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海总编辑嘱我写篇稿子。思来想去，自觉并无多少可圈可点的事迹，倒是教训与遗憾不少。且说一件至今令我怅然的事吧。
2009年，我担任辽宁人民出版社文史编辑室主任。彼时《辽沈晚报》在辽宁省内影响颇大，该报读书版负责人、我的吉林大学校友小胡同志提议，和我们联合在报上开设“辽沈国学大讲堂”栏目，由我们提供作者与内容。她的这个构想与我一拍即合，随即我就开始寻访合适的主讲人。
我们力求邀请名家，辗转请来了钱逊、周桂钿、龚鹏程、葛荣晋诸位先生。最初的策划是想请先生们围绕中国传统价值观的核心要素“仁义礼智信”阐发现代意义，后续再解读道家思想。我们的初衷非常明确：不做艰深的学理考据，只聚焦于思想的当代转化与日常应用，探讨古老智慧如何融入今人的生活。现在看来，这算得上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的一次早期实践。
栏目启动后，内容渐丰。四位先生连载数十期后，小胡提到文章毕竟是在报纸上刊登，希望找到更接地气的作者。比如她提到翟鸿燊——当时很多机场都在播放他的讲座。我曾多次观看他通过分析《亮剑》的桥段，讲解企业领导者如何进行有效沟通、提升管理能力。当时能邀他撰稿实属不易，他在该栏目连载了数十期。后来小胡又提出希望有人来讲《易经》，当时沈阳大学的张国明老师讲解得很接地气，他也写了数十期。
栏目内容后来结集成书。我们出版了《四大家解读儒道人生智慧》，四位学者基于《论语》《老子》《庄子》等典籍展开对话。当时封面设计几经周折，我向设计师提议呈现出儒道代表人物对话的感觉，得到了大家的认可。龚鹏程老师曾在我社出版《国学入门：人人都能看懂的国学常识》，获得了资深审读专家的好评，我们当时建议每位编辑都应该阅读。随后，我们又陆续推出了周桂钿教授的《国学的智慧：中国人立身之道》、葛荣晋教授的《老子的商道》，以及钱逊先生的《孔子的活法：〈论语〉里的人生之道》。其中，《孔子的活法》这个更通俗的书名，承蒙钱先生欣然同意采用。该书后来入选“首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普及图书推荐活动”目录。
然而，遗憾也相伴而生。一些筹划中的项目，例如当时市场尚属空白的汉字主题通俗读物，我们与龚鹏程老师合同已签却终未出版作品。翟鸿燊所著《做个正常人》书稿，至今仍与其他未出版的书稿一起存放在我的书柜里。最近翻看，其中关于“国人为何厚爱关公”的论述仍颇有启发。他从忠、义、仁、智、信、礼、勇的融合角度解读，并梳理了从宋徽宗到光绪皇帝历代加封的脉络。
如今回想，当时若能坚持下去，或许可以塑造一个鲜明的传统文化品牌。遗憾的是，栏目持续仅一年多便停止了合作。那份让国学精魂真正“活”在当代人生命中的初心，只有一个开端。若以今日之媒介视野观之，当时的内容若能转化为播客或音频课程并持续运营，或许早已蔚为大观。这份遗憾，其质不在于未曾开始，而在于一个可能枝繁叶茂的文化构想未能扎根生长、蔚然成林。它时时提醒我，文化传承之路，既需慧眼与热忱开创起点，亦需恒心与因势利导的智慧，方得始终。十五年倏忽而过，媒体生态已是沧海桑田。
与此相关的另一憾事，是与钱逊先生的最后一次合作。2018年，我与张洪老师去拜望钱先生，聊起《读书》上的一篇文章，并商议以此为基础合作一本《读〈论语〉学做人》，钱先生欣然同意。
关于《论语》，众所周知已有许多重要著作：如杨伯峻先生的《论语译注》几乎是所有《论语》读者的第一本参考书，钱穆先生的《论语新解》注重义理阐发，李泽厚先生的《论语今读》是哲学家视角的现代解读，南怀瑾先生的《论语别裁》是通俗生动的讲录，李零先生的《丧家狗：我读〈论语〉》是历史文献学家的犀利解读，其他还有多种角度的解读。钱逊先生是钱穆先生之子，一生致力于中国思想史和儒家经典研究。他的研究有深厚的家学渊源，尤其注重《论语》思想的现代价值与实践意义。《读〈论语〉学做人》意在延续《孔子的活法：〈论语〉里的人生之道》的定位，侧重面向大众的通俗化解读，将孔子思想融入现代人的生活方式，但避免过度个人化、心灵鸡汤式解读，要保持经典的本义与严肃性，做一部立足当代社会、注重实践性的《论语》解读作品。钱逊先生所有作品均延续了注重文化传承、强调儒家思想现代生命力的特点，而《读〈论语〉学做人》是其大众化表达最鲜明的一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先生的绝笔之作。
