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写作处女作《昆仑殇》时，毕淑敏对于书名的确定考虑再三。“昆仑”这两个字太重，后面该用哪个字或词匹配？有天晚上，她突然梦到一块小石板，上面写着一个“殇”字。这个梦如此神奇，仿佛天降灵感。这件事毕淑敏很少跟人提及，生怕像是瞎编的。
时隔38年，写《昆仑约定》时，历史重演，毕淑敏再次遇到同样困境。“昆仑”二字一定要有的，但后面接个什么字词？仿佛一架天平，怎样的重量，才可与“昆仑”相匹配。她和编辑讨论此稿时，心中突然冒出两个字——“约定”，于是一锤定音。
“昆仑约定”有三重含义。一是毕淑敏和昆仑山脉的约定。当年她发誓若能活着回到平原，一定要写下戍边将士的故事。二是生与死的约定、青春和信仰的约定。第三层含义，也是最重要的，就是军人和祖国的约定。这个约定，重于泰山。
这是毕淑敏人生中最重要的一部小说，也是一部戍边军人的青春回忆录，那些珍贵的、必须述说的往事，全部交给了《昆仑约定》。
1.精神故乡在辽阔、悲怆的高原
1969年4月，毕淑敏十六岁半，以“特等甲级”的身体素质被分配至西藏阿里军分区。那里的平均海拔超过4500米，一年当中有半年不通车，基本上没有任何蔬菜和水果，吃的是罐头和脱水菜。
在新兵连集训了两个月，毕淑敏学齐步走、投弹、射击，其余的时间就是种菜送粪，几乎没有接受像样的医学训练。《昆仑约定》一书中，女主人公郭换金医务知识还没学扎实就仓促上岗，是毕淑敏那一代女兵的真实写照。毕淑敏被分到卫生科不久就进入病房工作。练习打针时，老卫生员告诉毕淑敏，先在病人半边屁股上画个“十”字，再在“十”字外四分之一处，把针戳进去就行了。他说了好几遍，毕淑敏还是下不去手。老卫生员调侃说，这又不是扎你自己的肉，一狠心一咬牙就攮进去了。她还是无法下手，在棉被上练习了好几天，才开始打针。
1970年底，毕淑敏和女战友参加拉练。她们同男人一样，负重几十公斤，徒步行进在皑皑雪原中，有时要跋涉一百多里。高山险峻，饥寒交迫，毕淑敏觉得自己再也坚持不下去了。心跳得要从嗓子里喷出来，喉头咸腥，一张嘴仿佛会血溅大地。背上交叉的皮带，一条属于手枪，一条属于红十字包……两腿沉重如铅，眼珠被耀眼的冰雪刺得发盲，不停流泪……
“我真是受够了这种非人的苦难，再也不愿忍受下去了。我想装作失足，滑向无底深渊。没有人会发现我有意自杀，军事演习中，死人的事的确会有。这样我就可以被追认为烈士，我的父母便不会因我自杀而受到牵累。”这段真实的经历和感受，在1987年的《昆仑殇》和2025年的《昆仑约定》中，都有所体现。
《昆仑约定》中最令人动情的一处情节，是与女主郭换金相爱的参谋景自连被子弹击穿腹部，战友情急之下用一只碗扣住他流出的肠子。当遗体被送到卫生所时，碗已经与身体冻为一体。这是毕淑敏的亲身经历——她曾亲手为烈士们清洗遗体，入殓收棺。其中一位烈士的腹部被击穿，肠子流出来，扣在一个碗里。由于碗冻得太瓷实，无法取下，毕淑敏她们只得用剪子把衣服从烈士的背后剪开，军装正面才勉强系上扣子。
《昆仑约定》完成后，当年的老领导特意给毕淑敏打来电话，说那时她们还是未出阁的姑娘，让她们为烈士清洗遗体是自己考虑不周，可当时实在无人可用。毕淑敏说：“烈士的家人远在万里之外来不了，我们就是他的兄弟姐妹。”
军旅生涯让毕淑敏一辈子受益，让她相比旁人有了更坚实的定力——遇事不大惊慌，也不刻骨铭心地惧怕死亡；对大自然心怀敬畏，对人性不抱不切实际的幻想。
