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刘亮程的乡村本位叙事始终贯穿着“纳须弥于芥子”的叙事智慧，他在乡村生态的多维书写中，完成了对“万物平等”的乡村生命共同体的审美建构。在“乡村-家乡-世界”三位一体的精神脉络中，他从乡村的自足性出发感知世界，又将广阔的世界凝聚于乡村这一微缩宇宙之中，乡村升华为人类普遍意义上的精神原乡和生存境遇的精神镜鉴。在诗学表达上，他通过对时间、梦境与声音的独特书写，打破了现代性对感知方式的规训，使日常经验跃升至神性维度，形成虚实交融的写作风格。刘亮程的乡村本位书写展现了他对中国传统乡土文化的坚守与重构，为深陷现代性困境的人类文明，提供了一种源自中国乡村哲学、具有普适关怀的精神资源与思想启示，彰显出深刻的世界性意义。
关键词
刘亮程；乡村本位叙事；生命共同体；乡村现代化
乡土中国的现代化转型，与百年中国乡土文学的发生、发展紧密交织。在这一宏大的现代性叙事中，文学里的乡村长期被视为时代嬗变的缩影，承载着启蒙、革命、民族等厚重命题。然而，这一叙事传统也不可避免地造成了某种“遮蔽”。“一定程度上，我们的乡村文学其实是农村文学，写的多是土地上的运动，一场又一场你来我往的运动。让乡村进入这样一种叙述体系，没完没了的争斗，一代又一代的仇怨，这不是我想看到的乡村。我觉得，比这样一场一场的乡土运动更重要的，是人的生老病死。但是很少有作家把生命当成一个主体去写，许多是把社会背景当成一个主体去写，我们看到的是大背景裹挟下的人。”
正是针对这一深层的叙事症结，刘亮程的创作显示出清醒的现代性反思与中国美学自觉。从散文集《一个人的村庄》《去新疆》《大地上的家乡》到长篇小说《虚土》《凿空》《捎话》《本巴》，他始终致力于构建一种坚实的“乡村本位”叙事——以乡村自身为主体、从乡村内部视角出发，运用乡村自身的文化逻辑、伦理规范和审美方式等展现乡村世界的内在秩序和意义，强调乡村生活的自主性、自足性和本体性。在这一叙事框架下，他倾心刻画的“黄沙梁”“虚土庄”“阿不旦村”等村庄形象，呈现出鲜明的本体性特征。它们不仅仅是故事的发生场地，更是自身就充满了律动与灵光的生命共同体。在这里，驴马虫蚁与人共享着生命的悲喜，日常劳作蕴含着存在的奥秘，生老病死成为叩问永恒的窗口。可以说，刘亮程的乡土写作恰如“纳须弥于芥子”这一东方哲思的文学实践。他把西北边地偏隅的乡村，通过诗性的思维、苍凉的笔调与虚实交融的叙事手法，塑造成一个个既具体又超越的微缩宇宙，既完成了对乡村生命共同体的审美建构，又展开了对生命本真存在的深入探寻，并通过对时间、梦境与声音的创造性书写，构建出一个虚实交融、意蕴丰厚的文学世界。这种根植于乡村日常的“小乡土”却通向一种普遍的关怀叙事，使其作品在坚守乡村本位的同时，彰显出深刻的世界性意义。
一 “万物平等”：乡村生命共同体的审美建构
人与自然的关系是贯穿人类文明史的核心命题之一。“从附魅、祛魅到返魅，从建构、解构再到重构，这既是人与自然关系历史流变之真实写照，又是其逻辑演进之内在必然。自然之附魅是古代人在物我不分情境下对万物之神秘生发出的热爱与虔敬，自然之祛魅是近代人在主客二分与境下与宇宙诸物的对抗和疏离，自然之返魅则是现代人在深陷诸多生存困境下的一次生态大觉醒。”当工具理性的膨胀不断割裂人与万物的联结，当人类中心主义的执念将自然简化为可供榨取的资源，刘亮程以其鲜明的生态意识和扎根新疆乡土的生命体验，通过对乡村自然风物的细腻体察，展开了一场深刻的“返魅”实践。他突破主客二分的思维桎梏，以主体间性的视角消解人与动物、植物、土地之间的界限，将乡村视作所有生命共生共荣的有机整体。这种对乡村生命共同体的审美建构，以“万物平等”的生命本体论为基石，将乡村万物从原始信仰的神秘主义中剥离出来，转化为一种现代生命哲学，呈现出人与自然万物和谐共生的乡村图景，为理解人类与自然的本真关系提供了极具启发性的审美维度。