有时最寻常的告别，事后才发现已被命运标注为最后一面。彼时钱先生的爱人已经驾鹤西去，他独自生活，餐食只是简单对付。当时中秋节刚过，据说那几天他仅吃了些月饼而已。这样的饮食习惯或许为他的健康埋下了隐患。后来去北京吊唁，听他儿子说病情与消化系统有关。但那最后一面，他的精神状态极好。告别时，他坚持把我们送至电梯口。
那之后两个月，先生把稿子发到邮箱。其间换了几位编辑，因为我手里有别的事，一直未及处理，何况有些内容终需自己审读才知道如何把握更好。书稿中引用了许多《论语》《孟子》的句子，还涉及《左传》《中庸》《荀子》《宋史》等个别内容。为了让更多读者无障碍阅读，我想把这些引用部分以边栏形式全部进行直译。意见发过去后没有回音，追问才知先生正在做一项检查。后来他回复说：翻译可以按我设计的版式做出来看，效果好就好；每篇里的小标题不用加了；这本书本来就是讲座稿的集子，各篇独立成篇，有一些重复的地方也不必改了。翻译的文字，他让我参考其他版本自己加上，但这期间总被一些事打断，书稿处理工作便又搁置了。
虽然先生去做了检查，但在我脑海中，他一直是最初见面时的模样——状态极好。张洪老师当时还赞叹，人的修为到一定境界才会有那样的神态，令人觉得百岁可期。我感受到的先生是平和、包容，仍有进取心。这份进取不为任何名利，而是活着的一种状态，毫无低级趣味，只是要尽可能留下些什么。我们还谈到请他到沈阳来一字一句讲《论语》，录下来制作视频。
2019年，先生连续三次问我书什么时候出来。8月22日凌晨，先生因病长逝，享年86岁。本可以让先生在生前看到的心血之作，因多种原因，终未能让他如愿。这份懊恼一直萦绕在我心中。
只因书中原本没有的旁注，耽误了书的出版。先生之所以不能亲自完成，其实是由于身体原因，已经无力承担了。最后，我们便参考其他书籍做了大意的解读。为保证注释的准确性，又请侯锡满老师审读把关。侯老师经常为中小学课本纠误，对一些注释提出了不同的理解。由于已无法就这些内容向先生请教，我们便在相关章节后面附列了释义的不同条目，以供读者对照参考。
赴京吊唁时，先生的儿子说父亲一生最怕给人添麻烦。身体抱恙，总觉可以扛过去，这一次，他也以为自己能挺过去。直到最后，上天或许怜他太累，终于让他安然歇息了。书出版后，我们托先生的儿子将新书奉至他的墓前。世人皆求不朽，而真正的不朽，大抵便是通过字里行间的温度，将一个人的精神与思想传承下去。
作为国学大师钱穆之子，我曾问先生对尊亲的记忆，他说分开得早，不太了解了。他曾说，传统需要不同的人从不同的层面去反思，自己方有心得。谈到父亲，先生说：“他对我来说，就是一个长者。就像一个加热器一样，不断向外散热。”
先生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位长者，也像一个加热器，不断向外散热。跟先生聊天，首先感到的不是他的研究有多深奥，而是他坐在那里，仿佛在与跨越千年的古人对话。多年浸润在传统文化的世界里，他将那些最经典、最宜居的房间（如《论语》）重新布置，装上现代化的照明（即进行现代阐释），并热情地让新一代人住进去。
先生微信名“书生”，这应是他的自谦吧。王勃在《秋日登洪府滕王阁饯别序》中写道：“勃，三尺微命，一介书生。”这大概是“书生”的最早出处之一。在现代社会，自诩书生的人越来越少。先生虽非王勃般的绝世奇才，却在传统中浸润深久，是传统文人知行合一的典范。
（作者系辽宁人民出版社副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