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王度的《古镜记》被认为是唐传奇的发轫之作。汪辟疆先生在《唐人小说》中曾这样评价这则作品：“上承六朝志怪之余风，下开有唐藻丽之新体，洵唐人小说之开山也。”作为具有承前启后意义的小说，除了篇幅较长，语言上另有特质外，《古镜记》还有其叙述形式上的独到之处，那就是带有明显的史传的特征。
我们都知道，中国的史传文学非常发达，古典小说常被认为是史传的附庸。曾有这样一种形象的说法：中国古代小说是牵着史传的衣角，在蹒跚地行走。所以，有“稗官野史”之说就很自然。在当时的人们看来，小说跟野史是一路的，是正史的佐料和补充。
《古镜记》中的故事发生在隋朝末年。作者采用第一人称记叙，而小说实际的主角是器物，人物不过是用来穿针引线。它以传记体裁，成就了不同于以往“粗陈梗概”的“长篇小说”。其中所叙述的，大多是古镜除邪扶正、逢凶化吉的传奇。小说由十二个故事构成，首尾讲了古镜的得失，并且比较详细地陈述了古镜的来历和外形。由此，我们知道，古镜是黄帝所铸造的十五镜之八，并且“持此则百邪远人”。除去首尾，小说分为两大部分：王度与古镜的故事，以及王度的兄弟王绩携带古镜云游天下的奇遇。这两个部分基本运用编年的方式记述。第一部分从大业七年写到大业九年，第二部分则从大业十年写到大业十三年。
小说的第一部分写了关于古镜的六个故事。大业七年，王度从“天下奇士”侯生手中获赠古镜，由故乡返回长安，途中寄宿于程雄家。程家的婢女鹦鹉见到古镜异常惶恐，王度怀疑她是妖孽，便“引镜逼之”。这一逼，逼出了真相，原来鹦鹉是千年的狐精。鹦鹉讲述了自己化为女子的经历后，请求王度“希数刻之命，以尽一生之欢”。在饮酒大醉后，鹦鹉起舞高歌，旋即现形而死。
我想，读过《古镜记》的，应该对这一段印象深刻。事实上，这个故事也常被人们拿出来说事，一般认为，鹦鹉的不幸际遇正是古代女性遭受欺凌、压迫的写照。但细读这一段则会发现，作品的本意并不全在此。我们一起来品味一下鹦鹉临死前的那段悲歌：
宝镜宝镜，哀哉予命！自我离形，于今几姓？生虽可乐，死不必伤。何为眷恋，守此一方！
这其中的“自我离形，于今几姓”和“何为眷恋，守此一方”当然可以理解为鹦鹉个人遭际的写照，但联系隋朝大业七年的社会现实，便能看出这几句话还另有一层指意。据史书记载，这一年，长白山王薄自称“知世郎”，举兵反隋。随后，窦建德、高士达等也先后举事，改朝换代的大剧拉开了序幕。王度将这个故事放在大业七年，应该是有意为之，而鹦鹉的歌词多少寄托了对世事变幻、兴衰轮替的感慨。
接下来的五个故事分别发生在大业八年和九年。这两年里，隋朝发生了一桩又一桩大事，大有“山雨欲来”之势。八年，杨广攻打高句丽遭遇败绩，士兵、役丁死亡大半。同年，天大旱，病疫流行，山东成了重灾区。九年，贵族杨素的儿子杨玄感发动兵变，兵锋直逼东都洛阳，而各地的义民趁统治集团内部厮杀之际，纷纷举旗造反。
同样在这段时间里，小说中的王度发现了古镜的一个奥秘，在日蚀之时，古镜也随之黯晦。尽管如此，古镜在跟友人薛侠的铜剑斗宝时，还是胜出一筹。不久王度兼任著作郎，奉诏撰写国史，打算为西魏名臣苏绰立传。王度家的老奴豹生本是苏绰的部曲，见到老东家的传记后，便告诉王度，古镜本属于苏家，苏绰生前曾预言：在其死后十余年，宝镜当先归侯氏，后属王家。
