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重新审视杨义留下的六十多部分量很重、很难被人企及和超越的学术著作，都意识到他是一位远被学术界低估的大学者。大学者需要具备大家气象。杨义的大家气象表现为他对两千年来中国文学和文化经典的贯通文史、融通古今的研究，在纵横两个方向上都取得突出成就，这在改革开放后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学人中，还找不到第二人。
杨义 图片来源：北京社科官网
杨义之所以可以取得超常的学术成就，得益于他的大文学观和他的治学及研究方法。
在文学观方面，我以为杨义的觉悟是比较早的。早在八十年代他写作《中国现代小说史》时，他就开始有意识地尝试采用一些西方流行的文学评论的新观念和新方法。我记得1986年10月社科院文学所举办“新时期文学十年”学术研讨会，杨义受邀做大会发言。他当时只是个年轻的副研究员，而且其研究方向并不是“新时期文学”，但他却在会上提出中国文学研究要有大国格局，中国学者和作家需要大家气象的概念，其论惊人。这表明从那个时期起，在他的内心深处，“大文学观”的种子已经种下了。
我在过去的文章里面说过，杨义每隔十年会转移一次战场。他的学术兴趣，由现代而古代，由小说学而诗学，由文学而文化学而史学，沿着追踪中国文化本源的线索，最后直达先秦诸子之学。这是在纵向上，沿着时间线索逆流而上的研究，跨越了文学史学者分期研究的界限，这反映出他对自己学术的研究有一种战略规划，他是用全局的眼光（也是一种大文学观）看待中国文学史，然后抓住其中的核心问题展开研究的。
当年，他完成《中国现代小说史》（三卷本）以后，已经意识到自己积累的材料够用一辈子。利用这些积累，再写十本二十本书没有问题。但是他感到“不满足，而想要总揽全局”。他感觉到，中国两千年的文学，只有“会当凌绝顶”，才能“一览众山小”。
所以他开始从战略上规划自己的学术研究，并且一路努力实践。
今天总结起来，他研究分四个部分：叙事学系列，包括《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国古典小说史论》《中国叙事学》等；诗学系列，包括《李杜诗学》《楚辞诗学》；图志系列，包括《中国现代文学图志》、《中国古典文学图志——宋、辽、西夏、金、回鹘、吐蕃、大理国、元代卷》；诸子系列，包括《诸子还原》《论语还原》《屈子楚辞还原》《兵家还原》等。
每一个系列，对杨义来说都是一种跨界，一种挑战，因为每一个新领域都是从挖坑开始，打一口深井。但是杨义的单兵突破能量极强，他的代表性著作，都是精研不同时代的文学和文化经典，提出独有的学术新见。无论写哪一部著作，他都是决心超越自己，也超越他人的，绝不流于平庸。他打的井必须出水。尽管他有些观点可能还存在争议，但是他确实在提出学术创见方面殚精竭虑。例如，对于先秦典籍的研究，他意识到无论“六经注我”还是“我注六经”，自己可以说的话已经不多了。研究必须另辟蹊径。所以他要从发生学的角度，“回到历史现场”去“还原先秦诸子”，这就是出于一种超越的意识。他当然知道，先秦诸子是一个被无数前辈学人反复研读了一千多年的领域，就是对同代学者来说，他这样做也是在动别人的奶酪，而且还试图往奶酪里加糖。但他说：“不超越别人，就没有必要研究。”对此他是横下一条心，有“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气概。结果也曾苦恼，例如他写完《韩非子还原》，说自己“读了三遍，没有感觉，焦虑不堪。”因为超越意识要求他的研究必须有所突破，找到属于自己的“感觉”，才能落笔定稿，公开发表。这样他耗时十数年孤军深入诸子研究，又是研读了上千种著作，才拿出了与众不同的“诸子还原”系列。这些著作的出版，因其研究角度和方法的别具一格，如同“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引发学术界讨论。我以为这是好现象，至少，杨义通过这种创新研究，把自己的一家之见留给了历史。
这是从纵的角度理解杨义的大文学观。其实，在我看来，从横的角度理解，可能更为重要。因为从未有人尝试过。这就是，杨义不仅打破了文学研究古今分割的模式，而且打破了文学史研究图文分离、口头文学和书面文学分离的模式，以及各民族文学各自研究的模式。
杨义也有一个著名的“梦想”：重绘中国文学地图。这个理念的提出，我以为和他在1999年之后担任了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和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两个所长的职务有关。在所长任上，他的眼界彻底打开了，学术领导的工作平台促使他思考了许多独立治学的普通学者通常不会思考的问题，而这些问题直接触发了他学术兴奋点的转移。
