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南开大学，活跃着一位特殊的“医生”——李昕，她凭借精湛技艺和满腔热忱，让破损不堪的古籍重新焕发出勃勃生机。作为天津市南开区南开大学古籍修复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李昕坚守传统又勇于创新，努力使每一件修复完成的古籍都能以最佳状态展现在世人面前。
与古籍修复的不解之缘
记者：您是如何与古籍修复技艺结缘的？
李昕：2006年，我来到了南开大学图书馆古籍特藏部工作，那时候部门里仅有四位老师，我是最年轻的一个。当时，我的师父杨文俊老师已到退休之龄，而部门里的古籍修复工作面临着无人接手的困境。原部门主任江晓敏老师正忙于为教育部送给学校的第一批再造善本整理编目。这批书的所有函套都没有书签。于是，江老师安排杨文俊老师带着我一起投入这项工作。我们熬浆糊、选纸，精心为这批新线装书籍贴书签，贴好之后，江老师在书签上逐函书写文字。我从那时起便与古籍修复结下了不解之缘。
当时，流行用Adobe Photoshop图片处理软件（简称PS）进行图片设计，我在读书时就接触过这个软件。在学着贴签的同时，我向江晓敏老师提出了用PS制作仿古书签的想法，这样就无需每日手写书签了。江老师非常支持我，还为我借来了针式打印机。我便开始琢磨在宣纸上打印书签。后来打印仿古书签被运用到书籍上。
记者：南开大学古籍修复技艺最早是什么时候出现的？
李昕：自1919年南开大学建校，南开大学图书馆接收了当时多位藏书家的古籍捐赠。收藏古籍，就会配套设置修复古籍的岗位。最近，我们在南开学校二十周年纪念号上找到新线索，证明1923年南开学校已有装订组。1937年7月，南开大学被日军炸毁，图书馆馆藏的所有古籍被毁。由于这部分资料遗失，所以我们的传承历史就只能从南开大学重建后记起。
申报非遗项目时，我们查到了上世纪50年代初期何崇山老师的任职资料。1896年，何培元于北京和平门外（琉璃厂）创办书铺会文斋，多年后交李善祥经营，再交其侄何崇山掌门，直到1946年歇业。何崇山老师后移居天津，1955年在南开大学图书馆任职，负责修补古旧书籍。他当时的徒弟是魏淑英老师。魏淑英老师在南开大学图书馆里从事古籍修复工作20余年。魏淑英老师的徒弟就是我师父杨文俊。
1970年代，何崇山老师受聘于天津人民图书馆（现天津图书馆）从事古籍修复工作，并带徒陶俊玲老师。魏老师退休后，杨文俊老师跟随陶老师继续学习古籍修复。
记者：为了提升技艺，您进行了哪些学习？
李昕：2008年，在江晓敏老师、师父杨文俊和我的共同努力下，第一批再造善本完成了上架前的所有准备工作，得以为学校师生服务。这一年，国家古籍保护中心成立，开办古籍修复培训班，培养古籍修复人才。师父和江老师极力推荐我去学习，于是我到天津图书馆古籍文献部，参加了为期三个月的系统学习。在这里，我结识了天津图书馆的万群研究员，也是我的另一位师父。那三个月所学，我需用一辈子去慢慢体会消化。就连我师父杨文俊老师都感慨，我学到的知识比她当年学习的范围还要广。
南开大学新校区建成后，原图书馆所有的古籍历经两年多、分两批迁至津南新馆。津南新馆古籍特藏部设有三百平方米的修复空间，还购置了许多专业设备。2010年，我们申请设立古籍修复传习所，并聘请万群研究员担任导师，至此，我的古籍修复技能才真正开始得到实操训练。
古籍修复是守护中华文脉
记者：万群老师是古籍修复技艺领域的国家级传承人，她对您有哪些影响？
李昕：在古籍修复领域，万老师对待技艺与传承的态度犹如一盏明灯，照亮着我们前行的道路。在一周一次的课堂上，她常告诫我们，绝不能闭门造车，而要打开思路，积极汲取各方经验。她会带着我们参观馆藏中那些由前辈精心修复的经典之作，让我们领略其中的精妙之处。面对一些因材料限制而出现的打褶问题，她总是强调，即便当时受限于客观条件，老人们仍选用了那时最好的材料，这份用心与坚持值得我们尊重。
万老师对老一辈修复师怀有深深的敬意。当其他部门有人轻视杨老师时，她坚定地站出来维护：“老人能坚守下来，将这门手艺传承至今，还培养了众多学生，这本身就是一种了不起的贡献。”她深知，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像杨老师这样的前辈们面临着诸多艰难困苦。
