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梦玮的散文作品以挚诚的人文关怀和清醒的历史理性见长。他以紧贴人性的笔触，深入挖掘人物的命运和情感。在这个科技不断侵蚀人类情感、削弱人们思考能力的时代，贾梦玮借助散文这一文体，试图唤醒那些在现代社会中被异化、扭曲的灵魂。作为知识分子，他承担着责任与使命，不仅以自己包容万象的精神追求展现了对不同社会阶层人物的深刻同情和人文关怀，而且还深入展现了自己超然的审美境界和自由的精神品质。
散文是中国传统文体大宗。文史哲，先秦诸子，均为文章；后来有唐诗宋词，更有唐宋八大家，蔚为大观。但新时期以来，文学有功利化倾向，因散文获利有限，且易学难工，以散文为志业者，在当代文学的版图中相对较少。有斤斤于一己悲欢、自艾自怜者，有戏说历史、追求点击率赚取稿费者，但经世之文、性灵之文，却难得一见。贾梦玮的散文创作，体现了他信任散文独特的表现能力、接续中国文章传统的文学理想，受到文学界好评。郜元宝认为：“贾梦玮散文可分为三类，或悲悼女性命运如《红颜》，或考辨南京文史如《南都》，或感悟当下人生如《往日情感》，取材广泛，堂庑特大，笔法自由，不拘一格。他写当下，灵动细腻，属作家散文范畴，但比同类作品更富于知性之美。说历史，厚重沉郁，有学者散文之优长，而无其笨重拘谨。不管是痛惜美好的丧失，反抗时间的掠夺，针砭正义的缺失，还是捕捉和赞美人性的闪光，呵护历史缝隙中些许的温情，他皆有如赤子，议论抒情，一任主体心性自然流露，坦坦荡荡，不加掩饰。这是贾梦玮所显示的最为可贵的‘散文的心’。”（1）这种评价无疑切中肯綮。
贾梦玮偏爱散文这一文体，并给予其“无所不能”的高度评价，他认为其他文体的所有手法都能拿来为散文所用，但散文又不失其自由腾挪的自由本色。“对己身的剖白，对他者的深情”（2）一直是贾梦玮对于散文创作的自觉追求，也呼应了郜元宝的“赤子”之论。小说与诗歌这类带有修饰效果和隐喻性质的虚构文学体裁，更多地依赖于技巧和才华，其所蕴含的真挚情感亦经过了作者的精心雕琢与转化，虽带有创作者的印记，却并非其本真形态。散文，是最能体现一个写作者精神气质的文体，就像完全敞开的、没有刻意设计过的房屋，读者可以直接进入，体会主人的审美、情感和格局。所以在散文中，作者可以说无处藏身的，优秀的散文家是道家所说的“真人”，要经得起端详与凝视。读贾梦玮的散文可以感受到“我”的无处不在。在历史的长河中穿梭，面对形形色色的男性与女性、人类的宿命与伦理的悲剧，他始终以一种博爱和神圣的视角去深刻理解每一份善与恶背后的真实意图和艰难处境，摒弃了狭隘的评判标准和意识形态的偏见，并始终维护“人”的立场。
贾梦玮不仅站在女性的立场，体悟、同情女性命运，而且对历史人物有更多体悟。如在《往日情感》一书中，他与范仲淹、诸葛孔明、曹操、欧阳修等古人站立在同一个历史现场，去感受那些历史人物的心路历程。贾梦玮在散文的渔网中想捕捞的不仅有来自弱势群体的呼声，还有独属于作家的情与义、家与国，是对人类整体性的深思与观照。他的散文注重对人性价值的挖掘与唤醒。真善美作为传统价值追求，正面临着被不同价值观冲击的危机，作者以坚定的意志力将其挽留，并努力促使其回归到应有的位置。在贾梦玮的散文创作研讨会上，他动情地说道：“我今后努力的方向，不是文的问题，依然是人的问题。”（3）可见，他对人性价值塑造的责任感之高之热忱，这也是他作为一位散文家自我修行的要求。
一、真：忠于良知的历史理性
“‘天人合一’是讨论‘真’的问题；‘知行合一’是讨论‘善’的问题；‘情景合一’是讨论‘美’的问题”（4）。从贾梦玮对历史和历史人物的书写，可见他对历史资料的严谨运用，尽可能采信严肃的历史著作，不戏说，不避讳。但他又绝非将历史资料简单罗列，而是将自我“投放”到历史现场，将心比心，悉心体察历史况味与人性挣扎。“荀子提出‘明于天人之分’的论点，区分了天道与人道，指出了人的职分在于‘制天命而用之’。”（5）贾梦玮所持的历史理性，正是基于人性中既符合天道又不完全屈从于命运的“人性之真”，所展现的超越性视角。
