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很多走上文学道路的人来说，最初与文学的相遇总是和一些美好的记忆有关，但对另一些人来说，进行文学阅读和文学创作的起点恰恰勾连着某些创伤记忆。在爱情、历史、现实、想象力等专题之后，写作课必须面对的重要话题其实是班上很多同学十分关切的文学的功能：疗愈。这一功能又大概分为两个层面，一是作为读者的同学们对阅读的小说中的故事产生共情，获得了对自己某些伤痛的疗愈；二是作为作者的同学们通过书写小说这一过程本身完成对自我的疗愈。不管是哪一种层面的疗愈，对课堂上的同学们来说，“文学”在此刻可能都更接近他们想象中的原初的样子。毕竟在数智时代，阅读、创作一篇小说以实现精神层面的某种目标显得太过兴师动众。
本单元讨论的文本包括迟子建的《世界上所有的夜晚》、鲁敏的《火烧云》、蔡东的《往生》。巧合的是，这几部作品全部来自女性作家，这并非笔者备课过程中刻意的设计，这或许也偶然性地说明了某些重要的性别与艺术话题。另一重巧合是，三位作家分别出生于20世纪60年代、70年代、80年代，她们用截然不同的方式向同学们呈现了“疗愈”实现或无法实现的多种小说形式。
迟子建的《世界上所有的夜晚》在2007年荣膺第四届鲁迅文学奖，成为迟子建代表作品的同时，也让读者了解了更多作家的个人生活。经过之前几个月的训练，同学们对于“自传性”写作已经多有了解，但这篇小说背后的故事还是让同学们深受感动。迟子建与丈夫迟来的真爱对年轻的大学生来说充满浪漫的传奇色彩，而突然降临的灾难又让同学们感受到一种不寻常的悲剧美学。《世界上所有的夜晚》将这段经历“文学化”，以一个刚刚失去丈夫的妻子踏上旅途为线索，记录一段“疗愈之旅”，小说行文流畅，情感细腻，本身已经足够吸引读者。然而，迟子建不满足于此，她在个人经历的基础上添加另一条线索，由此囊括严肃的社会议题。小说以“悲伤的妻子”的眼睛呈现厚重的底层苦难，并且以悬疑、惊悚的方式步步推进，展现出精湛的写作技艺与深沉的人文关怀。这种写法对初学写作的同学们来说具有极强的吸引力，因为他们时常困扰于个人的经历是否只能算是“私事”或“小事”而无法支撑一篇小说，迟子建这种将个人情感与社会关切相结合的方法让他们觉得安全而有意义。
作为出生于60年代中期的作家，迟子建似乎和她的同代作家大有不同，相比于余华、苏童、格非、毕飞宇、李洱等60后生人对80年代文学思潮的积极参与和在之后对形式探索的不懈追求，迟子建显得内敛而沉静，在内容、形式层面似乎也更接近于出生于50年代的作家，执着地坚持着具有经典意义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这在她的《伪满洲国》《额尔古纳河右岸》《群山之巅》《白雪乌鸦》《烟火漫卷》等长篇作品中表现得更为明显。迟子建似乎有意描摹宏大的社会图景，并在这图景中加入人文知识分子的社会观察与问题省思，这其实是读者们较为熟悉的当代文学作品常用的结构和方法。加之迟子建弓马娴熟，且使用了具有强烈个人风格的女性笔触，同学们其实很容易“进入”迟子建的小说，并且很容易理解她在小说中传达的关切与诉求。课堂上有不少同学被迟子建打动，也十分钦佩她对于民间疾苦、底层人民的文学书写。然而，在讨论本单元的“疗愈”主题时，同学们对这篇小说有了不同的观点。
在《世界上所有的夜晚》中，情绪低落的妻子踏上旅途，阴差阳错在一个叫乌塘的地方停留，偶然见证了一群人的人生悲苦，这悲苦包含着贫穷、愚昧、腐败带来的一系列人间惨剧，“嫁死”的年轻女性、医疗事故中去世的可怜妻子、被婆婆虐待的儿媳、交不起学费无法继续求学的女孩、夜里被画砸死的店老板……最恐怖、荒谬的莫过于无法被宣布死亡的蒋百被冰冻于家里的冰柜之中，和妻儿朝夕相伴却也天人永隔。然而，苦难并不因其普遍而不值得被一一描述，重要的问题在于作者对待这些苦难的态度，更确切地说，在于如何处理他人苦难与自身经历的关系。在小说结尾，终于揭开蒋百死亡秘密的旅行者“我”决定释怀，与丈夫的遗物作别。从文学的意义上讲，旅行的过程、发现并记录他人苦难的过程是本雅明所说的“讲故事”，是“我”（迟子建）实现个人创伤疗愈的路径，然而，在课堂上的同学们读来，迟子建似乎在采用一种“比较苦难”的方式疗愈自己，换句话说，因为乌塘人的苦难更多更苦，所以我的苦难也显得不那么苦了。不管迟子建是否在创作层面考虑过使用“众生皆苦”以纾解个人苦难的方法，但在阅读接受的层面，小说确实在将个人创痛融于更为宏大的社会议题，再一次重拾了个人融于集体的叙事策略。我们当然不必也不该指责迟子建，这可能正是她所追求的文学/小说的社会功能与情感价值。不过必须承认的是，这种明显的“比较”与意图的“崇高”已然无法在抒情与疗愈的层面说服05后的读者了，他们需要针对“情感/情绪”本身的挖掘。