文艺理论家童庆炳说过，“一个作家的作品内核，始终是如一的。”对毕淑敏来说，她的精神故乡就是无比辽阔、悲怆的高原，最原始的冲动和写作的初心都发源于此。她的写作过程，始自《昆仑殇》，大体终于《昆仑约定》。以后或许还会写一些短文，但此系列，基本完结。
2.昆仑之约跨越了半个世纪
从军十一年后，毕淑敏从西藏转业回到北京，在工厂卫生所当所长。她很想把在高原上的感悟，与更多人分享。
《昆仑殇》写完之后，她甚至都不知道该如何投稿。于是她抄下解放军文艺社（今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的地址“北京西城区茅屋胡同甲3号”，让先生找个邮局寄出去。那天先生外出后久久未归，毕淑敏挺纳闷，邮局离家并不远啊！先生回来后告知，他怕邮寄稿件万一弄丢了，就骑车先到西单，一路打听具体地址，直接把稿子送到了编辑部。当时还有个小插曲——解放军文艺社旗下杂志《昆仑》的编辑开玩笑说，他们杂志名叫《昆仑》，你一个新人作者上来就写《昆仑殇》。不过，后来也没改书名。处女作发表那年，毕淑敏三十五岁。
作品讲述了20世纪70年代，昆仑边防部队最高指挥官“一号”为挑战严酷的自然条件与军人的意志，执意命令属下一群士兵，在海拔五千米以上的高原永冻地带，冒着零下四十摄氏度的严寒，进行冬季长途野营拉练，徒步穿越无人区。为完成这一颇有些理想主义的军事拉练，有人冻伤冻残，更有人付出了年轻的生命。
毕淑敏想真实地表达自己对这个世界和那段历史的思考。“我们一生，会认识很多人。有些人，一丝痕迹也留不下，就像从未相识。有些人，融入骨血中，直至变成我们精神的一部分。只要思念在，他们就活着。”毕淑敏一直放不下那些埋在昆仑之巅的战友。之所以要在七十岁的时候再写作《昆仑约定》，是因为她觉得心里话还没有说完。
至于迟迟没有动笔，毕淑敏说，原因有三：一是自己的手艺不行。写长篇像跑马拉松一样，需要韧性、体力，也需要技术，精神要持之以恒地强大，她尚未准备好。二是会涉及到一些人和事，她希望能更多保护小说的原型。时间拉得足够远，会比较安全。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很多人已不在人间。三是她想在自己生命末期将它完成。古话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死亡迫近时，人在客观上能更多说真话，袒露真实情感。
书中，毕淑敏表达了以下几个层面的内容。一是边防战士日常生活的艰苦卓绝。在海拔几千米的高原，在无人区，在尚未屹立界碑的地方，就用血肉之躯作标定。她想用这本书把自己的戍边经历分享给更多人，让身居都市的人们知晓有人在忍常人难以忍受之苦，在替你守卫家园。二是那里的年轻士兵不仅要遭受皮肉之苦，还牺牲了爱情。三是在这一切之上，有时还要献出生命。
“我肝胆欲碎地咀嚼半个多世纪前的历史，在蛛丝马迹中踯躅前行。一闪一闪远去的气若游丝的故人，如干燥破碎的脱水菜,浸没冰冷砭骨的雪水中，慢慢膨胀，鲜活。”
3.研读心理学并非为“充电”
1996年，毕淑敏完成长篇小说《红处方》，“我作为一名医生出身的作家，对彼时社会萌生的吸毒现象很不理解，有危机感，也可以说是对生命的责任感吧。”全书昭示人类的信念有远超于毒品的力量。
也是在那一年，她获得了专门学习心理学的机会。那时她已经拥有文学硕士学位，此时再研读心理学只是想更好地认识自己，让自己的作品更客观、更丰富。