在刘亮程的文学世界中，乡村并非被凝视的风景或沉默的客体，而是一个由人、动物、植物乃至风霜雨雪共同构成的、充满灵性与内在生命律动的“生命共同体”。他说：“我通过我的书写，把这些自然之物从我们的隐喻系统、象征体系中解救出来，让草木还原到草木中，还原到土地上。草木就是草木，它不需要为我们的情感去做隐喻体、做象征体。它是它自己，它有它自己的欢喜，有自己的风姿，有自己的生命过程。”所以，刘亮程的自然书写“既不是将具体的审美经验抽象成形而上的理性认识，也不是通过具体的审美对象来表达或对应审美者的思想情绪或人格力量”，而在一定程度上摒弃了人类中心主义的傲慢，以一种“万物平等”的平视视角和自然性的审美原则，试图描摹乡村万物作为独立生命主体的本真状态。在散文《炊烟是村庄的根》中，刘亮程以细微的笔触勾勒出乡村炊烟的独特生命形态。炊烟既是村庄的“头发”，呈现出黑褐、黄、紫、青、蓝等缤纷色彩，以及或软或硬或直或倒的多样形态；还是村庄的“根”，丝丝缕缕地渗入每一户的锅灶、饭食与生活中，且在聚散纠缠中记录着乡村人情的亲疏离合。在《风改变了所有人的一生》中，风也具备自主的生命意志。冬天，牛会头朝西站在雪野，用身体最厚实的部位抵御寒风；秋天发情期，母牛则屁股朝东，以便让风将自身的气息传递给远方的公牛。风也形成了父亲爱惜头部而从不脱帽的习惯，并融入孩童游戏的日常。风悄然参与并塑造着万物的生命轨迹。另外，刘亮程根植于深厚乡村生活经验，在细致观察自然的基础上，赋予了自然万物独特的灵性。在散文《一片叶子下生活》里，他洞察到玉米“怕惊”，麦子听到镰刀的声音会“返青逃跑”的性情，以及驴眼中“人最真实”、牛眼中“人比常人大”的特质。这些描述并非作者浪漫化的拟人，而是基于长期共处后对自然界中各种生命及其特性的透彻把握。刘亮程以其“万物平等”的生命观，成功地建构了一个充盈着灵性光辉的乡村生命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中，每一个生命都是自在自为的主体，共同演绎着乡村世界独特的生存图景。
在刘亮程的乡村本位叙事中，“万物平等”的乡村生命共同体意识深深植根于中国传统乡村“六畜兴旺”“人畜共居”的生活习俗与文化基因之中。他的作品汲取这些历经岁月沉淀的中国乡村传统智慧，不仅塑造了一种人与牲畜相互依存、共度岁月的朴素共生模式，更将这种伦理关怀从家畜扩展至天地万物，最终深化为一种深刻的生态整体观。在刘亮程笔下，人与牲畜的关系是一种“我饲养它们以岁月，它们饲养我以骨肉”的共生关系。人类以日复一日地照料滋养着牲畜的生命，牲畜则以自己的骨肉、气力乃至一生，反哺并支撑着人类的生存与繁衍。在他的作品里，牲畜并非仅是生产资料或生产工具，而是与人类共享生存空间的伙伴，甚至是家庭中的成员。散文《共同的家》中，刚买来的猪和黄母牛因陌生环境而不安分时，家人选择容忍并慢慢等待，而非用鞭子强制驯化。小说《凿空》里，阿不旦村每样牲口都专门有一个师傅，每个师傅都是全村最了解这种牲口习性的人。而且，在这个地方的驴，有自己的生活——驴和人过半年、驴和驴过半年。每当农忙结束，村民便解开驴的缰绳，让它们脱离农耕的束缚，成群结队地在村内外自在奔跑，过属于自己的“驴日子”。