同样处理人间疾苦，生于70年代的鲁敏显然和迟子建大为不同，张清华便认为，60后及之前的作家“他们的作品中即便有个人的经历和记忆作为底色，但他们却都努力将之‘历史化’了，变成了关于一个时期或一个时代的‘公共记忆的载体’，或者‘寓言’”——《世界上所有的夜晚》确实有将苦难“历史化”以塑造“公共记忆”的倾向，而70后“更愿意书写他们自己，他们的作品里充满了个体经验的属性，细小、破碎、偶然、鼓励，缺少外部历史的映衬、整合与覆盖，也似乎不那么讲求逻辑——历史的情境与走势。”①在《火烧云》中，鲁敏的故事虽然也有社会历史、底层叙事，但它们类似淡薄的底色，烘托着更为重要的个人经历。鲁敏将故事设置于一个山中寺庙，这个叫“云门”的地方住着带发修行的居士，也象征性地为都市人提供了偶尔忏悔、短暂逃离的空间，在各类宗教、身心灵、国学研修班层出不穷的当下，年轻的读者们可能从这里就会心一笑，大概揣摩出了鲁敏的讽刺意味。然而，鲁敏又确实在这样的空间里安置了两个身心破碎的灵魂，并娓娓描述他们相处的日常。《火烧云》的叙事独特性在于对穆姜两位居士的不同处理，这一男一女在小说中表现为一静一动、一隐一显，且担负着截然不同的叙事任务。姜居士是“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但她本人也罪孽深重，如今来到云门，打扰了穆居士的清净，却也不乏生命的活力与重新开始的可能。事实上，读者听姜居士絮絮叨叨讲完了她经历的所有苦难，却终究不知道穆居士到底为何隐居、为何离去。鲁敏以一种相对轻逸的方式将一些不被关注却十分残忍的现实呈现给读者，也试图提供治愈这一切的路径。相比于迟子建的意在言外，鲁敏的这种专注于个体似乎更容易被同学们接受，他们也期待着故事的可能性解决方案：两位居士会实现对彼此的救赎吗？两位居士会心心相印、互相扶持着一起生活吗？鲁敏最终提供了一种非大团圆的结局，穆居士远走，姜居士死亡，云门毁于一场大火。这对课上的同学来说无疑是又一次悲剧美学层面的巨大冲击。
小说在结尾处有一个可供咀嚼的留白：“有具女尸，紧躺在柴门后，是想打开门，还是想关上门，不得而知。据说体肤尚好，只是被烟熏窒息，若能打开柴门，断不会如此。有人查点余物，除了少许家伙器物，已油枯米尽，无一物可食了。”②姜居士到底是主动求死还是意外事故？鲁敏显然在暗示前者，也在明示“疗愈”的失败。然而，对于为什么失败，课堂上的同学却各有高见。有同学认为姜居士的死亡是对自己所犯罪责的承担，她虽然是父权、男权社会的受害者，但她也曾犯下卖掉自己两个孩子的重罪，对穆居士的倾诉类似基督徒死前对神父的忏悔，上山之路其实就是求死之路；另一部分同学则认为，上山之路其实是求生之路，她对穆居士的纠缠是试图抓住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尝试对自己破败不堪的生命做最后一次挽救，穆居士的冷漠和离开宣告了此次求生的挫败，留给她的便只有死亡。虽然不管从哪个角度理解，姜居士似乎都是“必死”的，但两种观点却反映出课堂上同学们不同的人生观念，他们也从鲁敏这里学习到处理复杂缘由的暧昧方式。
课堂上另一个被密集讨论的问题是，离开云门的穆居士可以称得上“得救”吗？读者始终都不知道他究竟为何在人生得意之时突然选择离开尘世生活，而他的“瘙痒症”显然是某种尘缘未了的象征，姜居士的到来触发了“隐疾”，却也终结了他的逃离与疗愈。换句话说，小说讲述了两个人各自努力后依然“疗愈失败”的故事，“火烧云”的美好意象变格为“火烧云门”的伤痛，变格为“疗愈无门”的绝望。这不禁让我们想起鲁敏在长篇小说《奔月》中所做的尝试。主人公小六在大巴车故障后突然决定逃离一切，换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生活，但小说最终却走向令人绝望的结局：小六不过是在一个新的地方一步步重新建立和之前几乎一模一样的生活，变化的只有名字、身份、地点、人物，生活带来的疲惫和厌倦却是相同的，而等小六回到最初的地方，发现身边的人早已忘了她，各自开始了新的生活。《奔月》和《火烧云》都发表于2017年，或许也集中反映了鲁敏彼时对于文学、生活的一些观念，诚如杨庆祥所说：“用尽了全部力气试图改变生活，但是往往收效甚微。这是我们这个时代提供给鲁敏的观念：世界如铜墙铁壁，难以撼动。”③