大业九年，一个胡僧到王度家拜访，讲述了古镜的种种特异功能。同年秋天，王度出任芮城令，用宝镜制服了兴妖作怪的蛇精。到了冬天，天下大饥，百姓疾病。王度开仓济民，并手持宝镜为百姓治病。一天夜里，镜精托梦给王度的部下张龙驹，说：“百姓有罪，天与之疾，奈何使我反天救物？”
在古镜显灵的这段故事里，我们可以窥见王度的矛盾心理，既同情百姓的疾苦，又将灾难的源头归于天命，以此来转移人们探究苦难根源的视线：艰难困苦乃天谴，而非人祸。
小说第二部分中的故事，发生于大业十年到大业十三年。在了解这部分的梗概之前，我们先来回顾一下隋朝迅速走向衰微的大致过程。大业十年，杨广第三次出兵征讨高句丽。在征伐途中，大批士卒逃亡，杨广以斩杀逃亡者立威，却无法凝聚已经涣散的人心。大业十一年，突厥叛乱入寇，杨广北巡，一度被围困在雁门。大业十二年六月，杨广决定三游江都，此时的隋王朝已经危在旦夕。大业十三年，贵族出身的李密率领瓦岗军攻占全国最大的粮仓兴洛仓，数百万饥民归附。五月李渊起兵太原，十一月攻克长安，立代王杨侑为帝，李渊自封唐王。此时，隋王朝已呈土崩瓦解之势。
在小说中，王度的弟弟王绩于大业十年弃官归乡，打算云游天下，并向王度索要古镜同行。三年后，王绩回归，向王度讲述了携带古镜遭遇的种种奇事。将王绩的讲述做一个归纳，大致是这样的：王绩持宝镜在嵩山制服龟、猿二精，在玉井池边照出“蛇形龙角”的“蛟”；寄寓汴州张琦宅邸时，宝镜制服了作祟的雄鸡精；王绩渡江过海，翻越深山老林，宝镜一路保驾护航；丰城县李敬家有三女为妖孽所蛊，宝镜为之解困，鼠狼、老鼠、壁虎三精皆现形。
此后，王绩还曾前往庐山，因有古镜而一路平安。庐山隐士苏宾劝王绩早点回乡，原因是“今宇宙丧乱，他乡未必可止”。王绩告诉王度，他之所以归来还因为古镜托梦告知：不久将离开人间，希望能与王度告别。王绩将古镜还给王度后，便去往河东老家。及至大业十三年七月十五日，镜匣中发出悲鸣之声，古镜随之不知去向。
以上我将《古镜记》的故事梗概和历史背景做了一个罗列。这样罗列的目的并非要牵强附会地找出彼此之间对应的关系，而是试图通过这样的方式寻找小说的内涵，窥探小说的现实意义。事实上，《古镜记》绝非一般志怪小说可比。曾有人认为，这则小说其实是此前各类古镜故事的“拼盘”，虽然篇幅较长，但还不能算成熟的、成型的传奇类小说。我觉得，这是对《古镜记》的误读。我们只要再来看看作者王度写作前后的经历，便可以对之有更深一层的理解。
现实中的大业十三年，困于病榻的王度向前来探视的友人说：“吾周之后也，世习礼乐。子孙当遇王者，得伸其道，则儒业不坠。”从“子孙当遇王者”一句中，我们可以看出，王度已经感觉到改朝换代是必然，他只能寄希望于后来的明主使其子孙“得伸其道”。第二年，王度写下了《古镜记》，此后不久便与世长辞。需要提出的是，王度曾经有编纂《隋书》的打算，这跟小说里的“奉诏撰写国史”的情节相吻合，只是因为天下大乱而未能遂愿。我们都知道，中国的古典小说常常具有真人假事相混杂的特点，所谓的“七实三虚”绝非《三国演义》一类的英雄讲史小说所独有。有趣的是，古代的小说家大多不认为自己写的是小说，王度之前的干宝就表明他的《搜神记》是为了“发明神道之不诬”。值得注意的是，干宝的另一个身份是历史学家，《搜神记》使他获得了“鬼之董狐”的赞誉。
再回过头来看《古镜记》，我们是否可以这么认为：作者实际是借一系列的志怪故事，来替代未能撰写成功的《隋书》，来反映纷扰的现实世界，表现内心的忧虑，抒发感时伤逝的情怀。与此同时，王度还幻想有一件宝器可挽狂澜于既倒，能降服妖物，使得天下清明，所以便有了黄帝铸造的、逢凶化吉的古镜的演义。