《红颜》一书写了一众历史上薄命红颜的凄惨命运，作者由人的心灵（宫妒、宫怨等）出发，抵达当时的社会制度、时代氛围、女性定位，试图通过对社会因素和文化因素的发掘，找到古代才女、美女命运普遍悲惨的症结。在首篇《此情脉脉——说宫怨》中，他坦言：“专制制度是产生宫怨的根本原因。”（6）专制制度不仅扭曲男性，更残害女性。重则让兄弟反目成仇、互相戕害，轻则令人情淡漠、形同陌路。女性的身世，更是淋漓尽致地体现着专制带来的无可抵抗的生命悲剧。魏文帝曹丕的甄妃一生遵守、投合封建礼教对女性角色的严格规范，却未能避免其在婚姻中遭受的不公与屈辱，成为专制制度的牺牲品。后宫嫔妃屡次借文人墨客之手表达自己的“怨”、士大夫也假借女性视角给皇帝抛媚眼，这是一种让人心酸的同理心。范培松评价贾梦玮这类散文时说：“我称这种创作策略为‘引火烧身’，‘宫怨’之作都出自为‘臣’或曾经为‘臣’的知识分子之手，这一转折犹如烈火骤起，直指中国文人与宫女在精神处境上的同构性。”（7）
中国古代的后妃制度惨无人道，有的人一生见不到那后宫中唯一的男性——君王，抱憾而终。有人因不能繁衍龙种或容貌凋零，被帝王弃之如敝屣。从作者引用的宫怨诗中我们可以感到这些女性内心深处的无奈与哀伤。丁帆洞察到：“贾梦玮对于哲思的深化，不仅仅在于对女性的同情和怜悯。更重要的是，他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突破女性的视域，在回看‘自我’、‘本我’中，寻觅共同人性的‘存在’。”（8）隋炀帝时期的侯夫人，写下了悲愤的《自感》三首，陈皇后请汉武帝时期大文学家司马相如写的《长门赋》，唐玄宗的梅妃自作的《楼东赋》等，从中可看出这些女性怨之真、情之切，彻底磨灭了人类传统的真善美。作者直言，“专制体制无疑是反文学的”（9），既是在批评专制，又是在召唤真善美的回归。反人性的制度，首先消损的是人的身心，其次才能论及生命的悲剧本质和荒诞底色。孟子曾言：“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10），说的也是本心、本性，孟子所强调的是以道德自律“立命”的重要性，本质上属于修养范畴。然而，在贾梦玮的笔下，这些女性的生命被专制制度所残害，她们连自身的安全都难以保障，人的尊严被践踏，更遑论修炼其本心、本性。
“一夫多妻制是产生‘妇妒’的根本原因。”（11）吕后、武则天、南宋光宗皇后残害后宫女性的惨烈故事，都验证了专制制度的反人性本质。“不妒之德”必须基于制度的合理性，确保对每个人的人生和心灵予以平等的对待，否则便流于空泛。贾梦玮在书写这些女性扭曲的身心时，不是简单地批评与鄙夷，而是带着些许理解与同情。他尝试从制度与心理学的双重视角来观照这些可怜的女性：“妒”作为人的普遍心理，是一种文化现象，更是几千年一夫多妻制度残害下的文化心理积淀。他本着历史理性、人性规律，试图探明“红颜狰狞”的真正原因。这是一种站在女性立场上的深深同情，这种平权意识也可以看出作者作为“真正的人”的良知与清醒。
对古代君王而言，“江山”与“美人”好像总是难两全，“‘美人’非但无足轻重，而且常常是克‘江山’的”（12），这让作者痛心地发出“美，何罪之有？”的叹惋。他尝试找出红颜祸国的真正原因，最后跟鲁迅的观点不谋而合：“在男权社会里，女人是绝不会有这种大力量的，兴亡的责任，都应该男的负”，所以真正的问题确实主要出在皇帝身上，出在专制制度上，女性却成为替罪羊。“可见，专制制度祸‘美’、祸‘人’的本质”。（13）制度的残缺所引发的人性价值的丧失，才是作者真正关心的问题。
《往日情感》一书题材则更为广泛，有叙写历史人物的长文，也有对自身经历的回忆与书写。但都贯彻了求真的原则。《卧龙岗上的理想》一篇以《三国志》等正史为材料，爬梳剔抉，参以诸葛亮的自述诗文，互相映衬，纠正了小说《三国演义》和民间传说中诸葛亮“智巧”的人设，还原了诸葛亮清白的“义”的形象。《在花洲书院想念范仲淹》则以第一人称的抒情笔调行文，但自始至终不离开史实，绝不戏说，而是从范仲淹的家世、学养、环境、交游、政事、文学等诸多方面，来呈现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思想的形成过程，以及理想和现实之间相互作用的辩证关系，呈现了历史与人生、外在与内在、肉体与心灵的综合之“真”——这也是贾梦玮散文所追求的文学之“真”。
