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钟求是的代表小说《宇宙里的昆城》《地上的天空》《等待呼吸》等塑造了一系列的理想主义人物形象，如科学家张午界、邮政员朱一围、留学生夏小松和杜怡，他们不断对抗世俗现实的束缚，破界前行，努力寻求自我的重生。同时，钟求是还塑造了杜怡、徐从岚、陈宛、傅曼等一系列独特的女性形象，这些形象不仅可以引发当代女性的精神共鸣，还实现了对女性命运的反思和对社会性别观念的人文批判。此外，钟求是小说叙述策略高超，总在不动声色中展开叙事，且在叙事中蕴含深刻的社会批判力量。
关键词
钟求是；人物形象；理想主义者；破界
“破界”这一观念来自钟求是的中篇小说《宇宙里的昆城》。这个令人震撼的时代孤勇者的故事，生动地塑造了科学家张午界为追求梦想，而不断对抗束缚、打破科学界限、重构自我的鲜明形象。在为这位俗世的失败者、精神的勇敢者心动之余，我忽然联想到钟求是获评鲁迅文学奖的短篇小说《地上的天空》中同样洋溢着理想主义色彩的凡人朱一围，不断挑战俗世的束缚。我又想到《等待呼吸》中的理想主义者——留学生夏小松和杜怡，在令人窒息的生存与精神压力下，他们不断进行着自我的突围。在钟求是不动声色的叙述中，这三组来自不同群体的人物（钟求是小说中的人物，无论何种身份，大多是与之相似的理想主义者），面对现实生活不同空间、不同维度的精神缺氧困境，他们无一例外地选择了破界而行，寻求并等待着自我的重生。他们坚守着乌托邦式的理想主义精神，令人深受感动。更为重要的是，他们也帮助我们厘清了人与自然、人与自我、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这是钟求是为中国当代文学贡献的充满理想主义光辉的人物形象。
一 破界而行的理想主义人物形象
《等待呼吸》书写了20世纪60、70年代出生的这一代人的个体命运。理想主义者、留学生夏小松和杜怡在经历一系列的人生磨难后，夏小松在社会的剧变与动荡中不幸离世，他的妻子杜怡在国内外的辗转中艰难为生，但仍坚持以理想主义精神引领着自己的身体、生育及命运。她在时代的洪流中奋力挣扎，破界而行，不断追求向善和向上。在结尾处，阿尔巴特街的油画、夏小松的坟墓，以及贝加尔湖畔的杜怡母子，这一切构成从“缺氧”到“氧气者驿站”的潜隐圆形叙事，终于完成了闭环。我们也见证了内心日益强健的理想主义者杜怡，她变得通透沉静，她的人生日渐澄明。
在《地上的天空》中，热忱的普通邮政员朱一围，因痴迷于名家签名本，加之热爱阅读，尤其钟爱余华的小说《第七天》，使他在平凡的现实生活里，内心悄然平添了一个隐秘的、向上的天空维度。于是，他在卑微的生存与琐碎的日常中不断寻求突围，自以为找到了与自己共鸣的精神伴侣，也便走向了一个不同凡响却又令人唏嘘的结局：打破现世凡间的界限，构建起来世幸福的理想。《地上的天空》可谓是致敬余华《第七天》的小说。余华笔下的杨飞在死后灵魂出窍的七天里讲述了自己一生的故事，是亡灵游离在生死之间，以死观生；而《地上的天空》讲述了朱一围与陈宛之间隐秘情谊逐渐浮出水面的故事，是凡人朱一围破界，憧憬死后生活，以生观死。作者的叙述沉稳平实，情节却跌宕起伏，朱一围最终如愿地飞到了他所向往的天堂，等待他的梦中伴侣陈宛死后来到天堂，以做来世夫妻，共同呼吸“幸福”的氧气。他要创造新的自我，过自己想要的生活。于是，我们因为朱一围不合常规的破界行为，而记住了这个卑微却独特的人物。