二
大家都知道，蒲松龄的《聊斋志异》深受唐传奇的影响，但我觉得唐传奇跟《聊斋》在气质上还是有所不同。这跟创作者所处的社会环境，所处社会地位的差异有很大关系。据此，我们可以认为，如果《聊斋》是寒士的子夜残梦，那么唐传奇则是士大夫有点一厢情愿的白日梦，而《古镜记》则是白日梦开始的地方。
王度白日梦的主要内容就是，古镜拥有无所不能的神奇作用，使浑浊的尘世变得海清河晏。古代的史传经常做这样的表述：妖孽频出，乃乱世之象。身处乱世的王度，便寄希望于神奇的古镜来除妖服怪了。
古镜制服的第一个妖物便是狐狸精鹦鹉。我们来看看古镜的威力吧。鹦鹉是在王度以镜自照的时候，无意撞着古镜的。虽是无意，但也惊恐万状。当王度引镜逼之，鹦鹉随即哀求“乞命，即变形”。鹦鹉在叙述了自己“自我离形，于今几姓”的坎坷经历后，王度得知鹦鹉虽为狐精，但与人无害，不由动了恻隐之心，打算放了鹦鹉。但鹦鹉说，“天镜一照，不可逃形”，只想“尽醉而终”，并再次请求王度收起古镜。写到这儿，作者拐了一个弯，让王度自相矛盾地问：收起古镜，你不逃吗？鹦鹉笑道：您刚才已经答应放过我了……何况古镜一照，已经无路可逃。这个弯子拐得特别有意思，既控制了叙述的节奏，又掩盖了叙述上可能出现的破绽。这种先自相矛盾，而后再自圆其说的手法，在以后的唐传奇中不止一次地出现过。
大业九年秋，王度出任芮城令，古镜又一次大展神威制服蛇精。作者先写一株“围可数丈”的古树数百年来必须祭祀，否则便兴妖作怪。王度以为“妖由人兴”，应该停止祭祀，但县吏叩头以请，王度不得已只好从俗。经过以上的烘托之后，作者才让古镜出场。当王度悄悄地将古镜悬挂在古树上时，奇事出现了：
其夜二鼓许，闻其厅前磊落有声，若雷霆者。遂起视之，则风雨晦暝，缠绕此树，电光晃耀，忽上忽下。至明，有一大蛇，紫鳞赤尾，绿头白角，额上有王字，身被数创，死于树。
由这段文字来看，蛇精绝非等闲之辈，因为其“紫鳞赤尾，绿头白角，额上有王字”。然而宝镜毕竟具有超凡的能量，毕竟邪不压正，经过一夜的较量，终于将蛇精置于死地。这场较量显然非常激烈，“闻其厅前磊落有声，若雷霆者”“风雨晦暝，缠绕此树，电光晃耀，忽上忽下”——作者用近乎华丽的词句描述了宝器与妖孽的搏斗，这场“华丽”的搏斗正是作者白日梦的显现，他寄希望于古镜能成就梦想，并于一觉醒来之后世间清和，天下太平。
接下来，小说又借王绩之口，讲述了玉井降妖的经历，这段经历与上文所述的制服蛇精有相似之处：
即入箕山，渡颍水，历太和，视玉井。并傍有池，水湛然绿色……引镜照之，池水沸涌，有雷如震，忽尔池水腾出池中，不遗涓滴。可行二百余步，水落于地。有一鱼，可长丈余，粗细大于臂。
一样的电闪雷鸣，一样的华丽的征服，而古镜则是一如既往地遇妖服妖。不同以往的是，这次妖物在水里，于是乎“忽尔池水腾出池中，不遗涓滴。可行二百余步，水落于地”。这是何等的气象，何等的畅快淋漓！不光使鱼妖现形，就连鱼妖栖身的池塘里的水也“腾出水池中，不遗涓滴”，而且“可行二百余步，水落于地”。读到这儿，我们仿佛感觉到伴随着池水轰隆作响，鱼妖结结实实摔在地上。这样可感的描述，固然增强了小说的艺术性，更是突出了古镜伏妖时排山倒海般的气势。