《知识分子的表情》《往日情感》《丢失在梦中的她》等篇什，均以自我经历为材料，贯穿了作者“对己身的剖白”的散文理想，把自己向读者和盘托出，坦白率真。他对自己的出身以及自我身心的隐秘，对历史、人事的评价，不唯时舆，不做世俗的自我保护。做人唯厚，作文唯真，至情至性，这样的文学之“真”，令人肃然起敬。
二、善：紧贴人性的人文关怀
毛姆曾言：“似乎唯有善良可以宣称其目的就是它本身，而美德便是对美德本身的报偿。”（14）因此，善也是对心灵的一种完善。
善，在散文家贾梦玮这里，也可以理解为“对他者的深情”，这是文学的“大爱”，是文学面前人人平等，无论善恶，都应得到文学的理解和抚慰。善有善源，文学更多关注它的遭遇和挑战；恶有恶因，文学应该更多关注它的成因。同体大悲，才能走向善。
“善”的文学实践在《往日情感》这本书里多有体现。在《此岸》一文中，作者讲述了自己亲身经历的三个人生场景：“法国阿维尼翁修道院门外门里的男女，南京江北兜率寺的母子，江西葛仙山顶的年轻道士和他电话里的那个女孩。”（15）他牵挂这些渺小又动人的他者，并在这些小人物的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作者深感于人类最平凡且至为崇高的情感，在此岸与彼岸之间，他所构建的是真正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当然，个体间的情感联系同样能彰显人性善的真谛。在《摇篮》一文中，作者借母亲幼时被送养的故事衍生出对那些走失的、被拐卖的孩子的社会性关注。他深知作为媒体的关注点不在“孩子今后如何与生身父母和养父母相处。孩子与自己的生身父母分离之后，身心究竟遭遇了什么”（16）。作为一个父亲、一个作家，他关注的仍是孩子这个群体的身心健康问题，体现的是一种超越个人小家的大善大爱。他悲悯于众生，设身处地感受每个社会角色的心路历程，把自己的悲喜融入了芸芸众生的命运洪流中，实践着庄子所说的：“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17）
“情义”是中国文化独有的范畴，“义”也是善的一部分。在《卧龙岗上的理想》一文中，作者借曹操和关羽的微妙关系指出：“‘恶’也是历史前进的力量，这恶一定在‘义’之大阳的震慑之下。”（18）作者对历史的发展、善恶互动的规律都有着通透、深刻的见解。在他看来，“义”成就的是他者，更是群体、是国家。这里面包含着不求功利回报，出于某种天然力量支持他人、帮助弱者的崇高性。政治家所秉持的“义”是在崇高目的的基础上一以贯之、心怀苍生。
贾梦玮的散文中无处不透露着他对个人修养、道德完善的关注。他引用《三国演义》中诸葛亮舌战群儒的“儒有君子小人之别”，说明了儒的多层次性。在《在花洲书院想念范仲淹》一文中，他引用欧阳修的《朋党论》，证明“君子才能成朋”（19）。在《成功乃失败之母》中，他更是直言：“在当今这个物化的世界，只有记得做人的本分，修身养性，不断提高精神情感境界，才能保住自己作为人的形象。只有胜而不息、赢而不骄、成而不懈，不断开拓进取，才能走进知识、事业、人格的新境界。”（20）贾梦玮对于人生境界的追寻有意无意地与先秦的孔子、老子、庄子等思想靠近。“孔子的人生境界是由‘知真’、‘得美’而进于‘安而行之，不勉而中’的‘圆满至善’境界”（21）；老子“他追求的是一种超越世俗的‘真’、‘善’、‘美’的境界，这就是‘同于道’的境界”（22）。作者虽然未论及对“道”“得道”的理解，但他所表现出的人文关怀范围之广、程度之深已经是“同于道”的境界。他的文章展现着精神上的无限悲悯与激情，以文章之道践行自己的“道”。
