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1月，《沙汀文集》由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获得广泛好评，翌年3月即再版发行。该文集包括小说、散文、报告文学、剧本、文论、日记、书信和回忆录，共十卷十一册。相比于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沙汀文集》，这是一次颇具意义的编辑出版活动。正如其《出版说明》所言：它“收录了沙汀自一九三一年从事文学创作以来所能够搜集到的全部作品，含作者生前未编集和未发表的作品、书信、日记等。”这个新版的沙汀“文集”，不仅增加了之前未收、未发表的作品、日记和回忆录等内容，而且首次结集出版了沙汀致友朋的书信，史料价值颇高，无疑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沙汀文学活动事迹。
《沙汀文集》第八卷为书信卷，收录了沙汀与艾芜、巴金、茅盾、王西彦、高缨、李定周、李济生、李小林、李致、萧珊、周克芹等亲友故旧的通信，凡共554封。其中，沙汀致李致就有51封，时间跨度是1977年到1989年。值得注意的是，中间有两封是编者未能确定具体落款时间的书信。前一封是写于1977年，落款是“即日”，具体时间不详。后一封标记为XX1131，具体的写作年份未知。
据查，四川人民出版社2019年6月出版了《李致文存》，第五卷是书信集，也收录了沙汀致李致的书信，时间跨度为1978年到1989年，共计47封。与《沙汀文集》第八卷相比，它不仅少了4封，而且也没有收录1977年的任何一封书信。因为《李致文存》第五卷，没有收录1977年沙汀致李致的书信，所以那封落款“即日”的书信（77XXXX），具体写作时间，至今存疑待考。而那封没有写作年份（XX1131）的书信，《李致文存》第五卷明确标记为“1978年”所写。
因为李致是这封书信（XX1131）的收信人，《李致文存》的编辑人员，完全可以按照原件的信封确定写作年份或咨询李致本人后收录。并且，《李致文存》比《沙汀文集》出版时间晚两年多，肯定是有所考究的。所以，这封信（XX1131）的写作年份很大可能是1978年。当然，编者未能给出一定的解释，也是值得论证一番的。有鉴于此，笔者希望通过释读此信内容的过程中，顺此验证这一判断。为了说明的方便，现将全信抄录如下：
XX1131
李致同志：
前日曾寄杜谷同志旧照十一张，以备你们选用，想来已知道了。兹又寄陈选集题记修改稿一件，望您审阅后转交李定周同志！他没有出差吧？乞代为致意！祝
冬安
沙汀
十一月、三十一日
在所寄照片中，在北京住宅阳台上和两个孙子合拍的一张，希望能被采用！不管哪一册都可以。又及。
相比于《沙汀文集》第八卷，此信（19781131）收入《李致文存》第五卷时做出了某些“改变”，编者不仅细心校正了沙汀书写的一个错误：“希望能被采用”的“被”字，原为“备”，而且特别注释说明“陈选集”是指《陈翔鹤选集》。可见，收入《李致文存》第五卷时大概是按照了书信原稿誊录的，或咨询了李致，或是编者注意到前后书信内容而得出的结论。然而，《沙汀文集》第八卷中，此信“祝冬安”是“冬安”单独成段，而收入《李致文存》第五卷中却是“祝冬安！”，不仅成为一段，更加有感叹号。《沙汀文集》第八卷写的是让李致向《沙汀选集》的责任编辑李定周“乞代为致意”，《李致文存》第五卷中却没有修饰词“乞”字，同时最后的“又及”，也被改为“又启”，并空行单独成段书写。按照沙汀其他书信最后的通常写法，大概率应该是“又及”。如此之不同，大概是誊录编辑环节出现了问题，也有可能是编辑的不同编辑方针所致。但是从信件的书写格式来看，《沙汀文集》第八卷可能更为恰当。不过，倘若从信件的原初性或真实性考虑，则《李致文存》第五卷或许稍胜一筹。虽然《沙汀文集》编辑组也说，“部分卷次（如日记、书信卷）据手稿整理，为了忠实于作者原意，体现其原貌，对其中辨识不清者，不妄加臆断，以缺省号‘·’示之。”但是，显然《李致文存》编辑组是不会无缘无故修改错别字和排版格式的。当然，这些并不完全影响整封书信的意义表达和信息传递，所以具体为何出现如此的版本差异，需要校对手稿，才能给予更切实的回答。
在此信中，沙汀告知了李致两件事：一是确认寄给杜谷同志旧照的收寄情况，并补充交代，希望采用自己“在北京住宅阳台上和两个孙子合拍的一张”；二是寄上“陈选集题记修改稿一件”，希望李致审阅后转交给李定周。此信中所提到的人：杜谷，是当时四川人民出版社副总编辑、编审、诗人，出版有《泥土的梦》等作品；李定周是四川人民出版社的编辑，是“现代作家选集”丛书的编辑负责人之一，《艾芜文集》和《沙汀选集》的编辑出版工作，他都是重要的参与者。沙汀将其旧照寄给出版社，很有可能是为《沙汀选集》的扉页上影像提供资料。