在此前后，古镜还在嵩山征服龟、猿二精，在汴州张琦家制服雄鸡精，在丰城李敬家使得鼠狼等三怪现形。这几个故事都是在表明，不管妖孽以何种方式藏匿，不管藏匿在哪里兴妖作怪，都被古镜一一识破，并使其原形毕露，得到应有的惩罚。回顾前文所罗列的隋末史实，我们知道小说中关于降妖服怪的描述属于意有所指，这个“意”正是白日梦的核心。
在这则小说里，最华彩的部分当属对古镜治病救人、逢凶化吉的描述。大业九年，王度主持河北道事务，“时天下大乱，百姓疾病，蒲陕之间病疫尤甚”。于是，王度的下属张龙驹用古镜救活了全家患病的良贱数十口；接着，王度便“令密持此镜，遍巡百姓”。这样的治病救人当然是梦想，但在“天下大乱，百姓疾病”的艰难岁月，却能暂缓心理上的焦虑，获取情感上的慰藉。
而更为华丽的篇章应该是从王绩云游天下开始的。王绩渡江过海，遭遇恶劣天气，于是便持古镜上船：
逢其群鸟环人而噪，数熊当路而蹲。以镜挥之，熊鸟奔骇……照江中数步，明朗彻底。风云四敛，波涛遂息……
是时利涉浙江，遇潮出海，涛声振吼，数百里而闻……出镜照，江波下进，屹如云立。四面江水，豁开五十余步。水渐清浅，鼋鼍散走，举帆翩翩，直入南浦。
无论是熊鸟，还是鼋鼍；无论是江涛，还是海浪，莫不为古镜所慑服。纵然荆天棘地，古镜一照，便是一片坦途。而在深山老林里，在沉沉黑夜中，古镜同样无所不能，同样轻而易举地化险为夷：
夜行佩之山谷，去身百步，四面光彻，纤微皆见，林间宿鸟，惊而乱飞。
其后寻真至庐山，婆娑数月，或栖息长林，或露宿草莽。虎豹接尾，豺狼连迹。举镜视之，莫不窜伏。
如果降妖服怪所表现的是梦的神奇，那逢凶化吉所要展示的更多是梦的辉煌。有意思的是，这些描述跟《新旧约全书》中所记录的摩西渡红海、耶稣传教治病颇有几分相似。要由此理出中国神话与西方宗教故事之间的关系，绝非我能力所能及。不过有一点是很明白的，我们的祖先似乎把古镜这类的宝器当成外国宗教中的救世主，让宝器去抗拒现实，拯救危亡。只不过这样的抗拒往往适可而止，这个适可而止其实是很“中国”的。
在《古镜记》里有两段耐人寻味的文字，其一是：在日蚀之时，古镜也随之隐晦，那就是说，古镜虽然法力无边，但它还是需要顺应天时的。其二：古镜托梦给小吏张龙驹，说用古镜给灾民治病是有违天意的，“奈何使我反天救物”就表明古镜虽然无所不能，但还是要受命于天意。
王度是借写古镜以浇胸中之块垒，寄希望于用古镜一扫妖氛，但当古镜的神奇得到充分展示的时候，作者却越发感到现实难以回避，天意难以违背。这个现实就是大隋王朝即将寿终正寝，这个天意就是改朝换代已经成为必然。在小说结束的时候，作者从理想回归到现实：几乎无所不能的古镜将离开人间，不知所踪。
需要特别提出来的是，古镜离去的时间是大业十三年七月十五日。这一年，李渊另立新主，而杨广也打算逃往南京。所以在后来的《资治通鉴》中，根本就没有大业十三年的纪年，而用“新主”杨侑的年号取而代之。除此而外，七月十五日是传统的中元节，作者把古镜的离去安排在这一天，其用意不言自喻。
说古镜的离逝是隋朝灭亡的象征，这样的诠释或许有点粗糙。但我们却可以将古镜的得而复失看作是作者幻想破灭的写照，是内心强烈的失落感的流露。这种失落感和幻灭感，使得小说自始至终充溢着浓郁的抒情意味。故而，古镜越是神奇，那就越发衬托出它离逝的悲凉。
三
我们可以把《古镜记》看作是作者王度在风雨飘摇年代的自我慰藉。既然天命难违，这样的慰藉也只能是“空谷传响”了。小说的开头，王度在对古镜进行了一系列描述之后，引出了“杨氏纳环”和“张公丧剑”的典故：东汉杨宝获得玉环，其后人位至三公；西晋的张华被害，他收藏的宝剑也不翼而飞。在此，宝器的存亡显然跟人的祸福息息相关。于是，王度感叹道：“今余遭世扰攘，居常郁怏，王室如毁，生涯何地！宝镜复去，哀哉！”随后，便开始了关于古镜的追忆。