《宇宙里的昆城》中的科学家张午界，堪称作者践行“好小说是语言艺术无界驰骋”这一理念的一个范式。张午界（亦可叫作张无界）引领我们翱翔宇宙，深入其理想主义的灵魂内核。在强烈的好奇心驱使下，我们通过小说及小说人物可以逐步找到其中人与自然的宏大命题。坚信50年后，人们必能与张午界一同见证新的科学巨变。尤为可贵的是，钟求是用心为这些他钟爱的人物破除俗世藩篱，铺展他们不断破界、灵魂得以自由呼吸的未来，这可颇具象征意义。在此意义上，钟求是笔下的三组人物从个体困境中破茧而出，升华为一代人乃至几代人的精神奋斗史，闪耀着理想主义的光辉。
他们满怀期待甚至欢喜地迎接死亡。正如朱一围妻子筱蓓对他临终的描绘：“消瘦里还有东西……是高兴”，“那些日子他一直挺愉快”。我们知道，那是他对“下一世婚姻协议书”的期待，他要在另一世界等待他与陈宛的“婚约”。一纸游戏般的协议，却承载了朱一围对自我生命意义的追问和期待。在朱一围眼里，死就是重生。他认为他可以突围俗世，“白云可以从天上到地上”，那么，“人也可以从地上到天上”。
张午界同样期待死亡，向往重生，因为他认为，死亡是他重新呼吸的新生之门，是他通往宇宙的奥秘之门。殊不知，他越是远离俗世生活、疏远亲友，亲友也随之渐行渐远。天才往往难被俗世所容，正如午界之妻徐从岚与“钟”（可看作钟求是的化身）的对话所揭示的那样：
徐：他举着长矛，不顾一切地向着自己的梦想奔去，甩掉周围很多的人。但这种行为落在别人眼中，也许只是一个笑话，说得正式一些，他望向天空执着了许多年，也许恰恰是被人类正常生活所淘汰的过程。
钟：不对，从岚你不能这么想！支撑堂吉诃德行为的是幻想，而支撑午界行为的是好奇。以前跟你说过，我是个很有好奇心的人。看了午界那封信，我忽然明白他有着更大的好奇心。我好奇的是人，他好奇的是宇宙，而人只是宇宙中小小的存在……
徐：求是你讲得很好，你这样理解午界，我觉得自己说了一下午也值了。不过我的内心又告诉自己，我多么希望他是个勇敢的人，又是个平常的人。我多么希望他每天正常回家，吃过饭陪我一起散散步聊聊话，在我每年生日的时候送我一只蛋糕，一直到老……
俗世与天才的理想实在难以兼容，这样的理想主义精神早在张午界的中学时代就鲜明存在。作品写到，少年午界从天空“星子”的距离和速度便能推算出昆城在宇宙中的方位，进而执着于揭示宇宙起源的物理学超弦理论，不惜与他亲爱的家庭、恩师诀别。他追问道：“眼前一片黑暗，但我们已经快抓到钥匙了。只要抓到这把钥匙，便能打开一扇窗户，见到外面的光亮景象。我们是最接近这把钥匙的人，即使等不到目击光亮的那一天，也不可能放弃寻找钥匙这个过程。”
如此疯狂的执念，自然不被世间所理解，再加上生活的重压，均使他感到窒息，难以在现实世界中安然生活，也无法在他理想的无界之境中自由翱翔。高处不胜寒的孤独无助和执着理想，如此的“乌托邦”，都令“我”（同样是理想主义者的作者）感到疑惑，甚至深受震动。张午界却反问“我”道：“人类为什么不可以乌托邦一点呢？”于是，我们明白了钟求是之所以偏爱长篇小说《等待呼吸》、中篇小说《宇宙里的昆城》、短篇小说《地上的天空》，是因为它们承载了他那同样满怀理想主义的精神，深刻反映了他对世界的认识和对人生的思考，具体体现在三种关系上：人与社会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人与自我的关系。同时，这些作品也揭示了这三种关系在现实中的复杂而矛盾的困境。惟此，我们读出作者钟求是对小说的忠诚，读出小说人物特立独行的生活质感与精神魅力。