此外，刘亮程还进一步使其“人畜共居”的思想突破“人与牲畜”的范畴，把共同体意识的边界扩展至山川草木、虫鱼鸟兽等自然万物，乃至一种无边的广阔世界及其所建构的万物生命共同体。散文《与虫共眠》中，作者在草地入睡时，身体成为小虫的“巢穴”，就算被叮咬也不恼怒。《大地上的家乡》中，面对偷食的老鼠，作者选择等它老死，而非投药捕杀。小说《虚土》里，王五爷提出的“地会累坏”，人们每年把地的表皮翻个底朝天，却从不问地要吃什么的质问，更将这种生态关怀推向深沉的反思层面。刘亮程笔下的乡村万物生命共同体，没有宏大而激昂的生态宣言，有的是对每一个生命的珍视。这种源自乡村日常的朴素生态观，在最平凡的生活细节中，持续召唤着一种更为平等、和谐而互惠的生命秩序，呈现为一种中国乡村哲学的美学理念及其生命智慧。
刘亮程“万物平等”的乡村生命共同体意识不仅体现在对自然万物生命价值的尊重上，更在“人与自然交融”与“师法自然”的独特认知中得到升华。在他看来，人与自然的交融，并非人与环境的简单共存，而是人主动放下傲慢，以谦卑姿态走进万物的世界，在与自然的深度互动中重新审视自我、认知世界。在散文《人畜共居的村庄》中，他提出乡村的活物都是从人的灵魂里跑出来的，它们永远和人待在一起，让人从这些动物身上看清自己。《通驴性的人》中，“我”的生命肢解成这许许多多的动物，“我”能从每个动物身上找到一点自己。当它们分散到四处，“我”身上的某些部位也随它们去了。有一次它们不回来，或回来晚了，“我”便不能入睡。这些看似奇谲的表述，实则揭示了他独特的生命哲学：动物并非人类生活的附属，而是人类内在生命的延伸。人源于自然，动物的行为模式、生存习性乃至生命节律，都在无形中映射着人类的本性。这种奇妙的生命关联，让人与动物在彼此的存在中确认自我价值，也让人与自然的交融突破表层，达到精神共鸣的深度。同时，刘亮程认为，乡村万物不仅是人类探索自我的重要镜像，还以独特的存在方式昭示着世界的真理，成为人类认知自我、领悟生命的“导师”。《我受的教育》中，作者深情赞颂黄沙梁给予自己的教育，他从老牛身上学会容忍，从犟牛的鞭痕体会不顺从的苦痛，草木、流云、沙梁等都塑造着人的心境与性情。他觉得在一根木头旁待二十年也能领悟世间道理，每个事物都蕴含真理。而自然万物教给他的，到现在才用了十分之一。通过人与自然交融与师法自然的双重书写，刘亮程为乡村生命共同体的审美建构注入了深厚的精神内涵。在这个共同体中，人不再是高高在上的主宰，而是与万物平等的学习者、共鸣者；万物不再是被动的“被认知者”，而是主动的“启示者”。正是在这样的精神向度上，刘亮程的乡村本位叙事超越田园牧歌式的浪漫抒写，接续了中国乡村哲学，吸收了现代生态文明理念，抵达了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度哲学思考。
二 “乡村-家乡-世界”：探寻生命本真存在的“精神框架”
刘亮程坦言：“我所有的文字都在写家乡，把家乡写成世界，或将世界写成家乡。”这一写作取向清晰地阐述了其作品的核心叙事脉络，即以乡村为原点，展开对普遍世界的审美书写与精神探索，探寻现代文明维度下人与乡村、自然、万物相依存的“精神框架”。从关系哲学的视角看，刘亮程的创作实践与马丁·布伯所提出的“我-你”关系模式高度契合。马丁·布伯指出，在“我-它”关系中，世界万物都成为被“我”经验、利用、改造的客体与工具。这是一种主体对客体的单方面占有与征服，是现代技术文明和功利主义的核心逻辑。反之，“我-你”关系则是一种相遇、一种对话、一种全身心的投入。在这种关系中，“我”不再将对方视为满足自身目的的工具，而是视为一个与“我”同样具有神性、可以回应的完整存在。刘亮程的乡村本位叙事正是立足于这样一种本然的“我-你”的精神框架结构。在这一叙事体系中，乡村成为认识世界的方法，是世界的微观缩影。家乡则由此升华为一种精神家园，是情感认同与意义凝聚的所在。而在此逻辑下，世界被视为家乡所指向的应然状态，也是人类应当回归的本真栖居方式。刘亮程在哲学层面重构了乡村、家乡与世界的内在统一，为现代人提供了一条超越工具理性、探寻生命本真存在的精神路径及其框架结构。
