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建筑师的世界巡礼：艺术、自然与人本尺度的探索

本文探索了日本建筑师在世界各地文化艺术空间中的杰出贡献，以隈研吾、矶崎新、藤本壮介等建筑师为例，探讨他们如何以独特的视角和创新的思维，将自然与人文融入艺术空间，创造出共融的现代建筑风格。

在《日本与西方：一段建筑的对话》(Japan and the West: an Architectural Dialogue)中，建筑历史学家尼尔·杰克逊(Neil Jackson)从16世纪日本使节造访欧洲时，赠与罗马教皇的绘有京都近郊宫殿的屏风开始，娓娓道来日本与西方近500年间的交往。江户时代，荷兰商人通过长崎的港口将西方绘本和家具带入日本，又将与日本建筑和室内图景相关的文本带回欧洲。而在1854年，美国与日本签署的《神奈川条约》终结了日本的锁国体制，为后来的明治维新与国际交流奠定了基础。这也让“日本主义”(Japonisme)席卷西方世界。与此同时，结合日本与欧洲元素的建筑设计成为时下风尚，久负盛名的包豪斯学院也在教学方法中融入了水墨画、日本茶道和亚洲宗教哲学。而曾在此求学的仲田定之助、山胁夫妇等人在回到家乡后，亦活跃于本地的教学系统内，发表了诸如《包豪斯城邦》《包豪斯与茶道》《包豪斯群像》等对日本现代建筑影响深远的文章。

在诸多与日本有着紧密关系的西方建筑师中，不得不提到的还有美国人弗兰克·劳埃德·赖特(Frank Llyod Wright)和苏格兰人查尔斯·雷尼·麦金托什(Charles Rennie Mackintosh)。相较于欧洲建筑，赖特的“有机建筑”理念和草原式住宅(Prairie Style)的简约风格、大地色系，以及对自然材料的应用、与大自然景观的融合和以人为本的尺度都与日本传统建筑更为接近。日本建筑师隈研吾(Kengo Kuma)曾这样评价道：“赖特总是从实用主义的角度来思考自然......在被柯布西耶的‘功能主义’压得喘不过气时，学习赖特的建筑成了我们理解现实的途径。”赖特本人也曾表达过对日本艺术和设计与自然之连接的向往，认为它们与生活更为贴近，比欧洲文明更加现代。他曾于1905年时首次到访日本，并陆续在东京落成了帝国酒店(Imperial Hotel)、自由学院(Jiyu Gakuen)等公共建筑和私宅。

与赖特不同的是，终其一生，麦金托什都不曾踏上过日本的国土。不过，他通过大量图纸和在与赫尔曼·穆特修斯(Hermann Muthesius)等旅日归来者的交往中了解日本，反而衍生出独一无二的混合风格。麦金托什与日本的渊源可以追溯到他的家乡格拉斯哥在日本工业化进程中的重要角色。早在19世纪，格拉斯哥大学就与日本的帝国理工学院建立了学术交流，当地也进口了日本国有铁道所造的火车头和日本海军的船只。1878年，东京大学工程系的第一位教授罗伯特·亨利·史密斯(Robert Henry Smith)组织了格拉斯哥与日本的交流展览。前者在日本展示了苏格兰羊毛、火柴、炼糖术、耐火砖等，而日本则选送了包括木刻版画、丝绸织锦、服饰在内的1150件精美艺术品前来参展。如果说麦金托什从小就在成长环境中受到过日本的影响，那么在格拉斯哥艺术学院就读期间，他才真正开始严肃地研究日本艺术，尤其是浮世绘版画。在为母校设计的全新建筑项目中，麦金托什专门辟出了源于日式传统民居外部走廊的“中间空间”(Engawa)，并参考日本明治时期的仓库(Kura)，运用木结构和帘幕来把纯粹的储存空间转变为居住空间的做法，以书为帘，在使用的材料和细节中处处透露出他对日本文化的理解和再造。

也许正是因为日英之间长久以来的交往，当隈研吾在30年前第一次来到苏格兰时，就发觉了这里与日本东北部地区的相似之处，还直言两地居民的性格中都有一种坚韧的精神。作为苏格兰的第四大城市，邓迪(Dundee)曾因航海和商贸而闻名。19世纪中叶，在维多利亚女王与阿尔伯特亲王首次出访苏格兰高地时，当地人曾在码头边竖起皇家拱门(Royal Arch)以示欢迎。然而上世纪60年代，在一系列对基础设施的重建中，码头和拱门被纷纷移走。2014年，它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英国唯一的“设计之都”，而对滨水区的改造项目则带来了建造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V&A Dundee)的可能性，这也是隈研吾在英国境内落成的第一座建筑物。