二 沉稳叙事饱含的文学批判性力量
朱一围期盼的来世婚约不过是一场自我陶醉，他心心念念的对象陈宛并不认同。一方面，现实和真相是如此的残忍；另一方面，朱一围又是如此的欢欣。二者之间形成了巨大的张力。陈宛说：“你想呀，以前两个人喝茶逛店看电影，再靠近也还是朋友。有了这张协议垫着，待一起时我偶尔会恍惚，觉得自己像一位未婚妻。”我说：“你喜欢这种感觉吗？”陈宛说：“不喜欢。”我说：“为什么？”陈宛沉吟一下说：“我对一围有好感，但没有依靠感。”我说：“你是说不爱他？”陈宛“嗯”了一声说：“还不到那个程度，这也是我……没把身体交给他的原因。”
钟求是把生活的真相如竹笋般层层剥开，支撑朱一围欣然赴死的真相，既可笑又令人肃然起敬。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而朱一围以自己制造乌托邦的方式来实现对人生的破界和反抗。在我们与陈宛含泪的笑里，悲剧的批判力量赫然而生。
《等待呼吸》聚焦于一代人的个体命运，其演绎过程依托于一个巨大背景——世界发展进程中的社会大变动。因此，钟求是的叙事是宏大的。夏小松等人物在时代的巨变中，穿梭于不同空间，探寻能够自由“呼吸”的栖息之地。在主人公累累碰壁的过程中，现实深处透出的细微光影，映照出现代人生存困境的复杂面貌。一个个怀揣理想的青年在现实与人生的夹缝中奋力突围，这无疑抛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我们何以沦落到连呼吸都需要等待的地步？钟求是沉稳的叙事背后，蕴藏着强大的批判性力量，而对现实的观照，正是文学正典的核心所在。
这种批判性同样体现在《宇宙里的昆城》中张午界这一人物身上。优秀的科学家在世俗社会中难以立足，这是世俗的失败，却无疑是精神的胜利，也正是“失败者”故事所蕴含的深刻意义。人物如同堂吉诃德，叙述则如同《西游记》中以最“稳妥”的方式完成最“危险”的任务一般，钟求是同样以平实沉稳、不动声色的叙述，完成了最惊心动魄的故事。他成功塑造了一位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时代孤勇者——科学家张午界的形象，引领我们与人物一同探索其生命驿站（冷冻生命），并一步步破界，抵达张午界的宇宙视角和精神内核。这不仅让我们共同理解所处的世界，领悟生命的意义和宇宙星光，更深刻体会到人物对人类社会结构性暴力的彻底失望与批判。
在张午界心中，宇宙是无界的，精神是无界的。当他无法抵达自己追问的无界境界时，他宁可选择休眠50年，这实属令人震撼。在结尾处，张午界因无法承受自己的理想之重（即超弦理论的世界命题），决定冷冻自己50年，期望在50年后借助医学奇迹苏醒，以迎接超弦理论的诞生。如此疯狂的人生，以及科技革命改变世界的念头，我们今天都已在不同程度上有所感知。然而，钟求是早在2019年便洞察到这一点，并在前两年便将其表达出来，具有非凡的启蒙意义与思想重量。尽管我们也意识到：科学的尽头是玄学，但其中的悲壮结局、强大的精神力量以及作品的思想深度，尤其张午界这个“仰望星空、献祭理想”的鲜活形象，无不令人肃然起敬。钟求是写道：“我也坚定地认为，此时午界离我很远，又离我很近，他身上精神层面的东西，都收留在我的时间里，在时间的流淌中，我与他同在。”我想，作为理想主义者，我们也与午界同在。