在《我在这儿呀！》一篇中，贾梦玮谈及张爱玲与胡兰成的婚姻爱情时，直率地给出了自己的见解——“两人在某种程度上都注重了‘真’，忽视了‘善’。因为在现有的现实条件下，‘真’和‘善’尚不能做到统一，‘真’的往往结不了‘善’果，‘善’的往往失‘真’，人生也就需要一些委屈和迁就”（23）。因为条件不具备，真与善的统一必定伴随着一边的牺牲，两者是矛盾关系。如果人一味地追求“善”，就会失“真”；但如果人一味追求“真”，“善”也就必须让步。贾梦玮的言语之间透露出微微的遗憾之情。缺憾，也是善必须付出的成本吧。
从《往日情感》中那些叙写自我的篇章可以知道，贾梦玮从小家境贫寒，后来他靠自己的努力实现人生跨越，因此对流行的“成功学”有着自己独特的理解：“‘生存’层次上的成功直接带来的，可能就是‘生活’和‘生命’层次上的失败，物质上的得到伴随的是精神上的失去，‘经济’的膨胀可能就是‘文化’的萎缩。成功即失败。”（24）众多个体在追求成功与实现财务自由的征途上，往往扭曲了自身的人性，丧失了高尚的灵魂。尽管物质财富仍在累积，但在作者的视角中，他们已然是失败者。这样的成功其实就是成功意义上的伪“善”，一种失真。贾梦玮对成功的理解，彰明了自己的人生哲学：唯有内心秉持永恒的道德法则，方能在头顶映照出永恒的星空。作者强调真、善、美的和谐统一，并致力于培养一种心怀众生、超越自我界限的“忘我”与“无我”境界。
贾梦玮曾言：“《往日情感》里更多的是追怀性的东西，对离我们远去的物质的、精神的、情感的东西的一种追怀。人类得到的过程就是失去的过程，人成长的过程有时候就是堕落的过程，从某种程度上，文学的意义就是为了寻找失去、救赎堕落。”（25）丁帆在评价贾梦玮时也说道：“作者强调的‘往日情感’，却是另一种哲学的思考，那就是在时间的流逝中，人类之‘爱’是文学所要表达的最高情感和情境。”（26）爱，乃是最大的善。
三、美：超出功利的自由与灵性
朱光潜说：“实用的态度以善为最高目的，科学的态度以真为最高目的，美感的态度以美为最高目的。”（27）美是超脱功利的一种自由的、直觉的快感。
作为一名知识分子，贾梦玮将中国传统的修为、境界、致良知、知行合一、文以化人等理念与对现代知识分子的要求结合起来。在《知识分子的表情》一文中，贾梦玮引用法国学者雅克·勒戈夫对知识分子的界定：“在理性背后有对正义的激情，在科学背后有对真理的渴求，在批判背后有对更美好事物的憧憬。”（28）“致良知”“知行合一”与“理性”“科学”“批判”对应，“修为”“境界”“文以化人”与“对正义的激情”“对真理的渴求”“对更美好事物的向往”对应，前者侧重于“真”的方面，后者侧重于“善”，只有求“真”、向“善”，才能达臻庄子所说的“大美”之境。贾梦玮的散文包罗万象，书写自我的那些篇章，虽以“我”为出发点，但却不“为我”，不自怜，不逞私，因为文章乃公器，最后总要落实、理解在“公义”上，将心比心，为人类，为人生歌与哭、叹与争。描写历史、文化、他者的文章，从来不是材料的堆砌、知识的炫耀、文化的唬人，而是那个“我”一直在场，与他者同呼吸共命运，主观与客观统一、自我与他者惺惺相惜。这种有我和无我的境界，大概就是郜元宝所说的“堂庑特大”。贾梦玮散文之美，首先是境界之美、灵性之美。
在他的《南都》一书中，《出入栖霞》一篇深入探讨了中国人所纠结的“进与退”“出世与入世”等问题。他提及南齐时的明僧绍隐居山林，其意义“不是以退为进，而是退着进，是佛家意义上的进”（29）。他从本心远离红尘功名，却在这种心态的超脱和自然的朴实中获得了更大的喜悦和满足。作者在文章的最后提到“在真正的高人那里，儒释道没有截然分野”（30）。在《文德桥：半个月亮和半个月亮》里，作者写了南京最著名的秦淮河，聚焦于“明月当空，人在文德桥上俯视水面，桥下水中各映半个月亮，形成‘文德桥上半边月’的‘秦淮分月’奇观”（31），是因为他想到了这秦淮河上的爱恨情仇、生离死别。那些美艳又凄惨的生命，落魄又绝望的灵魂都曾看到过“这半个月亮和半个月亮”。作者回返古人当年的心境，体会更多别样的极致人生，丰富了对人世的包容与忍耐，理解与同情。在《回忆朱偰》一文中，作者运用生动的笔触详细描述了作为知识分子的朱偰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因致力于古城墙的保护而遭受不白之冤，进而获罪的悲痛历史事件。