首先，在刘亮程的乡村本位叙事中，乡村被确立为一个唯一、绝对且自足的价值原点与认知尺度。它并非广袤世界中的边缘角落，而是叙事者“我”感知、理解并言说整个世界的中心。正如有研究者指出，“黄沙梁帮助作家在本源中完成对于世界的诗意体验”。这种以乡村为原点的世界认知，并非通过抽象的知识体系，而是在叙事者“我”与乡村万物建立的具身性的、活生生的“我-你”关系中完成的。驴、风、草木、尘土等，在刘亮程的笔下都是可以与“我”相遇、对话并回应的另一个生命主体（“你”）。在“我-你”的相遇中，“我”“从一棵草、一只鸡、一把铁锨、半碗米开始认识你”，获得了如“我知道哪个路口停着牛车，哪片洼地的草一直没有人割。……我知道夕阳在哪堵墙上照的时间最长”，这般对世界的具象化理解。更重要的是，这种与万物的相遇不是功利化的，而是生命自在的存在状态。在散文集《一个人的村庄》中，刘亮程塑造了“闲锤子”刘二这一形象。当其他村民都汲汲于生计劳碌时，他扛着铁锨在荒野闲逛，默默帮村民打理玉米地，拉直歪斜的胡杨，驱赶麻雀，引水入渠……深信自己的每个行为都有意义。这种“闲逛”与“管闲事”看似无用，实则是与万物持续对话的方式，让生命保持最本真的温度与质感。然而，刘亮程同时也敏锐地意识到，这种珍贵“我-你”关系正被现代化进程所侵蚀。乡村逐渐被功能化、被利用化，人与自然的亲密联结日渐断裂。在《家园荒芜》这一辑中，他集中书写了黄沙梁的面目全非：村民因对村庄失望，几十年未盖新房、砌新墙；曾经热闹的村庄变得寂静，熟悉的人或离世或搬走。小说《凿空》中更进一步揭示了这种异化。土地丧失神性，玉素甫组织艾布、黑汉等人不分昼夜地秘密盗掘地下文物。同时，毛驴被三轮车替代，“以车换驴”的政策割断了阿不旦村“人驴共生”的紧密依存关系。由此可见，刘亮程的乡村本位叙事并非简单的乡土怀旧，而是对一种根本性生存哲学的坚守。在这一叙事体系中，乡村不仅是地理空间，更是理解世界、安置生命的价值本体——它以万物平等共生的“我-你”关系，对抗现代性将世界简化为功能与利用的“我—它”逻辑，为被异化的现代人重新确认生命的本真存在方式。
其次，在刘亮程的乡村本位叙事中，乡村不仅是认识世界的起点，其本身就是世界本质的显现。通过“我-你”式的生命对话，乡村日常经验被幻化为映照人类普遍存在境况的微观宇宙。在他笔下，乡村每一个平凡的生命个体及其遭遇，都潜藏着人类普遍的命运逻辑。散文《狗这一辈子》中，狗太厉害易遭忌惮，太懦弱易受欺凌，唯有活到老年，因皮肉不再被觊觎才能得享相对安全，这一生命轨迹恰是权力结构下人类生存境遇的缩影。《逃跑的马》里，马奔向旷野的本能，对无拘无束的渴望，更是生命对自由最原始的向往。这些饱含哲思的动物叙事，在“我-你”关系的观照下，已然超越了具体的乡村场景，直指生命存在的本质命题。与此同时，新疆沙湾市辽阔、荒凉、贫瘠的地理环境，让刘亮程的书写挣脱了田园诗式的抒情桎梏，“恐惧、焦虑、忧伤、悲凉心态成为作者最为日常的情绪”，并由此引向对孤独、死亡、时间等人类终极命题的存在主义式思考。