在毕淑敏看来，这个世界上有三门主要以人为研究对象的学问——医学、文学、心理学，她都一一涉足。做医生是从生理上认识人，写作是从人的社会层面上去探索人性。心理学作为一门科学，直抵人类意识的深处，包括潜意识层面，让人们更加清醒、客观、系统地认识并把握人的复杂性。当然，这其中最重要的部分，是认识你自己。
学习期间，她完成了散文集《爱怕什么》，书里涉及很多心理学的知识。现代社会多元化，人们对自己心理的关怀越来越凸显。人为什么活着，为什么快乐，为什么痛苦，为什么孤独——人要寻找生存的意义。这些本质的东西，在人们满足了温饱需求后，更强烈地冲击着人的思维。
北师大心理学博士方向课程学业结业后，毕淑敏开办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心理咨询机构，门庭若市。社会需求太大，咨询者纷纷点名要找她咨询。毕淑敏想，作为个体，无论怎样加班加点，一个人的精力总是有限的。当下的时代，这么多人需要心理帮助，她想用自己的知识帮助更多的人。最好的方法，就是写成书，和更多的人交流。
谈及自己当年在四十多岁年纪重新踏进校园，毕淑敏坦言，“当时并非为了‘充电’，只要真正地生活存在，一个作家的‘电’就会持续地得到补充。”在她看来，学习的过程同时也是探索的过程，是对自己、对人生的探索，“所有的学习都是为了创造，跟在别人的后面学习，是为了创造属于自己的新道路，更多地用于自我创造。”
4.世界的丰富性远超人的想象
作家王蒙对毕淑敏有过这样的评价：即使做了作家，她还是心怀做医生的那颗仁慈之心。她用以给病人疗伤治病的是文字这种心灵药物。作家、内科主治医师、心理学家，三重身份毫无违和地汇聚于毕淑敏的身上。作家的智识、医者的仁心和心理学家的洞察，让她的文字更容易写出生命最初也更完整的模样。
毕淑敏始终认为，生命是一个流动的过程。当年她在西藏时，知道那里是世界的“第三极”，就萌生了有生之年去看看余下的那两极，去看看世界的愿望。只是，她那时候还不知道如何才能实现这个梦想。
2008年，她在一张报纸的角落里读到一则信息——乘游轮，环游世界。“那一瞬，我好像被一支饱蘸了蛊药的毒箭射中，魂不守舍。于是，我用稿费买了两张船票，与儿子从日本横滨启航，乘‘和平号’开始了为期114天的航海环球旅行。”毕淑敏归来后，写了“环球游”游记《蓝色天堂》。她说，书中的每个字都被海风吹过，书页咸湿。
此后，毕淑敏乘坐火车“非洲之傲”，用14天纵贯非洲大地，摄下百余张彩图，完成了《非洲三万里》这本书。书中记述了她在非洲途经之地的山川景色、民俗风情，以及奇闻逸事，为读者带回了一个不一样的非洲。
“旅行就像一柄生锈的犁铧，当它被老牛拉着，吃力地翻开土地的时候，似乎并没有什么明显的作用。你看不到鲜花和果实，只见硬邦邦的土层被剖开并有旧年的草根翻扬。但过了一段时间，泥土中有一些早就埋藏其内的生灵会惊醒和被晾晒，对世界原本麻木的神经像惊蛰后的蚯蚓，蠢蠢欲动。”2017年，毕淑敏又推出了《美洲小宇宙》。她说，一个人走了多远的路，去了多少个地方，见过多少人……这些一点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曾在旅途中看到过什么，想到过什么，归来后你若隐若现地感到改变了什么。2016年，64岁的她还成功登上北极点——北纬90度。一年后，承载旅行记忆的《破冰北极点》出版。
毕淑敏希望通过自己的行走和书写，真实地表达自己的所见所闻，与更多的人分享。因为她发现，这个世界的丰富性远远超过自己的想象。“我原以为自己是个想象力还算不错的人，但在光怪陆离的世界穿行，经常惊诧莫名。这种感受很有趣，震惊后思索，让你谦虚并努力学习。”