还有午界的妻子和大学同学徐从岚，同样是一位独立而个性鲜明的知识女性。作者不仅书写了这个人物的成长历程，还给予了人物深切的同情与理解。徐从岚从最初沉浸于恋爱和家庭情感，到走向自我实现，在海外艰难的生活和破界学习中成长，可以说她将夫妻关系视作自我修炼的道场。作为一个独立个体，她追求活出自己想要的生活。她和午界都深知，谁也无法超越午界的执念。即使离婚后，徐从岚仍不远万里回昆城，几经周折买回丈夫家的老宅。这一颇具人性深度的情节，不仅是为了守护老宅桂树下埋藏的五十年约定，更体现了理想主义者的情义，以及渡人亦是渡己的境界。真正的觉醒无关性别，只关乎对真相的追求；拓宽视野，破界前行，不再局限于小情小爱，永远向阳。
还值得一提的是，钟求是特别擅长讲故事，且总是在不动声色的叙事中展开，草蛇灰线，静水深流，展现出高超的叙述策略。例如，《等待呼吸》和《地上的天空》均采用了倒叙框架。前者以东欧剧变中的一颗流弹终结了夏小松的生命，但他的理想主义激情并未中断，反而贯穿于整部小说，尤其在妻子杜怡身上得以延续；后者则通过处理主人公朱一围的遗物签名书，来回溯或还原人物形象，利用结局先行的手法，引导读者的注意力从“结果”转向“过程”，从而深化小说对人物命运、事件因果及主题深度的探究。《宇宙里的昆城》则采用了非线性叙述手法，叙事在不同时空线上跳跃，还通过他人回忆、信件、证据等碎片化信息进行回溯，呈现人物不断破界的丰富性，勾勒出张午界栩栩如生的理想主义者形象。
《他人的房间》同样讲述了偶然相遇的男女主人公，正如“我”因朱一围之死而意外认识陈宛，“钟”因震惊宇宙的昆城中学同学午界而与数十年没有交集的徐从岚往来。在这部小说中，男主人公郭家希和女主人公傅曼在疫情时期相遇，失业潦倒的郭家希借住在大学室友江溢的新房，展开了一场看似无疾而终的“爱情”故事。在那样的特殊时期，我们总是期待孤寂的男女主人公能成就一段爱情，然而一切情感都隐而不露，欲言又止，最终望而却步。尤其是傅曼的母亲与外婆的期待，当得知郭家希并非房主后，虽略显失望，却转而希望他能成为上门女婿。此外，因买不起房子，郭家希与相处三年的女友小菲分手等细节，都增加了男主人公在现实中的失败。失业者郭家希同样是一位理想主义者，面对傅曼时惶恐不敢造次，但他心怀善意和憧憬，在手机里“收藏”了他和傅曼的合音。他“把手机放到耳边，一段男女合音的吼叫从远方穿空而来，那么愤怒又那么伤感，像是一颗石头挣脱手掌后的激动飞行。”
有论者指出，这吼声是“生存窘迫的时代青年对沉闷压抑时代现实的一种强力抗议”。当我们读到，郭家希默默注视楼下傅曼的露天婚礼时，心中何止是淡淡的忧伤，分明是物是人非与现实生活带来的深切伤痛。郭家希何尝不想成为傅曼的新郎呢？他的却步又何尝不是一种对破界的却步？小说不仅展现了当代青年典型的现代生活，更深刻透视了郭家希窘迫无奈的生存现实，以及小说所蕴含的社会批判力量。
三 充满启蒙力量的当代女性形象
钟求是的作品展现了一种独特而可贵的文学品质，即他笔下的女主人公大多蕴含着启蒙力量与现代意识。这是他文学书写的通透和智慧，尤其体现在他对笔下女性的深切体恤和尊重。这种尊重并非源于他作为绅士或教养使然，而是作为现代文明背景下男权的一员，他具备自我反省的自觉，能够平等地尊重女性，并以充满同情之理解的笔触，深入挖掘女性人物的心灵世界。例如，“我”在得知真相后对陈宛的体恤：“你把二十万元还回去，是想单方面撤出协议？”再如，“钟”多方斡旋，帮助徐从岚买回张午界家的老宅。无论是杜怡、徐从岚、陈宛，还是《他人的房间》中的傅曼等，钟求是笔下的女主人公大多遵从内心，都是有能力、有思想、独立善良的知识女性。下面以《等待呼吸》中的杜怡为例进行探讨。
