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村”的名字，对于关注当代文学的人并不陌生。这个坐落在北京东北郊区的村落，进入到这个世纪后聚集了成万的农民工来此，后来“工友之家”落户，“皮村文学小组”成立，让漂泊在异乡的流浪者们有了精神意义上的家园。2017年，育儿嫂范雨素的文章《我是范雨素》在网络上的爆火，一度让皮村名声大振。后来热度逐渐退却，但“皮村”已经成为一个符号，成为这个时代“大地上的文学”的一个代表，这里因打工、因文学而聚的种种人事，亦藏匿着新世纪以来大规模挺进城镇化的中国的一段别样的心灵史，等待着人们去摩挲、体会。
而非虚构作家袁凌写作《我的皮村兄妹》的动力，或许要更现实些。疫情以来，皮村里的种种公益事业和市井商业日渐消颓，同心学校关闭，打工博物馆拆迁，过去红火的二手服装店、餐饮店也变得顾客寥寥，作为长期与皮村的工友们相处的“文学界”好友，袁凌出于一种友谊、一种责任，为他的“栖居在城市边缘仰望星空的异姓兄妹”们，记录下未被媒体和镜头捕捉到的皮村人的人生故事。《我的皮村兄妹》透过袁凌的清简之笔，倒也让更多的读者见到了皮村人更长段的，也更鲜活、和复杂的生命面相，进而通过这些丰富鲜活的底层人的文学人生，理解高速发展中的城市中国的另一面，见到我们这个时代的大地文心。
蹭亮曾擦肩而过的灰色
对于大多生活在北京这样的大都市里的人来说，生活大概永远会是看不到边际的直线箭头。Deadline、效率、明确的工作目标，会让人活成一个不断被抽打的陀螺，又或者是庞大机构的细小螺丝钉。而视线之外那些真实的生命——那些在乘坐地铁时面朝着自己最终汹涌而去的人群，火车站里席地而睡的打工者，高耸的大楼里作保洁工作的阿姨们，则成为直线箭头之外的灰色，成为不用注意的、面容模糊的暗影。
“附近”，总是在北京消失得更理所当然、彻彻底底一些。
在城市里做着服务工作的这些打工者，他们会有“心”吗？他们会与“文学”有关吗？《我的皮村兄妹》，在做着帮大多数都市人蹭亮“附近”的事情，就像是为无数次擦肩而过的那些生命涂上颜色。袁凌用它素描式的清简、细腻的笔触，勾画出皮村里打工者们各异的人生，快递员、油漆工、矿工、育儿嫂、泥瓦匠、二手商店店员……他们生命如何展开，又怎样早早跌落，又如何在生活的拷打中淬炼出文艺之梦、来到皮村，以工人与文学之名相互靠近、取暖，最终又去往何处，是袁凌用心着笔之处。
也是在作者如此细腻的勾画之下，我第一次感受到，那些在北京曾经擦肩的灰色，他们的生命有着如此繁复的质地，竟如此热烈、丰饶、多姿。
林巧珍飞扬，在农村的婚姻生活里受尽苦痛之后，她拼了命来到城市做育儿嫂，繁重的养家压力和雇主家屡屡遭受委屈也压不住她对文艺的爱，挤出时间来画画，去皮村听文学小组的课，去地下室跳舞跳到筋疲力尽，是她感受自己生命的方式。寒雪清丽，同样与丈夫关系不好，同样在窘迫的生活催逼下来到北京做育儿嫂，寒雪要内秀一些，在文学小组老师的鼓励下，执拗地写着诗歌和小说。万华山浮荡，因原生家庭的原因患下严重的强迫症，热爱文学的他在历次打工后来到皮村作了文学编辑，但这远不能满足他内心对自由的渴望，去怀柔做游学农场，进入大理的文艺圈过一种纯粹的思想者的生活，灵魂要永远在路上。诗人、二手商店店员小海豪放、前卫，打工春晚承办人王德志仗义、执拗，文学小组发起人小付和善、细心……每一个人以各自的方式驻留皮村，并以文学之名，用生命活出了一份独一无二的色泽。
有那么一瞬间，我甚至感到我在读一种缩略版的《悲惨世界》。是的，同样的绘制出大时代背影里的底层挣扎群像，同样的书写了无法被简单评定的人物，同样的不能不算是悲苦的人生命运，也确是同样的展现出生命群的倔强和坚韧——一如冉·阿让和芳汀。只不过，在《悲惨世界》里，拯救的力量来自于上帝，在皮村，心灵的拯救力量来自文学，以及人间丰富的情感链接。不得不说，袁凌笔下闪现着皮村里文学（文艺）心灵极为动人的时刻：
