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以来，台湾“80后”作家面对着极度丰饶的文化环境，文学上的形式实验不断推陈出新，现代主义、现实主义、解构主义、魔幻现实主义、意识流、后现代、后殖民等文学思潮纷涌而入，在台湾文学场域轮番开展。乡土文学、历史小说、性别书写、都市文学等文类，发展至新世纪，已经相当成熟并成果丰硕。如繁花盛景的文学景观，为“80后”作家提供了丰富的创作与理论资源。同时，更加普及化、大众化的文学奖、学院、文学营、写作班等培育新作家的机制形成一套严密细致的文学体制，将这些美学规范、文学技巧形塑为文学典范。因此，青年作家一方面充分习得文学上的后设、解构与象征、隐喻等炫奇之技，擅长于进行各种技巧和语言上的颠覆与实验。另一方面，充分展演的文学也限制了他们的创新与变革，他们在不断学习前人创作经验的同时，陷入了“影响的焦虑”之中。整体而言，这批小说家依然具有打造自身样貌的企图心，他们不断地另辟蹊径，对传统的语言、手法和概念进行创造性的变革，努力开创出新的美学形式与小说形态。
大众化的美学风格
“80后”的青年作家，成长于商业化的台湾社会，谙熟于消费社会的商业逻辑，浸淫于全球流行的通俗文化，不再恪守纯文学与大众文学的界限，不再具有知识分子的优越感与启蒙意识，他们发展出与精英化的现代主义抒情美学风格相悖离的庶民化、大众化的美学风格。
“80后”文学融合了大众文学、类型小说、通俗电影、漫画、游戏等流行文化的美学形式，小说往往运用浅白流畅的语言与明快的节奏书写通俗的故事，尤其擅长于将严肃的社会议题包裹进青年亚文化之中，纯文学中的艺术性与反思性让位于与当下时事紧密扣连的故事性与议题性。有些作家认为，“我们这些1980年代出生的文学世代，普遍认为大众文学与严肃文学没有‘本质’上的差异，而是‘类型’上的差异”。黄崇凯的《靴子腿》以流行音乐为线索，展现当代青年细腻的情感。祁立峰的《台北逃亡地图》以台北柜姐的谋杀案展现都市景象。神小风、陈又津、陈柏青纷纷取材于新世代的次文化，展现新世代在网络、手机、电影的影响下，对流行文化高度敏感，却对现实的世界焦虑彷徨的矛盾状态，小说往往以天马行空的幻想来描绘和改造世界，形塑独特的美学感受与表达方式。
大众文化所具有的影像性，为“80后”文学注入了视觉化的新风格。“80后”作家在成长过程中深受电影、漫画、偶像剧的影响，他们的文字整合了视觉文化中的图像、动画、声音等元素，将文学文本推向视觉化实验的极端，形成了新的视觉文化文类。青年作家借由鲍德里亚的拟像理论建构他们的世界观，认为视觉文化统治的世界被巨大绵密的符号政治学、以及符号经济的生产与再生产层层围困，世界的真相就是无所不在的拟像（Simulation）。如陈柏青的小说吸收了好莱坞电影的分镜与蒙太奇的表现手法，将文本充分地视觉化、影像化，以电影化的语言、节奏、结构，展现视觉世代的美学风格以及成长经验。
传统美学观念认为，“文学是一种实用语言符号的审美活动，它使用现实语言又消解现实语言，而转化生成为文学艺术，语言转化过程必须克服现实语言的鄙俗性和抽象性，使其意象化，还必须化解其现实意义，把它上升为审美意义，这种转化的途径是进行艺术描写表达审美体验”。但是台湾“80后”作家的小说，反其道而行之，将文学语言鄙俗化、现实化、大众化。林佑轩的语言将北京话、闽南话、日语、英语、注音符号等语言熔于一炉，还让俗气过气的流行歌、儿歌、笑话等各种俚俗语言，以嬉笑怒骂的姿态，将典雅的、崇高的、正统的美，都修饰成猥琐的、丑陋的、畸零的美。杨富闵的小说充满了口语或时下流行用语，力图再现最真实的庶民生活，他把新闻、签诗、日历、流行歌、call in节目等生活中的文字材料嵌进文章中，创造出鲜活的当代世俗风景。如《暝哪会这呢长》以传统闽南语歌名为题，既以这首流行于民间的方言情歌来咏叹女性生命中亲情与爱情的挫折，同时也折射出闽南族群的传统文化。同时“游子身上发热衣”“我的妈妈欠栽培”等新鲜灵跳的语言文风，创造了反精英的、民间的庶民美学。
审丑意识的兴起与美学新变
台湾文学史的传统美学观念是将美置于丑之上，丑是作为美的衬托与对立面而存在，但是随着20世纪世界非理性主义思潮的发展，以及台湾现代主义美学的兴起，审丑逐渐成为台湾作家创作当中一个新的美学现象。台湾“80后”小说家同样热衷于对丑的暴露与塑造。他们以衰老、恐怖、残缺、丑陋、畸零的形象，袒露人物内心的妒恨、自私、欲望，以荒诞、滑稽的感受，解构崇高与伟大的精神，展现现代化情境下人物精神的颓废与异化。黄崇凯笔下的失败青年的非理性行为象征着理性主义体制的荒诞，《坏掉的人》中读到博士的崔妮娣暑期去做妓女以逃避学术体制的压力，暗恋她的学弟乔装成奥巴马跟踪绑架她，尼奥肄业后终日与一个情趣娃娃为伍。这些青年人是资本主义社会异化的产物，同时又染上了晚期资本主义颓废、无力、消极的精神症候。同样，赖志颖的《鲁蛇人生之谐星路线》以家庭主妇、摆烂上班族的日常生活的平庸琐碎，展现崇高缺失之下的平庸之恶，以及当代精神的贫乏。何敬尧、潇湘神、陈柏青、林秀赫，以恐怖血腥的鬼怪传说状写现代社会被欲望、贪婪、妒忌吞噬的人性。