我们知道，《等待呼吸》不仅是夏小松、杜怡等留学生个体生命诗学的展现，更是80、90年代宏观时代精神症候的诊断。熟读《资本论》的理想主义者夏小松，在不同经济理论的比较中选择了自己的理想方向。他的激情并未随着生命的结束而消逝，而是贯穿于整部小说，并通过其妻杜怡展现得淋漓尽致。当读到她为避免给家人添麻烦，孤身一人在不同空间（苏联、北京、杭州，乃至山西）中迁徙、挣扎，不断突围寻找能自由“呼吸”的所在时，我们见证了她如何在不断自我启蒙中日益独立、善良且强健。
作为“60后”的女性读者，我承认自己被杜怡打动的瞬间：她不仅让我回望自己的过去、看到我的同龄人，让我洞察到一个时代和社会的本质，以及一代人的心灵史，更让我看到杜怡们的宿命与断裂、精神的挣扎与个人的独立。杜怡以不灭的爱情和理想抗争现实、突破俗世，在经历内心的伤痛和幸福后，仍然坚守情怀与理想，以女性独立的灵魂唱出向善之歌。无疑，不同于大多男作家笔下那些符号化的女性形象，历经九死一生而独立自主的杜怡，其独特的、不妥协的、坚韧自主的现代意识显得独具魅力。她在成长过程中知道“我是谁？要到哪里去”，清楚自己要怎样生活，并深知只有自己才能救自己。这部作品对女性命运的反思，以及对社会性别观念的批判，远超那些被称为“女性主义”的文学作品。杜怡的女性形象，不仅引发精神自立的当代女性的共鸣，更为当代文学人物画廊增添了一个新型的女性形象。
《等待呼吸》在反映巨变大时代与青年命运的主题上，无疑是在向《阿尔巴特街上的儿女们》致敬。或者说，这是关于在阿尔巴特街上的中国儿女夏小松和杜怡，他们之间的生死恋故事。尽管不同于俄罗斯青年男女萨沙们居住在真正的阿尔巴特街上，且他们的故事与后者人物的经历相互映照，但他们作为与时代同行的个体，最终却殊途同归般走向了相似的命运。尤其是杜怡，身上带有瓦里娅的影子。瓦西娅与姐姐相依为命，一直暗恋着萨莎，在萨沙遭遇流放后，她不仅与他保持通信，还以萨沙的未婚妻自居，陪伴萨沙的母亲探监，甚至搬到萨沙家中，照顾他的母亲。杜怡便如瓦里娅一样，她的内心始终追寻着多年前的夏小松。在理想主义大面积消逝的年代，她凭借坚定的理想主义信念，主导着自己的身体、生育和命运，在时代的巨浪中奋力挣扎、求生，向善向上。这是20世纪80、90年代理想主义青年心灵的真实写照，无论社会如何变迁和压力如何加重，一定要遵从内心，并且努力活出更加美好的自我。
今天的青年很难想象杜怡的“恋爱脑”。个人情感往往成为观察时代问题的透视镜。在理想主义盛行的20世纪80年代，杜怡式的纯粹恋情普遍存在，我们对此感同身受。为了爱人，青年们瞒着父母，自主自为，甚至自吞人生苦酒，因为这是个人的选择。“娜拉出走以后怎么办？”随着时代巨变，独立自主的杜怡回答了鲁迅先生这一世纪之问。她带着儿子从南方都市来到北方山西小城——她爱人夏小松的家乡晋城，开设“氧气者驿站”。自己曾缺过氧，也愿为同病者小憩提供吸氧疗伤的服务，这笔颇具隐喻意义的细节意味深长，寄托了她对天下人自由自在生活的祝愿，也体现了她内心的理想和善意。同时，杜怡也如同瓦里娅照顾萨莎母亲一般，承担起赡养已故夏小松的父母的义务，以抚慰这对中年丧子、晚年凄荒的老人。不止是杜怡，1980年代成长的中国女性，大多是与爱、与自由、或与自己的选择相伴一生。