60后的迟子建通过向外的寄托疗愈了内在的自我，70后的鲁敏则在内外的冲突纠葛中宣告疗愈的失败或终结，两位作家情思悠远，各有怀抱。更为年轻的80后作家蔡东对于这一问题也交出了自己的答卷：《往生》。小说讲述61岁的儿媳康莲艰难照顾85岁的失智公公的故事，极尽细节描摹之能事，将康莲的痛苦、煎熬、不忍、绝望一一展现，百转千回、牵动人心。小说发表于2012年，彼时蔡东不过三十出头，如此正当青春的作家为何会写这样一个故事我们不得而知，但年轻并不影响作者对61岁、85岁老人心态的体会——这其实给了课堂上的同学们极大的鼓舞，二十左右的他们时常雄心勃勃地想要“塑造人物群像”，想要书写“极端故事”，他们在蔡东这里看到了书写超越年龄和阅历的故事的能力。
蔡东和课堂上的同学们的另一层联结在于蔡东的题材取向。蔡东的作品大多是与城市有关的，而这也是从青春文学中走来的80后作家逐步成长后寻找到的重要根基。80后的人生际遇，除了是计划生育国策实施后的第一代独生子女，也是时代的重要见证者，他们见证了中国市场经济的建立、发展，见证了城乡人口流动的开端，见证了城市化进程的疯狂推进，80后可能最早感知到“物质和物欲使得不足和有余之间的阶层差距越来越大，以至于不足者因匮乏而苦，有余者也因永不餍足而苦”。长期生活于深圳的蔡东恐怕感受更深，“蔡东大部分小说属于当下中国真正意义的城市文学。这和几乎无地方性传统文化负累的深圳领改革风气之先，迅速成为一个崭新的现代大都市不无关系”④。蔡东对于城市文学的深耕，对于城市中普通打拼者的观察让课堂上的大部分同学感到亲切，而小说中描写的故事可能也是老龄化社会到来后他们需要密切关注和真实面对的，甚至他们已经看到自己的母亲乃至祖母正在经历这一切。那么，蔡东书写的困境的答案又在哪里？
老头的裤子褪下来，暴露在空气中的屁股羞愤地收缩，腿肚子上的肉哆哆嗦嗦的。男人把顶端挤进去，老头拖着长音喊：“凉哎，凉哎。”女人摁住他挣扎的身体。
半小时过去了，坐在排便椅上的老头毫无动静，他一脸茫然。瓶中消失的液体已抵达体内，却神秘地失去效果。刘向群撩开老头的上衣，见他小腹鼓起一个个苹果大的疙瘩，两人对视一眼，女人提议：“抠吧，不能再拖了。”
刘向群戴上口罩和一次性手套，几番深深浅浅地试探，数次改变手法，一颗一颗地抠出石头般黑硬干燥的粪球，臭气直顶脑袋。康莲适时地注入润滑液，接连刺激下，老头忽地哎吆一声，猫腰就往下蹲。⑤
小说中多的是这样直击读者心灵的片段，蔡东确实是“细节型”的作家，她“将短篇小说‘精深’的优势发挥到了极致，这也是其写作‘拙劲’的体现——剑走正锋，玩弄的不是技巧，而比拼的全是内功。她用低产的创作生动演绎了这个时代的小说家所稀缺的文字‘炼金术’”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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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见《芳草》2025年第5期）
注释
① 张清华：《浮世绘、六棱体或玻璃屋——关于鲁敏〈六人晚餐〉的几个关键词》，《当代文坛》2013年第2期。
② 鲁敏：《火烧云》，《上海文学》2017年第1期。
③ 杨庆祥：《最大的变革和最小的反应——由鲁敏〈奔月〉兼及其他》，《当代作家评论》2018年第6期。
④ 何平：《日常世界的痛楚和等量的喜悦——蔡东小说论》，《当代作家评论》2022年第1期。
⑤ 蔡东：《往生》，《人民文学》2012年第6期。
⑥ 饶翔：《这时代稀缺的文字炼金术》，《北京晨报》2015年11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