5.“我只写我相信的东西”
从医二十年，对人的关切和悲悯，融化在毕淑敏的血液中。
2003年5月的某一天，毕淑敏突然接到中国作家协会打来的电话，要求她第二天就参加一个特别采访组开赴“非典”第一线，而且期间不得回家。当时老母亲被诊断为癌症晚期，正在密集的治疗当中，这一走老人家怎么办？如果真的出了意外，自己在所不惜，但母亲将经受怎样的创伤？她正迟疑，母亲在一旁猜出了电话内容，说国家有难，你应该挺身而出……毕淑敏奔赴了抗疫第一线。长篇小说《花冠病毒》的开始部分，就是一名女子要放下自己患重病的母亲，参加抗疫采访。
从“非典”抗疫一线返回以后，同去的报告文学作家们都早早交出了作品，唯有毕淑敏一直没有动笔。整整八年过去了，这对一个作家来讲，是一个漫长的时间。其实毕淑敏没有一天忘记过这些病毒，她买了很多病毒类书籍，包括《病毒大辞典》，“读得很吃力。身为医生，我希望自己的写作既要有非常大的想象空间，也不能缺少令人信服的根据。”毕淑敏以一个做过几十年医生的身份和作家的思考，觉得人类在与病毒的博弈中，要未雨绸缪、居安思危，诸如人类要怎样面对和病毒之间这样一场巨大的博弈？又将怎样独自面对死亡的威胁和未知的恐惧？
梳理毕淑敏的作品不难发现，包括《花冠病毒》在内，她的不少书都涉及医学领域——《红处方》写戒毒，《女心理师》写心理咨询，《血玲珑》写骨髓移植和生命伦理，《预约死亡》写临终关怀医院。
“当我成为作家，医生的职业习惯并未停止或被遗忘，反而深入骨髓。严格的医学训练对写作而言未必全是优点，但是在这个职业中培养出的严谨、认真、冷静、务实等医务工作者的准则，包括人道主义的情怀、对生命的珍惜，以及对涉及生命领域的关注和探索，都起到了重要的规范作用。无论将来写散文、小说、科幻，还是哪天尝试剧本，万变不离其宗：就内容而言，一定贯穿对生命的热爱和思考，不但热爱自己的生命，也珍视他人的生命。”毕淑敏说，读者一方面对作家很宽容，会在阅读时体会作家的内心世界；另一方面，他们又像火眼金睛般苛刻，如果你不能提供独特的东西，读者便会有意见。
“作家不能重复别人，也不能重复自己，不能耍花招，不能胡编乱造，不能谄媚。”她对自己的要求是，“我只写我相信的东西，真诚地表达我对这个世界的看法。我会一直秉承这样的理念。”
尾声
“但凡我写出的或尚未落笔的，肯定与生命相关。我无法不尊重生命，这是我的习惯，深入骨髓。”毕淑敏说。
无论是短篇小说《阿里》《生生不已》，还是长篇小说《血玲珑》《预约死亡》《拯救乳房》等，乃至不同场合的演讲，她始终绕不开生与死的话题。比如在清华大学的讲台上，她演讲的题目便是《你是否需要预知今生的苦难》。她讲述自己对西藏生活的感悟，谈及生老病死，“苦难”的主题贯穿始终。“死生契阔”，没有人能预知生命将遭遇怎样的苦难。然而听毕淑敏讲苦难，感受到的并非压抑与窒息，而是生命的可贵与美好，仿佛为原本苍凉的底色，涂抹上了温暖的亮色。毕淑敏这样写作，也这样生活。
她将全部能量投入到写作，用文字与别人分享对世界的看法，分享对人性、对自我的感悟。毕淑敏的写作，只是与读者分享心灵平和的主张、与世界相处的态度，以及关于幸福的提醒，正如她在《愿你与这世界温暖相拥》《星光下的灵魂》两本书里传递的内核。她说自己热爱写作，“精心搭建我想象中的世界，可能不一定完美，我在其中尽力，也很开心。”当这些承载着她对世界看法的文字印成小说，或许会翻越万水千山，与素昧平生的人相遇。这让她感到万分奇妙，十分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