《与虫共眠》中，他感慨小虫生命短暂却简洁快乐，而人虽聪明却总寻烦恼，苦度春秋。《寒风吹彻》中，他通过叙述少年时赶车冻伤腿骨的隐痛、路遇冻殍以及亲人在寒冬的离世，揭示出“每个人都在自己的生命中，孤独地过冬”的困境。小说《虚土》里，虚土庄本是逃荒者的临时落脚地，因冯大迟迟未死、有孩子即将出生而暂留。村民们年复一年商议迁徙，总被“等黑牛长大”“等柳树成材”“等未知亲人到来”等理由牵绊，陷入“想走却走不了”的循环，只能继续在虚土梁上盖房、种地、生儿育女。这种永恒的延宕，正是人类在命运荒原上迷茫、无奈却又执着坚守的生存隐喻。《本巴》中，恐惧与本巴草原如影随形。江格尔恐惧衰老会让自己失去守护部族的战力，哈日王恐惧出生便要面对转场迁徙的苦难，洪古尔恐惧成长就会触发死亡威胁，本巴人恐惧打破“永远二十五岁”的青春约定便会失去现有的安稳。这些恐惧都象征着人类面对生存风险、未知命运时的共性焦虑。所以，刘亮程笔下的村庄从不是依附于世界的存在，而是完满独立的宇宙。这个“芥子”般微小的空间，容纳和映现了“须弥”世界的全部要素，无需向外寻求印证，便已自成圆满。正是通过这种极致的乡村本位叙事，刘亮程得以在最平凡、最局部的乡村经验中，呈现出最深刻、最普遍的人类存在境况。
最后，基于乡土中国的文化传统、现代性焦虑所造成的精神裂变以及个体生命永恒的存在之痛，刘亮程的乡村本位叙事将乡村从地理空间擢升为精神原乡，使之成为文化认同的根基、生命安顿的家园与灵魂救赎的彼岸，从而彰显了乡村存续的深层意义——它不仅是农耕文明的物质载体，更是现代人抵抗虚无、重返本真存在的最后精神堡垒。马丁·布伯认为，人与世界最本真的“我-你”关系，恰如在母体中的婴孩与母亲的血肉相依、休戚与共。在刘亮程的作品中，“我”与“家乡”的关系，正是这样一种纯粹而自然的生命联结，而这一精神向度也在他的创作历程中不断深化和拓展。在早期散文集《一个人的村庄》中，乡村是个体的精神家园。《只有故土》里，身居异乡的“我”深切怀念黄沙梁的土壤、水源、空气以及星辰，将它们视为灵魂深处最熟悉的记忆与精神寄托。《走近黄沙梁》中，“我”在身份认同的追问中，感悟到故乡如做一件泥活般完成了“我”，使“我”无法真正成为别处之人。随着创作的深入，刘亮程的“返乡”意识逐渐从个体经验上升到文化自觉层面，乡村成为民族的精神家园。散文《大地上的家乡》里，中国乡土文化中的“叶落归根”母题贯穿始终：已在县城生活数十年的继父，临终前念叨着“马车来接他回家”；养老院的老奶奶执着地追问归乡之路；甘肃老家的祖坟与族谱，将世代子孙与祖先紧密相连。小说《本巴》更将乡村指认为世界的精神家园。江格尔夜夜梦见迁徙，从最初想救被铁链拴着的父亲乌仲汗，转而奔赴那座遥远的家乡。那家乡在梦醒后已不可辨认，它并非现实的地理坐标，而是人类共同心灵中渴望安顿的象征之地。土尔扈特东归部族背负《江格尔》史诗，向本巴草原艰难跋涉，他们找寻的不仅是旧草原的地理归宿，更是“我们是谁、从何而来”的文化根脉。赫兰从出生起便执念“回母腹”，不愿饮奶，不恋尘世，他返回“母腹”的渴望并非逃避生存，而是对生命最初那种绝对安全与圆满状态的终极向往。刘亮程借此揭示了人类普遍的精神哲学命题：在现代性带来的断裂与疏离之中，人唯有回到精神的故乡，才能重新获得存在的整体性与生命的安稳。
因此，刘亮程“乡村本位”的审美书写，不仅把“乡村”建构为个体精神家园意义的“家乡”，而且进一步扩展为世界意义的审美建构和精神本质探寻：“乡村”要建设为人们精神认同的“家乡”，这种“家乡”既是乡村的本质，又是“世界”的本质所在。即在这个意义上，“世界”即“乡村”，“乡村”即“故乡”，“故乡”即“世界”。在刘亮程的审美建构体系中，“乡村-家乡-世界”三者是共通的、一体的。