对于我们这些从事古籍修复的年轻人，万老师给予了极大的包容与支持。她鼓励我们自己探索、大胆实践，同时又为我们打开一扇窗，将最前沿、最有趣的技术和视野带回给我们。在她的引领下，我们如同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得以眺望更远的风景，在古籍修复这条充满挑战与机遇的道路上稳步前行。
记者：您认为古籍修复比较难的步骤是什么？
李昕：古籍修复最难攻克的关卡，非配纸与打浆糊莫属。从选纸开始，那真是千挑万选，不容有丝毫差池，毕竟纸张的质地、纤维、色泽等各方面都得与古籍原纸尽量匹配，才能让修复后的部分与整体相得益彰、不露痕迹。打浆糊，更是让人头疼不已。打浆糊看似简单，实则暗藏玄机。浆糊的浓度把控稍有不慎，就会引发一连串麻烦。太稀了，补上去的纸就粘不住；可要是太稠了，浆糊刚涂上去，古籍书页立马就不平整了，周围的纸也随之翘起。
如今我们用的浆糊原料大多是食品级的成品粉。本以为这东西标准化程度高，用起来应该稳当，可实际并非如此。不同品牌的成品粉，最后加工出来的效果差异很大，好的修复材料为古籍修复工作助力不少。
记者：您认为古籍修复后较好的效果是怎样的？
李昕：在古籍修复的领域中，我常常面对各种棘手的问题，然而，最让我头疼的还是纸张酸化和受污发霉以及老化问题。一旦出现这些病害，就会加速古籍纸张的老化，老化后的书简直成了“书砖”，页面之间仿佛融为一体，如同酥皮点心一般，书页都揭不开。我们修复古籍时，追求的是尽量恢复其平整度，同时保留它的旧气。就拿我们正在修复的《通治堂经解》第一函十册来说，差不多4个人修了3个月，从去年11月修到今年1月。修复过程中，修复师不仅要考虑修复材质，还得尽量把自己的活藏起来，让修复的痕迹融在里面，达到看不出来的最佳状态。在这个时代，我们也在不断探索创新古籍修复技艺，希望能更好地传承和保护这些珍贵的文化遗产。
记者：在传承古籍修复技艺中，如何培养更多年轻的传人？
李昕：古籍兼具文物属性，有着严格的保管要求，不像常规展品那般随时可对外展示。即便如此，我们也在努力创造机会让更多人接触古籍。每年读书节期间，我们会精心策划一场装帧制作活动。我们会提前做好充分准备，书芯已妥善装订完毕，多色书皮托裱备好，只待学生们挑选心仪的书皮，拿起裁刀裁剪一番，亲身体验装帧的乐趣。
此外，南开大学图书馆古籍特藏部主任惠清楼还开设了一门面向研究生的公选课——《古籍保护概论》。去年课程实践中，二三十名学生走进修复室，共同参与线装书的制作并以此作为课程作业提交。尽管这些举措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受众范围仍显狭窄，主要集中在校内师生群体。其实，馆里非常希望频繁推出互动性强的活动，只是受限于时间和精力，暂时难以实现。目前我们正在申请相关项目，另外计划将馆藏珍品以雕版印刷的形式呈现给学生，让他们更直观地感受古籍魅力。
记者：您认为古籍修复对传承传统文化有何作用？
李昕：在我投身古籍修复工作的这些年，越发深刻地体会到，修复过程绝非单纯的技术操作，而是承载着修复师对历史文化的深度理解与崇高尊重。每一本亟待修复的古籍，都像是穿越时空而来的信使，它们若因自身的病害或老化失去阅览功能，那部分珍贵的文化便也随之消逝。
我们始终秉持着“能救一本是一本”的信念，如同给濒危的生命注入活力，努力让这些古籍“活”下来，为它们延续寿命。我们遵循“整旧如旧”“最小干预”“过程可逆”的原则，精心挑选最合适的材料进行修复，期望修完后的古籍能在接下来至少100年内安稳保存。
回溯历史，手工抄纸造出的书籍原本保存状态良好，然而工业化造纸技术的涌入，却给清末民国时期的典籍带来了巨大冲击。上个学期，我们整理了几柜子原版报纸，它们早已脆弱不堪，稍一触碰就可能化为碎片。过去老馆员将它们置于铁皮柜中妥善保管，如今随着技术进步与环境改善，我们尝试为其除尘，运用先进技术挽救它们。这些报纸已具备文物价值，即便内容已影印出版，本体仍值得珍视。在我眼中，它们的价值正随着时间不断攀升。
古籍修复于我而言，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是对中华文脉的守护。每一次修复都是一次与古人的智慧对话。这份工作虽充满挑战，却也意义非凡，它让我明白，守护古籍就是守护民族的记忆，传承文化就是点亮未来的明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