古今中外的小说大多希望在叙述上激发读者的“期待”，但《古镜记》似乎并没有遵循此道，而是开首便交代了古镜的离逝。我想，之所以这样写，是因为作者并不太想在情节上引人注目，而是要让情感的抒发在小说中占据比较重要的位置。这样的抒发，使得对古镜的追忆自始至终都沉浸在迷茫怅惘的情绪里。
不宁唯是，小说在中间还插叙了老奴豹生关于苏绰对古镜来历及预言的叙述。豹生的叙述是小说与史传的勾兑，但更重要的还是豹生的这段话：“先入侯家，复归王氏。过此以往，莫知所之也。”这个“莫知所之也”进一步渲染了强烈的失落感。这面由北朝名臣苏绰传下来的宝镜，最终还是要离去，而且不知去向。既然前面已经说过“杨氏纳环”和“张公丧剑”，那么逝去的就不单单是宝镜了。至此，小说的预言性和象征性就很是清晰了。
之后，胡僧来访，来访的原因是发现王家的住宅有祥瑞之气，因而得知古镜之所在。在道出了宝镜的种种奇妙之后，胡僧便告辞，自此“遂不复见”。这段文字，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铺垫或衬托。然而无论如何，此中给人的感觉，除了古镜的神奇，还有“不复见”的莫测高深。参看前后文，这个“不复见”很有些恍惚和语焉不详，虽然这样的表述也许会造成结构上的硬伤，但无疑丰富了作品的意蕴，让读者产生一些由此及彼的联想。
大业十年，王绩决定离家远游。这一决定，使得王度“涕泣对绩”。兄弟要外出游玩，竟然使哥哥为之流泪，这当然是有原因的：国事不安，干戈遍地，出门在外随时会遇到危险。但王绩坚持要走，如此，外出游历几乎成了诀别。现实中的一切竟然如此脆弱，国和人都处在迷茫之中，“安危相易，祸福相生”只在朝夕之间。
王绩的一路远游，幸得古镜作为护身的宝器，才能安然无恙。王绩之游本可以继续下去，但在庐山遇到了“奇识之士”苏宾之后，事情发生了变化。不仅能洞悉过去、还能预测未来的苏宾，必然会对携带古镜的王绩有所预见。此时已经是大业十三年，就连猖狂自大的杨广也感到末日即将来临。既然大局已定，顺应天命的古镜也该退场了，因此苏宾开始便说“天下神物，必不久居人间”，而后又劝王绩：现在天下大乱，马上要改朝换代，趁保驾护航的古镜还在，赶快回家去。
随后，古镜又一次梦中显灵，它除了劝王绩早日回归长安，还声言即将离开人间远去，希望在离开之前能与待之甚厚的王度告别。这个梦使得王绩“独居思之，恍恍发悸”，回家见到王度后，他说：“终恐此灵物亦非兄所有。”至此，令人眼花缭乱的白日梦终于做到了尽头，而梦中人不能不正视现实。梦醒时分的惆怅之情，面对现实的沮丧之意，充满了字里行间。离去、消逝是必然，当这个必然已在眼前的时候，此前所有五光十色的经历，都成了一场自娱自乐的游戏。
作为唐传奇开山之作的《古镜记》可算是奇花初胎。在此以后，《李娃传》《柳毅传》《无双传》等传奇之花越开越绚烂，而且人物、故事要比《古镜记》更符合我们现在常说的小说的标准，但就其格局、思想内涵上，却不一定能够超越《古镜记》，那是因为王度不光做梦，还向人们展示了梦的虚妄。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在兴衰轮替之际，久困病榻、欲撰《隋书》而不成的王度，是在怎样的心境下完成这则小说的。希望与绝望、真实与虚幻在他的内心纠结，使得他无法了无牵挂地离开尘世。他渴望将其遣之笔端以化解胸中淤积之情，便用史学家撰写史传的方式完成了这则苦心孤诣之作。
