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读到阿依的《单身母亲日记》时，是在一个文学杂志的微信公众号里。我坐在一个餐厅门口等着叫号，一边等一边读《单身母亲日记》。那是一次十分沉浸的阅读体验，以至于广播里叫我进去用餐时，我仍意犹未尽。一直以来，像我们这个时代的大多数女性青年一样，我对生育感到恐惧。但是《单身母亲日记》所传达的那种温热的情感质地，那种自在解放的心灵状态，那种相互独立却又终身相依的生存方式，让我突然间可以想象出母女关系的一种新的可能，也让我终于理解，尽管生育如此艰辛，却仍有大部分母亲并不后悔的原因。
当然，这不仅是一个关于“如何做母亲”的故事。阿依努尔所面对的生活难题是多重的。作为边疆来的小镇青年，她需要努力适应首都的快节奏生活；作为传统哈萨克家庭中成长起来的女性，她需要在现代化和传统生活之间找到合适的生存状态；而作为一个单身母亲，天平两端一个是“做母亲”，一个是“做自己”，两者似乎很难取得平衡。但正是这样的多重身份困境，让阿依努尔的非虚构写作具备了难以替代的独特性，同时又在很多意义上都具有着典型性。
关于女性写作，伍尔夫有一句很著名的论断——一个女人应该有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然而每一个深陷家庭事务的女性都知道，拥有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是在难不过的事情。很多女作家写作的地点不是书房，而是厨房。一个著名的案例就是年逾80的杨本芬，在厨房里写下了动人的《秋园》和《浮木》。当我们为“厨房写作的女作家”感到动容的时候，可能没有细想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直到晚年，杨本芬才开始了她真正意义上的“厨房写作”？
阿依努尔的《单身母亲日记（三）》正好回答了这个问题：“但客观来说，正是结束了婚姻生活，才让我拥有了在厨房写作的权利。在婚姻生活里时，我甚至没有时间在厨房写作。”
真相比我们想象得更为残忍，在传统的婚姻家庭生活里，女性甚至连厨房写作的权利都没有。或许正是因为到了晚年，儿女长成，不再需要侍奉丈夫、公婆，杨本芬才能真正地沉淀下来，拿起笔，一点一点地写下那些本该早就写成的文字。而作为单身母亲的阿依努尔，正是在走出“主妇规训”的阴霾之后才开始了自己的“厨房写作”。可是，这种来之不易的“厨房写作”仍然离有着自己书房还时不时有“红袖添香”的男性作家们的处境遇相去甚远。这是女性写作不得不面对的“硬伤”，也更加提示着我们，女性写作的发展绝不仅仅是一个文学问题，它牵涉着我们这个社会的许多。
婚姻的结束不意味着所有羁绊的结束，卸掉了妻职枷锁的阿依努尔仍然面临着母职所带来的压力。因此，她虽然不用再为了丈夫带来的满座“高朋”忙前忙后，但她仍然要负责女儿柯慕孜的饮食起居。而很有意思的是，在婚姻里，她是被贬低、被批判的“不合格主妇”，可是在婚姻之外，她却成长为了一个能把家务事打理得井井有条的母亲。也许，并不是她真的不善打理家务，而是身边的人对于传统妻职的期待过于严苛。而可爱天真的柯慕孜却未经那些“规训”的侵染，对她的妈妈给予最纯真的爱与鼓励。就像一个总是收到批评的学生，在卸下包袱并获得鼓励以后，意外地考出了超常的好成绩。所以，阿依努尔在文中所说的“奋力出逃”不仅仅指的是从事实意义上的婚姻中出逃，也是从他者的目光中出逃，而后者是一种更为深远且更为难得的解放。
然而解放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不是只要女性勇敢地去离婚就可以获得的。作者可以说是受到充分的女性主义教育、深具女性精神的女性。即便如此，她仍能深刻地认识到自己骨子里那股传统力量的羁绊。