三 “从日常到神性”：刘亮程乡村本位叙事的诗学表达
刘亮程以乡村为本位的叙事展现出一种独具魅力的艺术感知力。他对“万物平等”的生命共同体之描绘，以及对“乡村-家乡-世界”中本真存在之探寻，最终都精妙地落实于时间、梦境与声音这三重诗学维度的具体表达之中。他把时间、梦境与声音从日常经验中超拔出来，提升至一种近乎神性的维度。这种神性并非宗教意义上的超验存在，而是“作家对精神层面更高层级的刻画与展示，它脱离了单纯感官的范畴，而是抵达人与整体生活、自然万物相合的境界”。时间在他的笔下不再是机械流逝的刻度，而是可停可旋、可叠可回的感知形态，与农耕节律及生命节奏深度共振；梦境则成为叙事的内在机制，现实与虚幻的边界被消解，精神家园在梦的编织中获得本体性的存在；声音的书写穿透日常的细微之处，将乡村生命的共鸣、自然的律动以及文化情感的深层脉动同时呈现出来。通过感性与想象的交织，刘亮程创造出极具个人标识性的“这一个”的艺术风格，不仅彰显了乡村本位叙事的审美价值，更提供了对世界文学具有启发性的中国乡村诗学经验。
“现代性概念首先是一种时间意识，或者说是一种直线向前、不可重复的历史时间意识，是一种与循环的、轮回的或者神话式的时间认识框架完全相反的历史观。”而刘亮程的乡村本位叙事，最核心的诗学表达便是对现代性时间的反叛。他将时间从线性的、匀速的、被工具理性规训的现代时间体系中解放出来，使其呈现出多重形态与神性维度。它既是与自然节律同构的“农耕时间”，又是被生命经验主观化、梦幻化的“感知时间”；既是凝固、停滞的“永恒当下”，又是折叠、互渗的“复合时间”。这种时间观的生成，源于他在“新疆时间”下的生活体验，也表露出他对现代性时间异化的深刻反思。在刘亮程的创作中，时间的“缓慢性”与“循环性”构成了乡村本位叙事的基础节奏。《一个人的村庄》《凿空》《大地上家乡》等作品中，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劳作节律，春种秋收的农事周期共同构成了乡村的时间体系。在这种“慢时间”中，刘二得以在村庄中闲逛，感受阳光从村东头缓缓移过；铁匠吐迪打一把坎土曼，需经多道工序，一天最多完成两三把。他们的时间观迥异于现代社会“时间就是金钱”的效率逻辑。刘亮程由此重申了一种从容的“时间伦理”：生命的意义不在于奔赴终点，而在于在时间的缓流中体验存在的厚度。此外，刘亮程的时间书写呈现出强烈的“主观化”与“梦幻化”特征，这一特质在《虚土》《本巴》中表现得尤为极致。在小说中，时间不再是匀速流淌的线性存在，而是呈现出断裂、回旋乃至折叠的形态。这种时间形态的变异，一方面是对“过去时间”的执着挽留。例如，《虚土》里的冯大因麦子晚熟而滞留在去年的麦地中，《本巴》中的摔跤手萨布尔回到童年，把小时候曾经赢过他的伙伴摔倒。时间在此成为弥补遗憾、延续未竟之事的可能空间。另一方面则表现为对“未来时间”的本能抗拒。《虚土》中，“我”畏惧长大，抗拒被村庄预设为劳动力的人生轨迹。尽管“我”试图通过刻意少吃、头顶压土等方式延缓生长，仍在一个清晨猝不及防地“被长大”。这种生命经验的断裂感，使“我”始终感到自己的人生仿佛被别人度过了。《本巴》里，本巴人“停在二十五岁”的约定，看似是对青春的执念，实则源于对衰老与死亡的集体焦虑。正如有论者所指出的，这种独特时间体验深深植根于刘亮程八岁丧父的生命创伤。父亲的猝然离世，不仅在他心中刻下了难以弥合的遗憾，也迫使他过早承担起超乎年龄的农活重担。正是这种特殊的童年经历，催生了他笔下那种既承载了个体的痛苦与失落，也折射出现代人普遍的精神焦虑的时间叙事。