接下来让我们看看古镜的离去吧：
大业十三年七月十五日，匣中悲鸣，其声纤远。俄而渐大，若龙咆虎吼，良久乃定。开匣视之，即失镜矣。
写到这儿，小说所要表现的失落感达到了饱和点。古镜先是“匣中悲鸣，其声纤远”，有如一个人的哭泣，这是古镜在悲鸣，也是作者在悲鸣。如果悲鸣是表达留恋，而接下来的“若龙咆虎吼”中则又有多少不甘啊！锦绣成灰，繁华似梦，纵然死不瞑目也难以让白日梦取代事与愿违的现实。而即将走到生命尽头的王度恋恋不舍的不仅是一个王朝，还有这光怪陆离的世界。
在开始的时候，我提到汪辟疆先生对《古镜记》的评价：上承六朝志怪之余风。我觉得《古镜记》所继承的不仅是六朝的志怪，还有六朝诗文的苍劲悲凉，以及面对日薄西山时的寞落情怀。钱基博先生在评论南朝鲍照《芜城赋》的时候，曾经这样写道：“驱迈苍凉之气，惊心动魄之辞。运意深婉，融情于景。”我以为，这段话同样适用于评价《古镜记》。鲍照在《芜城赋》里，对曾经“廛闬扑地，歌吹沸天”，如今“泽葵依井，荒葛罥涂”的扬州，发出了“天道如何，吞恨者多”的感叹。而《古镜记》所集中体现的正是这种感慨兴衰的审美传统。从作品的实质来看，《古镜记》与其算是一篇小说，倒不如算是一则悼文，一则祭奠大隋朝的悼文。
在《古镜记》问世前后，关于古镜的小说不在少数，但大多只是单纯猎奇。如同王度这样借古镜影射现实，因寄所托的实属罕见。及至文言小说的高峰《聊斋志异》，虽然在小说艺术上可能胜过《古镜记》一筹，但从格局上来讲却有些许逊色。《古镜记》自始至终洋溢着落落寡欢、惘然若失的情绪，正是这种失落感使其具有非比寻常的艺术魅力。初读之后，我们或许不能将其中的故事一一牢记在心，但对小说所抒发的情绪却难以忘怀，因此《古镜记》在古典小说中也可以算是个另类。
以一个“物”为中心，并且赋予它复杂寓意的作品，在中国古代小说中实在不多，恐怕只有《红楼梦》的通灵宝玉可以与之相提并论。我没有能力弄清曹雪芹是否受到《古镜记》的影响，但可以肯定的是，它们之间的确存在着一些相似之处：古镜和通灵宝玉都被拟人化，它们都有除祟驱邪的功能；古镜系黄帝所铸造，通灵宝玉与女娲有关系；能逢凶化吉的古镜难违天命，通灵宝玉则多少有点宿命的象征意义；它们都与吉凶兴衰联系在一起，而且最后都不知所终……凡此种种，不一而足。面对《红楼梦》这部皇皇巨著，我实在没有自信心做出某种结论，我只是试图说明《古镜记》对后世小说创作可能产生的影响。实际情况是，这两部文学作品犹如两座灯塔，在时间的长河中遥遥相对，相互辉映。王度和曹雪芹都是在构造一个梦，在展示了梦的斑斓之后，又道出其幻灭的虚无。
在我有限的小说写作经历中，最为纠结的是感性与理性如何才能形成不太难看的对等。我时常为情绪的把控和结构设置而苦恼，我渴望将小说打磨成一件精致、奇巧的玩意儿。平心而论， 《古镜记》 有的地方表意模糊、不合逻辑，在结构上的确有拼凑的痕迹。但在反复阅读后，我们便会发现这样一个事实：如果小说有一个贯彻始终的情感线索，并赋予核心意象足够的力量，使之来启动全篇，那么，结构上存在的一些瑕疵也许可以忽略不计。这就是我喜欢《古镜记》的重要原因，这也是《古镜记》在写作上给我的启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