从邓迪火车站出来，步行约三分钟后，就能看到V&A邓迪半遮蔽式的入口处，这令人想起日本历史建筑中有着长屋檐和半室外的空间。受苏格兰东北部韦斯特雷岛(Westray)的悬崖峭壁和其他自然风光的启发，隈研吾把混凝土板砌成不规则几何面，制作出多层次、多角度的深色幕墙，用以应对英国北部的各种极端天气。其厚重感与一旁的水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远远望去，还真如海崖般与水域融为一体。

“水”是整个建筑环境中的重中之重。无论是河流还是思绪、贸易还是文化，唯有流动起来才能避免毫无波澜的死水现象。因此，如何连接邓迪与泰河(River Tay)，创造出能从中穿过，或是进入其间的“中间空间”成为隈研吾在设计中的首要考虑。一旦进入建筑主体，视野就会变得开阔起来。在形似轮船的建筑物中，人们可以在中庭的开放空间内，从窗口望见河水，就好像置身于正在航行的船舱之中。而因舟车劳顿而紧绷的身心也会因映入眼帘的大面积栎木而放松下来――这是常用于居家环境的木材，令人以为是来到朋友家做客，而非进入一家公共博物馆。隈研吾认为，当下的公共建筑非常需要这种“人文尺度”，而非继续用宏大叙事建高楼，唯有如此才能创造出如吸铁石般的空间，让建筑成为城市日常生活中的中心，让每个人都能在其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的确，在中庭的开放空间内，可以看到带孩子来玩耍的夫妇、来歇脚的旅客、戴着耳机工作的数字游民、和朋友谈天说地的老人，甚至还有在阶梯上小憩的人......真正的展厅则位于楼上，在介绍苏格兰本地设计历程的常设展厅中，还有对麦金托什所设计的茶室的等比例还原。隈研吾在坚持通透性和对环境与工匠精神的尊重的同时，将传统日式建筑的“中间空间”转移为当代空间体验，创造出为全球观众所接受的建筑范式。

在日本建筑史上，矶崎新(Arata Isozaki)无疑是一位引领创新潮流的重要建筑师。矶崎新的建筑作品融汇了现代主义建筑结构、抽象表现主义和有机主义等多种风格，强调了城市与建筑之间的紧密联系，认为城市应该像建筑一样，具有内在的结构和有机的组织。

他的代表作之一，卡塔尔国家会议中心(Qatar National Convention Centre)成为了该国最先进的会议和展览中心之一。这一建筑的外观呈现出一个令人惊叹的“锡德拉树”造型。在沙漠中，树木常常象征着学习与休憩的灯塔，是私人和学者汇聚的避风港。矶崎新将这一富有象征意义的元素融入建筑之中，创造出一个高大的、宛如树枝交织的屋顶结构，不仅仅是对自然界的致敬，更是对文化和社会的思考，表达了对沙漠地区特有生态和文化的尊重。同时，高大的屋顶结构如同树枝的交织，不仅具有视觉上的震撼力，还在功能上为会议中心提供了遮阳和保护，为参与者创造了舒适的环境。而这个项目彰显了矶崎新对建筑与社会关系的深刻思考，以及他在设计中注重文化和环境的独特眼光。

同样将建筑与“树”融为一体，创造出像是生长于自然环境中的建筑的，还有藤本壮介(Sou Fujimoto)的武藏野美术大学图书馆(Musashino Art University Library)。他将外墙延伸至室内，创造出一个有机的空间形态，使室内外界限模糊。通过大量的玻璃幕墙和开放的结构，建筑的外观如同林间的树木一般，由一系列交错的柱子和横梁构成，创造出一个轻盈、几乎无界限的空间。这种结构的设计不仅赋予了建筑美感，也充分引入自然光线，创造了舒适的阅读环境，呼应了日本文化中对于自然和谐共生的重要价值观。

而我们也可以看见伊东丰雄(Toyo Ito)在仙台媒体中心(Sendai Mediatheque)的设计中强调了建筑与环境、建筑与人的融合。他打破了传统建筑的边界，创造出开放的、流动的空间，使内外界限模糊。建筑内部的楼梯和平台环绕着中央核心，形成了一个连续的空间序列，让人们在其中感受到流动的变化。

不难发现，日本建筑师以独特的创造性和跨文化的洞察力，将东方传统与现代创新相结合，通过对色彩、材料和有机形态的选择和把控，与本地产生关联，让它自然而然地融入城市生活，也让人们无需过多解读，就可以直接使用建筑本身。这也许是日本文化哲思中，对自然和人本尺度的又一次延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