1981年5月16日，《人民日报》的“文艺出版简讯”中提到：“今年是沙汀、艾芜同志从事创作活动50周年。为了纪念这两位老作家对党的文艺事业作出的贡献和辛勤创作的劳绩，四川人民出版社拟从今年起陆续编辑出版《沙汀选集》和《艾芜选集》。”《沙汀选集》在沙汀与四川人民出版社“将近一年的磋商”后才于1982年7月正式出版第一卷，凡共四卷，1984年出齐，包括小说、散文、报告文学、日记等约一百二十万字，其中诸多篇什是经沙汀认真修订后的文本，可以作为定本看待。当时，李致也曾请沙汀改出“文集”，但被他婉言谢绝。沙汀回复李致说，“李劼老该出个文集。艾芜同意，当然也应该出。我可不能同意，——等我翘了辫子后看吧。”但是，后来沙汀还是接受了出版“文集”的建议，只不过是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1988年，《沙汀文集》第1卷出版，1992年7卷本《沙汀文集》出齐。但查阅《沙汀选集》可知，他和孙子的合影相片，却放置到了1984年8月出版的《沙汀选集》第四卷。并且，编辑部最后没有选择沙汀在北京那张三人合影，而是选择了他在成都赴京之前与外孙劼挺合影的照片。
沙汀在信中所说的“陈选集”，显然是一个简写。按《李致文存》对此信的注释说明，以及通过现有出版沙汀致李致往来书信可知，实际应为《陈翔鹤选集》，其出版筹划工作源头可以追溯到1978年。“文革”结束后，四川人民出版社在李致主持下，认真践行“立足本省，面向全国”的出版方针：一是积极出版革命领袖人物的诗文和传记；二是邀约现代著名作家出版“近作”单行本；三是隆重地推出四川籍老作家的“选集”。特别是后者，沙汀极力赞成四川人民出版社“注意出版四川地方作家的选集”，认为“不少省区都出全国性的选集，就颇有重复之感”。李致认真吸纳、多方考虑相关意见，后来更是在巴金等人的建议下，积极筹划出版“现代作家选集”丛书，形成颇具特色的出版选题，推动着四川出版文化事业的繁荣和发展。这套“现代作家选集”丛书，力图从作家的整个创作生涯中选出具有代表性的著作，以川籍老作家为主线，兼及现代著名作家，从而形成了邵子周、周文、林如稷、罗淑、何其芳、陈敬容、陈翔鹤、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沙汀、艾芜等四十多位作家的选集，表现出一种整体性的文学史选本取向，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作为四川籍左翼作家代表之一的沙汀，不仅是“现代作家选集”丛书的作者，而且是极为重要的幕后推动者。李致在计划出版《陈翔鹤选集》前后，就曾多次向沙汀请教相关事宜。1978年8月4日，沙汀在致李致的书信中谈到，“出一本陈翔鹤选集事，我很赞成，且已托人向冯至谈过了。他也很高兴，表示愿意和商量着编选这本集子。”并且过了十多天（8月16日），沙汀再次向李致表示赞成，认为“出一册《陈翔鹤选集》，好。”同时，他还向李致提议，“是否也可考虑出一册陈炜谟的选集、一册林如稷的选集呢？”但不知何故，最后“现代作家选集”丛书中，有《林如稷选集》，却没有《陈炜谟选集》，真是遗憾之至。
由此可见，李致所推动的“现代作家选集”丛书编纂活动，对于编选对象是相当有针对性的。它并不是包括所有川籍老作家，也不是所有现代知名作家，而是有一定的历史与现实原因考虑后的作家选择。因为陈翔鹤、林如稷和陈炜谟都是“浅草社”的重要发起人，文学成就都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得到一定认可。新中国成立后，他们亦均在国家的文化、教育部门任职。但陈炜谟因病于1955年9月逝世，而陈翔鹤、林如稷则都经历了“文革”的腥风血雨。陈翔鹤死于1969年4月，林如稷逝世于1976年12月。所以，在1978年前后，选择出版陈翔鹤、林如稷两位作家的选集，不仅具有寄托哀思、纪念逝者的意义，而且明显透露出某种现实政治意识形态的倾向。
