叶本不相干，但将它们错搭后，蝴蝶就不再是蝴蝶，它好像还背负着落叶的夙愿，模样也成了最绚烂的落叶。错搭产生的新事物，是现实中没有的，它依赖于人的主观想象，因新奇、陌生，就比现实中的事物诗意要浓烈。
“阳光是有形状的/落在草地上是方的……如果落在那只迷了路的小鹿上/它会抱住小鹿/如同抱住一个叹息”，诗中通过阳光与草地、小鹿之间既亲密又疏远的关系，体现出诗人的日常沉浸和独到选择。
诗歌是一种纯语言的艺术，观念、趣味、想象力等都会影响语言。
在黄梵看来，没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好的诗歌语言标准，只有最能体现诗人个性的好的诗歌语言。不同诗人对于词的软硬、轻重，有完全不同的感觉，这正是构成诗人不同语言风格的基础。这种个人经验不具有共识，自然无法“投喂”。所以，经验、情感、直觉等，则是人工智能目前无法染指的领域，自然也就成为一道抵御纯智性的“人性防护堤”。
“当机器揪住理性、数据不放，我们何不守住人性中的感性世界？抒情与智性，代表人性中冒险与安全的两极，它们在诗中努力平衡造成的悖论，既是美的来源，也是诗歌之谜、人性之谜。”黄梵说。
人人写作，善于聆听历史和当代各种声音
“庞德对中国古诗的热情翻译，导致中国古诗中的意象手法，成为现代诗的基础。所以，诗人要像一个好的听众聆听历史和当代的各种声音，哪怕是回声或噪声。”在黄梵看来，好的诗歌一定是中西融合的结果。
比如诗人余光中继承的是新月派诗歌，这使得他不会满足于对西方诗学的简单移植，最终在不经意间开始了新诗的汉化努力。闻一多通过在汉语中建立“音尺”概念，来模拟英语中的“音步”，表面上“音尺”是西化的成果，但其实超越了英语特性，回到东方的汉语特性。
除了探究新诗的古典色、新诗的民族性、《诗经》对新诗的启示等，作为一位长期在南京工作与生活的诗人，黄梵同时也通读了诸多与南京有关的诗歌。
在南京诗人马铃薯兄弟的《深夜我听到剑在墙上鸣》中，他看到，“剑”与“鸣”本不相干，可是一旦错搭成“剑在墙上鸣”，读者眼中的剑，就成了可以鸣叫的生命。他从诗人胡弦、格风等人的创作中，嗅到了共同的“南京叙事”风格。
“我从火苗中走出来/我认出了我的一位父亲/他提着一桶水/是的，他要浇灭我”出自南京诗人育邦的作品《伐桐》。黄梵分析认为，诗的第一句是主观意象，因现实中不可能有这样的场景，这就满足了人性中的冒险需要。后面两句属于客观意象，现实中常见，在冒险之后兼顾安顿了人性中的安全需要，最后一句则是第一句主观意象的生发，“火”里栖息着“我”青春的愤怒、叛逆，与父亲已释怀的中年形成对立，这让整首诗显得既简洁又深邃。
黄梵表示，新大众文艺蓬勃兴起，“人人写作”成为风尚，这源于现代社会激发了人太多的情绪、感觉，人们需要通过写作来把它们审美化。而多读作品，多留意自己个性在语言中的体现，有助于提升自己的诗歌鉴赏和写作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