乡村本位叙事以乡村为价值原点与认知中心，强调从地方、自然与生命的本真经验中重新理解世界；而梦空间叙事的逻辑恰与这种叙事立场内在同构——梦同样是一种由内而外的世界生成方式，它以主体的感知与记忆为动力，将被现实压抑的生命经验转化为象征性存在，从而实现日常空间与神性空间之间的互通。在刘亮程的作品中，梦空间是现实的诗意代偿，也是精神家园的建构途径。刘亮程深知乡村实际上充满艰辛与苦难，于是，梦空间成为一种必要的过滤器，将粗糙的现实转化为可栖居的精神原乡。在散文集《一个人的村庄》中，他塑造了一个冬看雪景、春赏花草的乡村闲人刘二，并直言这“是一个人的无边白日梦”。通过梦的媒介，他为那些“生活于尘土中的人们，那些在四季轮回中迷失了方向的人们，那些在大地的收获与亏欠中欣喜和痛苦的人们”，开辟出一个诗意的空间，完成了乡村从物理空间到精神家园的乌托邦建构。同时，梦也是乡土生存困惑的存在主义映照。在《虚土》中，村庄与人立于“虚土”之上。这种生存性的迷茫，被精准地表达为一种如梦般的状态。小说中的“我”不知道自己是谁，怀疑“是否有一个人已经过完我的一生”。这种深切的“身份迷茫”在现实中无解，却被刘亮程转化为文学中的“梦境追问”。人物在梦的空间维度里穿梭、寻找、确认自我，从而在精神上实现一种对现实困境的超越与救赎。最后，梦更是解构真实边界的神性力量。在《本巴》中，刘亮程彻底打破了梦与现实的二元对立，赋予梦以本体地位。江格尔的“梦中杀敌”与现实中浴血奋战同等真实，甚至更具决定性；赫兰能进入哈日王的梦，用采集的影子覆盖雪原、又把拉玛国的牛羊、牧民都变成本巴的，直接改写战局。更深刻的是，当描绘江格尔的迁徙梦时，小说极力渲染其“感官的真实”——踩雪声、叹息声、风声，还有从未有过的寒冷，把心都冻硬。这种切身的真实感，迫使读者重新思考何为“真实”。最终，谋士策吉揭露真相：本巴是说梦者齐说唱的一场梦，以此完成了叙事的终极自反。小说揭示出，整个史诗世界赖以存在的根基，正是“语言”本身造梦的力量。于此，梦空间既是构建乌托邦的工具，也是解构其永恒性的力量。刘亮程以此揭示出深层的哲学意涵：生活本身，就是一场被我们共同讲述并相信的梦境叙事。
在刘亮程的乡村本位叙事中，声音构成了另一个独特的诗学表达维度。它不仅是物理层面的听觉现象，更成为万物共生关系的感知媒介与精神性存在的生动证明。刘亮程对乡村声音世界的书写，首先呈现为一种“万物有声”的生命共感。在他的文字中，乡村从来不是寂静的所在，而是充盈着丰富声音层次的有机世界。人声、畜声、虫鸣、风声、打铁声……这些声音交织成完整的听觉谱系，共同谱写着乡村世界的生命韵律。作家以细腻的笔触捕捉每一种声音的独特质感与节奏，赋予它们超越实用功能的诗意内涵。尤为奇妙的是，在《凿空》对阿不旦村的描绘中，这种声音的共鸣超越了单一的听觉范畴，达到了感官通融的审美境界：驴叫是红色的，能覆盖其他声音；狗吠是黑色的，悠远飘忽；羊咩是绿色的，能催生草木嫩芽；鸡鸣是白色的，天亮后便停歇。这种视觉与听觉的感官交融，体现了生命共同体内部的相互感应、彼此渗透。每一种生命不仅以其形态和习性存在，更以其独特的“能量场”和“色彩”，共同构成了乡村感官宇宙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然而，当工业文明的铁蹄踏向这片土地，原有的声音秩序遭遇了剧烈冲击。现代性的“低保真”音景——那些由内燃机和电力机械产生的单调、持续、模糊的声响，严重侵蚀了乡村有机声响的天然韵律，不断压缩着个体的“听觉空间”。