提及对南京的感情时，他说：“朱偰对首都南京的情感是基于理性认识的爱，也是人与城市精神契合的灵性之爱。”（32）贾梦玮定居在南京，多年来他怀着对历史复杂的心情走遍了南京的历史名人故居，甚至个别已经在地图上消失的名人故居也被他“挖”了出来。可见他对于南京深沉的感情和复杂的爱，和朱偰是契合的。这种“灵性之爱”，让贾梦玮通过书写的方式理解了朱偰这个跨越时空的知己。在《姚鼐与南京》中，他说，“姚鼐在世时常常自掏腰包接济穷人，以致自己家无余资”（33），并复述了其遗嘱令读者见其崇高品格。这当然是作者的刻意为之，贾梦玮写散文总是在突出人性的“善”，引向对个人修养和境界的反省与深思。从姚鼐的遗嘱中，我们可以读出他已将生死看淡，超然无我，洞彻人生本质，更不必说个人功利了。
贾梦玮散文追求的“美”，是上文所说的境界之美、灵性之美，也是跨越差异的情义之美。《拉贝故居》一文读来也让人颇为感动。日本军队对南京大举入侵致使南京沦陷时，拉贝凭借一己之力救助了许多南京的市民和中国军人。但拉贝回到德国后被迫害，穷困潦倒，晚年凄惨，当年被他拯救过的许多市民纷纷施以援手。“当时的南京市市长沈怡得知情况后，派人以最快的速度从瑞士购买奶粉、香肠、茶叶、咖啡、牛肉、果酱、奶油等食品四大包寄给拉贝。”（34）自古患难见真情，拉贝和南京城市、南京人民的感情超越了国界、民族、文化和阶层。
散文是最关乎世道人心的文体，真善美是人类追求的终极目的。散文在追求真善美的道路上理应发挥更大的作用。“孟子虽然认为人生来就有善心，却并不认为人生来就可以有完美的道德。善心只是道德的萌芽。一个人要具有完美的道德，还必须通过道德的修养，发挥自己固有的善性。”（35）贾梦玮深知这一点，对于人性价值的唤醒与再建，对“人”的文学理解，这正是贾梦玮本人和他散文的核心魅力所在。
为此，贾梦玮一直保持着一种“文学的理性”，既不是黑格尔式的历史必然性，又不是韦伯式的价值理性，而是他评价韩少功散文时所说的“温暖的思想”，即“情感是思想化的情感，思想是情感化的思想”（36）。脱离了人的真实处境的“真”或者“理性”，可能是冰冷的、违背文学精神的，而离开了“真”的情感难免虚假和泛滥。在《乡村的表情》一文中，他引用了康德《实践理性批判》中的一段话：“有两样东西，人们越是经常持久地对之凝视思索，它们就越是使内心充满常新而日增的惊奇和敬畏：我头上的星空和我心中的道德律。”（37）理性（头上的星空）和道德（善）都很崇高，两者统一起来，才是真，才是美。贾梦玮的理性更接近于康德的“道德—实践理性”（38）。也许我们可以乐观地认为：“真”的终究必“善”，以“善”求得的“真”，最终可以实现“美”。相信贾梦玮散文中“温暖的思想”，能以文学的方式成就真善美的事业。
注释：
（1）（3）何晶：《散文是他实现自我对文学、对生命理解的方式》，《文学报》2024年12月19日。
（2）贾梦玮：《散文家从事的是“往日情感”的考古学》，《南方都市报》2025年4月13日。
（4）（21）（22）汤一介；《汤一介哲学精华编》，第391、419、422页，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5。
（5）冯契：《人的自由和真善美》，《冯契文集》第3卷，第112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6）（9）贾梦玮：《此情脉脉——说宫怨》，《红颜》，第8、15页，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25。
（7）范培松：《贾梦玮散文的历史意识与精神格局》，《文艺报》2025年5月7日。
（8）（26）丁帆：《情与思的灵魂港湾》，《人民日报》（海外版）2025年1月2日。
（10）金良年译注：《孟子译注》，第282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11）贾梦玮：《红颜狰狞，说宫妒》，《红颜》，第38页，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25。