乡土美学的继承与创新
后乡土文学刚出现的时候，大量使用了拉美的魔幻现实主义技巧，与世纪末的后现代风潮分庭抗礼，在美学上具有开拓性与实验性的意义，而“80后”世代的乡土美学，同样也擅长描绘魔幻的乡土世界，将乡野传奇、地方景观、民俗风情融于一炉，塑造了神秘的、复魅的民间传统文化。连明伟的《青蚨子》以耆老的讲述与顽童的想象，编织出一个具有传统儒家伦理观的乡村世界与神秘恐怖的鬼魅世界。陈育萱的《不测之人》以一只新鬼回溯生前与故乡、亲人的点滴，在死亡的忧伤中诉说对于故乡与亲人的眷恋。
“80后”作家对于乡土的书写更加地生活化与写实化，加大了对于乡土日常生活中人情味的刻画，增强了抒情色彩。杨富闵在网络速食年代，执迷于从故乡的亲戚网络中打捞死亡与衰老的沉重亲情故事，细细描绘故乡不断老去的容颜。刘梓洁的《父后七日》堪称父亲葬礼习俗的写实记事，以此展现功利化的都市所丧失的、根植于乡土社会的温暖人情。“80后”作家的乡土书写擅长刻画浓郁的地方色彩，大都由特殊的地理、气候与民俗所构成。陈育萱笔下的陂仔尾，满溢着原乡生猛的景象，有连日的黄酸仔雨、苦楝树郁郁、凤梨田推窗而见、关帝庙日夜点燃香火、乡民虔诚练习宋江阵、水神树神看护着乡土乡民。连明伟以他的家乡宜兰为蓝本，虚构了一个特殊又平凡的乡土世界——有余村，有余村是个依海靠山的小渔村，小说以少年的成长为叙事主轴，但不同于以时间与事件来推动情节的发展，而是铺陈大量笔墨于有余村的四季流转、气候物产、自然地貌、乡野奇谈、市井日常、地方文史、风俗民情、传统文化等，描写出独特的地域色彩与人文景观。
大叙事的瓦解与小叙事的崛起
台湾“80后”作家的小说中，大叙事已经式微，转向碎片化且私我的小叙述。小说不再有全知式的观点与视角，往往采取多重视角的叙述方式，每个声音只能展现世界的一个碎片。人物就只能在这种碎片化的世界中生存，展现了人物的盲目性与局限性。这一世代的生活经验大多类似，台湾幅员狭小，城乡差距也较小，青年们按部就班的求学与工作经历，使他们在题材的选择上有越写越微小的趋势，唯一能够腾挪展开的就是个人情感与感受。因为相对于外在现实，只有个人情感是可以自己掌握的。在复杂现实面前，“80后”作家只能从自身情感着手，写作彻底成为一件个人的事。黄崇凯的小说将当代资本主义原子化社会下，个体的幽微心理世界推向了极致。一方面个体与外界的关系不断删减隔绝，个体不断地退缩回到封闭的自我世界之中，呈现出孤独的状态。另一方面个体的无限膨胀，创造出一个唯我论的世界，人类命运、意识形态纷争、宇宙探索等这些命题都过于宏大而无意义，借由个体对于大历史的据斥，宣告了一个宏大叙事与个体经验相互脱节的创作样态。
中华古典美学的继承与复兴
中华古典诗词、志怪小说中的美学基因一直以潜流的方式影响着“80后”青年的创作，林秀赫上承了魏晋以来的志怪小说的美学传统，通过中国古典小说的美学形式、内容，寄寓他对于历史、现实的感受，以及中华文化的认同，同时也探索中国传统小说的新天地。连明伟的《青蚨子》继承了楚辞中繁复瑰丽的美学意象与浪漫主义的风格，以及参差错落、对偶工巧的句法，创造了一个悠久古典的原乡。
台湾“80后”青年不仅仅停留在中华古典美学上的复兴，同时也深入中华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核。林秀赫的《五柳待访录》对于桃花源的想象与重写，以及对于陶渊明高洁出尘的古典士人形象的刻画，再现了传统儒家精神，还原了一个丰富、优美、淳朴、浪漫的古典中国的文化世界，展现了当代台湾青年对于文化原乡、文化中国的审美想象，是他们身处消费主义、时代巨变之下，寻求安身立命的身份认同的精神资源。连明伟的《青蚨子》中秉持敬畏天地、爱惜自然、互助友爱准则的有余村人，是中国传统乡土社会的缩影，其中孕育的淳朴自然、与世无争、互助友爱的乡土文化与伦理关系，是构筑中华传统文化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最坚实的历史根基与精神肌理，也是现代化社会失落再寻觅的精神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