《林如稷选集》由四川文艺出版社于1985年8月出版，责任编辑朱成蓉，封面设计陈世五。艾芜为该选集作了“序言”，其中结尾谈到：“林彪‘四人帮’横行时候，停办学校，糟蹋知识分子，害了我们的国家，害了我们的民族。林如稷算是千百万不幸的知识分子中的一个。从他的晚年，可以看见我们知识分子不幸的具体情况。”同样，陈翔鹤因为发表《陶渊明写〈挽歌〉》《广陵散》等历史小说，被批判为“恶毒的攻击党的庐山会议”，试图“通过历史题材，用隐蔽曲折的方法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宣传”。在极“左”思潮的批判下，最后陈翔鹤死亡，直到1979年4月12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才为其举行追悼仪式。1983年，陈肇世还在《人民日报》上郑重发文怀念陈翔鹤，回顾陈翔鹤的为人和一生的重要事迹，称“翔鹤老师一生，命途多舛，不失其赤子之心；正直，善良，无愧书生真面目”。黄秋耘也深情撰文，特别指出陈翔鹤高贵的精神品质：“每当我想起翔鹤同志耿介、正直的生平以及存在于我们之间的那一段深挚的友情，我总感到有一股抵抗‘随风转’的力量。”所以，李致适时推出《陈翔鹤选集》，很大程度上是一次有力地支持政治作家平反的行为。正如钟敬文当时为陈翔鹤写的挽联所示：“战友情殷，昔心忆兴编《遗产》；文章冤洗，同志今齐唱《挽歌》。”
1979年10月11日，沙汀专门写信告诉李致与出版社二编室负责“选集”工作的同志，他和冯至经过认真商议后，决定“请文研所临时抽调了白鸿同志负责专门集辑、整理陈翔鹤同志的作品”，因为白鸿作为陈翔鹤在世时的助理，比他们更为了解陈翔鹤，家属也是极为信赖白鸿的，所以，关于《陈翔鹤选集》编选的具体问题，出版社可以直接联系白鸿。当然，沙汀并非就此不管《陈翔鹤选集》编选出版的事情，他也多次提醒编选的注意事宜，要在编选《陈翔鹤选集》前后，“征求有关方面”的“意见”，以此确保不出大的差错。显然，这主要是从政治角度的考虑，而不是编选细节、规范的问题。因此，他也答应在不久后拟出具体的编目，助推《陈鹤翔选集》编选的成行。他致李致的书信中说“兹又寄陈选集题记修改稿一件，望您审阅后转交李定周同志”，表明沙汀为《陈翔鹤选集》写了“题记”，就是最好的证明。
《陈翔鹤选集》虽然具体的编选任务由白鸿担任，但是编选的政治意识形态的把关工作以及选集的序言等事宜，李致还是充分地征求沙汀、冯至等人的意见。其中，冯至不仅提供编选的意见，也答应为《陈翔鹤选集》写作序言。1979年2月8日，冯至在致李致的书信中谈到：“《陈翔鹤选集》已选定。我因为太忙，‘序’还没有写。约在下月（三月）可以将选稿及‘序’一并寄上。”果不其然，《陈翔鹤选集》的“序言”的末尾写到“一九七九年三月二十日于北京”，也就是冯至在3月20日于北京写好“序言”，而且此文三个月后发表在当年6月份的《文学评论》上。其末尾提到“文革”后，“翔鹤的生前好友还常常谈到他，怀念他，并提议出版他的选集，于是从去年十月，在大家共同主持下，由跟翔鹤一起工作过许多年的白鸿同志经手编选出这部选集”。可见，其所说的是沙汀十月国庆前后与冯至有谈及此事。冯至和陈翔鹤同是“浅草社”成员，私交甚笃，所以他对此事相当郑重。6月2日，还寄去《陈翔鹤选集》的改正稿，告知“前打印稿作废。复排、校对，请以此改正稿为根据”。
1980年2月，《陈翔鹤选集》由李致主持的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责任编辑李定周，封面设计陈世五，定价1.31元，首次印刷共计4万册。选集分小说、书评和散文三部分，共计18篇文章，“小说”包括《悼——》《不安的灵魂》《傅校长》以及《陶渊明写〈挽歌〉》《广陵散》等12篇，基本搜集了陈翔鹤重要的小说作品，“书评”则是《读〈艾芜短篇小说选〉》《〈离婚〉初探》《山高水远》等3篇，“散文”是《怀念与追悼》《李劼人同志二三事》《关于“沉钟社”的过去现在及将来》等3篇，都是比较重要的史料性文章。当然，这个选集也有遗珠之憾。林辰就谈到：“小说部分，我以为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中所选翔鹤的《See！……》和《西风吹到了枕边》二篇，应当补入。散文部分，更显得单薄”，《郁达夫回忆琐记》和《饥饿》“两篇重要的散文”也应该入选。
综上所述，从《陈翔鹤选集》出版经过可知，沙汀11月31日致李致的这封书信只可能是1978年或者1979年。并且，从其信中说“兹又寄陈选集题记修改稿一件”也可知，其之前已经写就了《陈翔鹤选集》的“题记”，但是不久之后又有所改正，所以沙汀这次联系李致，说明这时应该是1978年，还处于一个筹备阶段，之后沙汀和冯至联系，请白鸿帮忙整理，他们只提意见和写作序言等工作。如果是1979年，那么对于1980年2月出版的《沙汀选集》第一卷，显然时间上是不允许，而且也不符合事情的发展顺序和常理。故而，《李致文存》第五卷将其认定为1978年的书信是正确的，编辑可能是根据原件的信封确定的写作年份。由此，《沙汀文集》修订再版，或者《沙汀全集》编纂出版时，这封书信就可以放置到合适的位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