（12）贾梦玮：《江山美人》，《红颜》，第49页，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25。
（13）贾梦玮：《“祸水”之“水”》，《红颜》，第67页，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25。
（14）〔英〕毛姆：《阅读是一座随身携带的避难所》，第283页，夏高娃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23。
（15）贾梦玮：《此岸》，《往日情感》，第33页，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24。
（16）贾梦玮：《摇篮》，《往日情感》，第44页，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24。
（17）方勇、刘涛译注：《庄子译注》，第5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
（18）贾梦玮：《卧龙岗上的理想》，《往日情感》，第78页，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24。
（19）贾梦玮：《在花洲书院想念范仲淹》，《往日情感》，第101页，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24。
（20）（24）贾梦玮：《成功乃失败之母》，《往日情感》，第233、235页，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24。
（23）贾梦玮：《我在这儿呀！》，《往日情感》，第140页，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24。
（25）贾梦玮：《对往日情感的认识，指引着每个人走向未来的方向》，《文学报》2025年4月4日。
（27）朱光潜：《谈美》第1编，第7页，苏州，古吴轩出版社，2021。
（28）贾梦玮：《知识分子的表情》，《往日情感》，第157页，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24。
（29）（30）贾梦玮：《出入栖霞》，《南都》，第29、38页，南京，译林出版社，2025。
（31）贾梦玮：《文德桥：半个月亮和半个月亮》，《南都》，第79页，南京，译林出版社，2025。
（32）贾梦玮：《回忆朱偰》，《南都》，第87页，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24。
（33）贾梦玮：《姚鼐与南京》，《南都》，第96页，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24。
（34）贾梦玮：《拉贝故居》，《南都》，第167页，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24。
（35）叶朗：《中国美学史大纲》，第60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36）贾梦玮：《温暖的思想》，《文艺争鸣》2003年第1期。
（37）贾梦玮：《乡村的表情》，《往日情感》，第169页，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24。
（38）〔德〕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第223页，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