“图志”是杨义的研究模式横向突破的开始。在此之前，中国文学研究缺少采用这种模式的著作，杨义在90年代初期写出《中国现代文学图志》，把以图出史、图史互证作为研究方法，获得极大好评。但这本书对他来说只是一次初试锋芒的预演。他的真正目的，是要做一整套包括中国古典文学和现代文学的图志，贯通文学起源直至今天的历史。在古典文学方面，至少分为四册，“先秦至两汉”“魏晋南北朝至隋唐”“宋辽金元”和“明清”时期。2008年前后，他曾经到三联书店，和我谈到过这套书的出版构想。当时他已经写好了《中国古典文学图志——宋、辽、西夏、金、回鹘、吐蕃、大理国、元代卷》一册，我为他编辑出版了。为什么先写这一册？这是因为他开始关注文学在融合过程中的汉化和胡化的问题，注意到文学研究的纯文学和民间文学、汉民族文学和少数民族文学分离而需要整合的问题。读者从书名就可以了解这是研究领域的拓宽，眼界的扩大，而且用“图志”来表达的著作。杨义是要用这本书做出一个模版，形成一个“重绘中国文学地图”的架构，告诉学术界，我们过去对中国文学的研究和总结是不完整、不全面的。这本书集中体现了杨义“重绘”文学地图的大文学观，也就是文学研究的整体观。可惜，杨义去了澳门大学以后，集中精力去做先秦诸子“还原”，而没有顾得上继续做这种大文学观的古典文学研究。这很可惜，因为如果他能够全部完成打通两千年中国文学史的多卷本“图志”，那将会是一套横空出世的著作。
至于说到治学及研究方法，我认为杨义最可称道的，是“为打一口深井”的收集史料的方法。史料是研究中的证据。为了使用新鲜证据说出新鲜的话，几十年来，他收集史料（包括文字和图像），可以说是走到哪里收集到哪里。他曾经告诉我，他的电脑里面储存了几万张和文学史相关的插图，都是他为写作多卷本的《中国古典文学图志》准备的。例如1998年，他去英国访学，本来是在大学讲课，但他利用这个机会，对大英博物馆收藏的6万种中国古籍普查一遍，清理古籍中的各种类型插图，精选复印。后来又到荷兰和日本的一些图书馆做过同样的工作。再比如，当他发现地方少数民族地区文学可以形成“边缘的活力”以后，他提出“文学地理学”的概念，强调文学研究也要做田野调查，要“接地气”，以便发现新的研究证据。他曾说治学除了“心学”“手学”“眼学”“耳学”之外，还有“脚学”。所谓“脚学”，就是要四处实地考察。为此他身体力行，不知疲倦，不辞辛苦，到过十多个省，去过几十趟考察各种古代文化遗址，其中有少数民族史诗的发源地，也有先秦诸子的故里。这对他把人文地理引入文学研究，使自己能够穿越历史而从旧时现场去思考问题，极有意义。他还搜集了很多地方文献，包括族谱、家谱和民间故事。这种调查和挖掘，简直可以用“跑马圈地”来形容，看似未必有用，但实际上都成为他学术研究厚积薄发的底气和背景。
这种广收和深挖史料的方法，是杨义治学的基本手段。他当年写《中国现代小说史》，就是跑遍了北京各大图书馆，把能够借到的所有中国现代小说大约2000本全部读遍，总字数大约两亿字，摘记卡片5000张。为了写这套书，他苦读10年，没有离开过北京一步。这样他形成了独一无二的史料积累，他的研究能够超越前人，成为小说史方面的经典名著，一个重要原因就在这里。他后来研究李杜，研究屈原，乃至研究先秦诸子，都是采用这种方法。他曾把这种方法传授给弟子，对他们说，“找一个中等领域，你觉得有兴趣，也很有意义和发展潜力的，读它十年八年，可能在这个领域，全国读书最多的就是你，你最有发言权。”这其实是一种下笨功夫的方法，可以用“竭泽而渔”来形容。如果讲比喻，就是选择一个中等的鱼塘，四边围堵，将所有的鱼一网打尽。当然，这是花时间花力气才可以完成的，要求学者必须勤奋努力，耐得住寂寞，甚至忍受孤独。杨义的勤奋是人所共知的，他以学术为生命，把学术当做日常生活，把生命无条件献给学术，以致痴迷于学术，甚至享受学术带来的寂寞和孤独。他最后可以融通两千年文史，成功地打出那么多口深井，一来是得益于他的大文学观，二来受益于他“竭泽而渔”的研究方法，三来要归功于他的勤奋和他对学术的热忱。
我们今天纪念杨义先生，一定要认真地思考，杨义究竟给中国的学术界留下了什么？后来的学者，可以从他身上学到什么？我的看法是，他的大文学观，他的治学和研究方法，都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本文作者系著名出版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