《凿空》里，“西气东输”工程推进后，推土机的轰鸣、钻井机的震颤与卡车的喇叭声形成了强大的听觉暴力。刘亮程通过叙述者张金因矿山爆破震聋耳朵的遭遇，隐喻了工业文明对生命感知的摧毁。更具象征意味的是，县上为推进现代化交通而强行实施的“以车换驴”政策。老城大巴扎的驴群感受到生存危机，出现了“万驴齐鸣”的壮阔场面。这震耳欲聋的齐鸣，是传统与现代的剧烈碰撞之声，更是对漠视乡村主体性的发展逻辑的直接控诉。这种声音秩序的崩塌，在散文集《一个人的村庄》中表现得更为彻底。乡村的“空心化”使曾经生机勃勃的村庄陷入死气沉沉的境地：鸡鸣狗吠渐次稀疏，大树被砍伐，草成片枯死，土地龟裂。曾经滋养“我”的村庄正在走向枯萎。那些承载着生命律动的声音逐一消失，乡村也就陷入了真正的“失语”状态。因此，刘亮程笔下的声音诗学，既是一部宏大的乡村生命交响曲，也是一曲深沉的挽歌。他通过声音的在场与缺席、丰饶与寂灭，不仅构建了一个万物有灵的感官宇宙，更触及了现代性进程中乡村正经历的阵痛。
结 语
刘亮程以其独特的“乡村本位”叙事，在百年乡土文学的谱系中开辟出一条源自中国乡村哲学、生存智慧和美学理念，而建构起来的回归生命本真存在的乡村本位美学路径。他拒绝将乡村简化为时代变迁的被动载体，而是以“万物平等”的生命观重构了一个充满灵性与内在秩序的乡村生命共同体。通过“乡村-家乡-世界”三位一体的精神脉络，他实现了“纳须弥于芥子”的审美精神框架——从乡村的自足性出发感知世界，又将广阔的世界凝聚于乡村这一微缩宇宙之中，使乡村升华为人类普遍意义上的精神原乡和生存境遇的精神镜鉴。在诗学表达上，他通过对时间、梦境与声音的创造性书写，打破了现代性对感知方式的规训，使日常经验跃升至神性维度，构建出一个虚实交融、意蕴丰厚的文学世界。刘亮程的写作体现出了“一种中国式乡村审美、中国式乡村情感、中国式乡村哲学世界观”，不仅是对乡村本体的审美书写，更是对现代人生存异化与精神漂泊的深刻回应。他的作品向我们揭示：真正的世界性，并非源于对外部的亦步亦趋，而是根植于对自身文化本源的深刻理解与认同。刘亮程对乡村价值及其存续意义的绝对拥护，并非号召我们物理意义上的回归乡村，而是以他的文学实践提醒我们，在现代性的洪流中，重建人与自然、土地、村庄、传统、生命本真的联结。
因此，评价刘亮程的乡村本位叙事，不能简单以“现代-非现代”的二元标准进行衡量，更不应将其视为文化保守主义的怀旧之作。恰恰相反，我们应当看到他在全球化与城市化浪潮中所体现出的文化定力与精神自觉。刘亮程乡村本位的文学书写表征出一种浓厚的中国式的“近代的超克”情绪，即有意识地总结和反省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以西方现代化为仿效对象的问题所在。在此意义上，刘亮程创造的乡村本位文学及其生活方式不仅代表着区别于城市的地理空间或生活方式，更昭示着一种可资借鉴的文明范式，凝聚着乡土中国积淀的生存智慧与价值理想，一种以无边的大地、辽阔的自然、元气丰沛的万物休戚与共、生死相连的生命精神、生活方式与情感结构。刘亮程的乡村本位叙事因“保守”而具有鲜明的审美现代性，恰恰彰显出深厚的世界性意义——它为深陷现代性困境的人类文明，提供了一种源自中国乡村哲学、传统生态智慧、现代性反思而又蕴含普适关怀的精神资源与思想启示。
（作者单位：暨南大学文学院。原载《当代文坛》2026年第1期。注释从略，详见纸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