“整个下午都会在这里，舞动到忘情，会把外衣都脱掉，只剩下内衣，跳到满头大汗，人像从水里拎出来一样”，这是育儿嫂林巧珍和姐妹们难得在周末跳舞的时刻，如此的自由、酣畅；
“反戴鸭舌帽，足蹬运动鞋，被聚光灯打亮，叛逆又新潮”；“他在工人剧场舞台朗诵自己新的诗作《穿过狂风暴雨到皮村去》，铿锵的诗句和朗诵的气势合为一体，台下烟雾腾腾中人头攒动”，这是小海在皮村的剧场中朗诵自己的诗作，闪耀得如同一位明星；
“‘主要是等他死，他死了，我就可以放心死了！’史鱼琴忽然指着坐在床上的刘生，发出一阵畅快的笑声。刘生也笑，屋子里的气氛不由自主地轻松起来。”这是身患癌症的育儿嫂史鱼琴经历了痛苦的化疗后在病房里开丈夫的玩笑，这一刻，生死在夫妻的患难与共之下倒显得无足轻重；
“破旧的平房会议室里没有暖气或空调……桌面上却是热气腾腾，拥挤的人群哈出的热气汇成了笼罩的雾霭……平日纵横的沟壑被抹平，不管是领奖者、颁奖人还是等待者，每个人都似乎在一团理想的光影里浮动”；这是新工人文学奖的颁奖仪式，尽管条件简陋，却因为是真正的文学相聚，格外温馨、暖人。
经由袁凌的勾勒，我们不仅看到这些生活在同一城市但远不熟悉的、总是擦肩而过者的生命轨迹，而且也通过文学，触摸到他们心灵更细腻的质地。在北京灰蒙蒙的天空下，在各种现代规划和现代机器的轰鸣声中，挣扎求生者的灵魂，同样有着鲜亮的色泽。
大地上的非虚构，就像大地上的水
而为这些鲜亮的灵魂着色的，是作家非虚构的笔。
袁凌用来描绘皮村文学生命的，是一种很自然的笔触，流畅、简易，介乎于直露简白的新闻报道，和友人间温煦的记人散文之间。对于终日阅读各类制造惊奇感和陌生感的小说家语言的人来说，阅读袁凌的感受是很奇妙的。几乎没有任何的技法，也没有什么叙述人和被叙述人之间的界限，没有鲜明的抒情、直接的议论，了无痕迹的叙述中，自有其温柔熨帖的文字肌理。也只有这样了无痕迹的文法，才能勾画出皮村如此多样的灵魂。在现实中，外来者袁凌进入皮村、进入到皮村人的生活中进而产生更深入的心灵链接，也会是如此自然吧。
我想到了水，大地上的水，处下、沉静、善利并滋养万物众生。
皮村的人，连同皮村的文学，都拥有很强的大地属性。范雨素的小说和散文在简素中带有生命的灵性，诗人小海有切身的现实感，陈年喜的诗句本就来自地下五千米的矿层，这里还流行着众多相声、快板类的民间曲艺，不过作为真正的外来者，袁凌在贴地的生活之中，其生命的姿态和文学气质确又与他们不同，在如水的笔触与关怀之下，袁凌的非虚构得以收容更丰富的生命与心灵。
就在今年读书日的一次活动上，袁凌分享了他所认为的文学之道，“重要的是关心人”。人与人之间不被各种外在的、象征的、制度的框架所强行割裂，保持一种相互的开放，至少要保留一种开放的可能，这是袁凌在今天这个时代尤其坚持的。“其实，那几年我自己过得不顺，是在皮村夜晚浓郁的烟火气中，我感到我自己得到了安放。我们在相互的链接中，彼此都得到了安放。”
袁凌那种温柔贴切的叙述品格，也就来自于这样的文学观念和生活观念。皮村的心灵流经并滋养了袁凌，又透过袁凌的写作，流向了社会上更广大的读者。
今天，我们大概尤其需要这样的非虚构。在一个生活的可能性逐渐缩小的时期，他人越来越变得不可知、不必知，怀疑、不信任甚至是挑明了的不关心是更普遍的社会情绪，如大地之水一般的非虚构，自然地在人心之间作着滋润和链接，就显出它的重要性来。不是摧枯拉朽式的“破坏”，不是宏大壮阔的“建造”，而是温柔如水的“看见”。而当一个社会的内部有了更多的水溶于水的过程，在庙堂与江湖之间有更多婉转相通的水道，它将生出更多的柔软，更多相互的理解与安放。我想，这是非虚构在我们这个时代最为重要的社会意义。社会人心在这样的文艺里得到呼吸，坚壳一般的各类现代机器因此有了弹性。
从这样的文体观察出发，《我的皮村兄妹》的名称，对于理解这份非虚构作品的立场并非不重要。它是一种在社会内部再造“兄妹”，或者说，造就“兄妹感”的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