阿依努尔的文字常常会让我想到李娟。她们一个是试图融入游牧生活的汉族人，一个是试图融入现代都市生活的哈萨克人。但共同的是，在她们的精神内部，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同时存在着。
在《单身母亲日记（三）》中，尽管阿依努尔书写了不少带有切肤痛感的生活经验，但是我们并不会觉得这是一个苦大仇深的、压抑且不幸的母亲。相反，她自在、洒脱、有先锋的意识和独立的品格。尽管那段婚姻给她留下了诸多阴影，但是比起控诉伤痕，阿依努尔更关心如何治愈自己。可能会有人认为这是作者多年在城市求学，受到完善现代教育的缘故。但我恰恰认为，这种自在洒脱同样也是一种游牧精神的体现。那种乐观、豁达、天地间任意遨游的勇气，是纯粹的现代都市人很难具备的。
阿依努尔来自一个传统的哈萨克家庭。像《我的阿勒泰》同名电视剧里所表现的那样，在哈萨克传统的家庭观念里，儿女婚姻的不稳定不仅足以使他们自己蒙羞，更会使父母面上无光。阿依努尔作为一个单身母亲，所受到的来自传统的压力是不言而喻的。但是事情的复杂之处在于，传统的社会关系不仅给予人压力和压迫，也给予人温情与力量。没有来自远在伊犁的原生家庭的爱与支持，阿依努尔无法迅速成长为一个独立自主的单身母亲。
在《单身母亲日记（二）》中，阿依努尔说过这样一句话：“一方面，我阅读波伏娃和伍尔芙，多年来接受的教育让我成为崭新的一类人，我关注女性权益，经常表达立场而引得身边的人不快；另一方面，我渴望传统生活，愿望成为一个儿孙满堂的老祖母，涂着红色指甲和我的孙辈喝热气腾腾的奶茶。”
某种意义上，每一个“新”的人也同时都是“旧”的，但是大多数陷入二元对立思维的人意识不到这一点。只有意识到自己的“中间性”，才可能同时对“新”抱有热情的同时，又对“旧”抱有同情。从阿依努尔的文字里，我们能够感受到她对人与事物大多能抱有同情的理解。这种同情的理解首先体现在她对女儿、母亲以及舞蹈班老师的态度里。
对于柯慕孜，阿依努尔的尊重与理解自不必多说。但是在《单身母亲日记（三）》中，阿依努尔不仅书写了自己对女儿的爱，还有写到了母亲对自己的爱，以及舞蹈班的老师和她的儿子之间的爱。这是一种女性视角所独有的发现、照亮、感同身受，是女性从彼此身上照见自己的过程。这种体察和同情是柔软的，是女性之间的姐妹情谊的所诞生的基础。
更值得一提的是，这种同情的理解不仅体现在能够感同身受的同性之间，甚至体现对于站在对立面的前夫的态度里。“因为是一起度过青春岁月的朋友，又出身于同样的文化背景，我对柯慕孜的父亲很难产生简单粗暴的恨意。我觉得人生不应该是这样的，我愿意看到每一个人言行背后的背景和逻辑并试图理解。”我想，这种同情的理解是一个好作家所必备的思考力和感受力的体现。
非虚构不同于虚构之处在于，虚构更考验作者的想象力，而非虚构受到现实的限制，则更考验作者的抽象思考能力，即穿透日常的细碎表象，直达生活的本质。
我意识到，阿依努尔有自己独特的写作语感。当我以这样的口吻开启一个段落时，一些读者可能会感到有些熟悉。实际上，“我意识到”这样的句式正是阿依努尔所钟爱的。我们会发现文中有很多由“我意识到”这类表述所开启的段落。例如文章中的最后一段：“我意识到人生并不如同我们想象中那样只需奋力一搏就会大刀阔斧地改写。每个人都在面对着只能自己应对的难题。这些难题是那样具体，又那样艰难，而且年岁越长，题目越难，而我们年少时竟然对此毫无知觉。”
当阿依努尔一次又一次地说出这四个字时，一次次微小的觉醒就此发生。这觉醒之所以是微小的，是因为它们来自平凡生活的体悟，这种“觉醒”较少地关乎社会历史的宏大框架，而关乎人的心灵内部。在阿依努尔这里，所有由“我意识到”的句式所牵发的小小觉醒，都构成了她心灵内部逐渐成熟的现代品质和女性意识。与此同时，日常生活的现象表面经由这些句式的提炼，也得以更接近生活的本质。就这样，在命运布下的一个又一个具体而艰难的难题中，阿依努尔看见了生活的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