杜怡内心诚恳且明亮，完成了许多超越性别的事情。比如，为了谢绝胖卷毛，她不惜自毁身材模糊性别，吓退对方。而独自还债的代价颇大，但意志坚强的杜怡在这种挣扎和冲击中，发出了自己特殊的、不妥协的、独具魅力的声音。她不仅是为了实现他人的愿望而存在，更是为了遵从自己的内心，为了自己灵魂的安宁。再比如，她在做事时若与性别无关，便不会考虑性别问题；只有当性别问题阻碍行动时，她才意识到自己的女性身份。这种良好的女性主体状态，蕴含着启蒙力量与当代意义。当然，作为女性，她同样面临着难以逾越的束缚。作者将女性的命运置于20世纪宏大历史的背面进行展开，强烈的宿命意识和女性无法冲破“无物之阵”的悲怆感贯穿始终。小说开篇即点明这种命运的悲怆感是人类共有的——杜怡护送夏小松回国的国际列车上，俄罗斯女画家的魔力扑克牌便预示了她的悲剧命运，颇具寓言色彩。再如，她因爱而遭受的苦难，包括被断指等，几乎触及了女性承受的极限，展现了毫无希望的女性宿命。
钟求是采用一种健康、朴素且充满智慧的方式，既直面问题又不夸大其词，来讲述女性的生活与成长，以及女性在社会的遭遇和命运。他对杜怡给予了深切同情之理解，甚至表示赞同。他洞察到各种细微的性别政治和权力关系，意识到女性在其中面临的问题和不利处境，同时又不被受害情绪所左右。他正面地表现了性别问题和性别意识，又能表现出女性在无奈命运中的自主与自如。例如，在性别意识方面：为了偿还夏小松治病的借款，也为了生存，她向丝丝求救，做了陪酒女郎；她甚至充当所谓行为艺术《天问》的静态裸模，以背部为“红膛脸”书法家做纸模；她还误入了胡姐的灰黑世界，但最终因不愿违背内心而选择逃离，即便在逃离后不惜被胡姐派人切断一枚手指。再如，她深知自己与“我”之间并非爱情，尽管她在精神上努力引导他，但终究因各自成长背景的差异，而无法真正地相爱。她明白，他们只是两个缺爱的人，临时性伴侣罢了。她的小手指，“我”的中指，两个各缺失一根手指的青年男女，偶然相遇，彼此珍惜。她购买了我音像小店里的专辑《氧气》，而她也经营着一家兼收旧书的外文书店。如此性格迥异的两个人，尽管存在力比多的吸引，但终究仅是源于身体本能的需求罢了。一次次高潮后，是“缺氧的感觉淹没我们”。“快活过后，是一种说不清楚的虚空。我知道，两个人的内心还没打通，到达不了相知，也就够不着相爱。够不着相爱，自然也就托不起真正的快乐。”“快活不等于快乐，快活属于身体，快乐属于内心。”再如，她因既不愿勉强他人，又不想麻烦弟弟，于是选择悄然离去，将自己与孩子安置在远方，过着不被打扰、自在自足的宁静生活。杜怡也终于真正迎来了能够“呼吸”自由空气的自洽时刻。
钟求是的书写透着智慧与深刻，小说中三位女同学——杜怡、丝丝、张汝娟的命运起伏，犹如三条各异的人生道路，折射出社会变迁与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同个体的抉择与作为。她们曾是同窗好友，更是社会的三个横截面。然而，因各自素质与生活环境的不同，她们最终走上了截然不同的道路。小说还塑造了众多具有时代特征的人物，如多余人“我”、上京解难的各色人等、所谓的前卫艺术家、新型老板、各类捐客等。作者对他们的处境与抉择有着深刻的洞察。此外，游走在灰黑地带的通天人物胡姐，也得到了作者足够的理解与尊重。我认为，这种女性书写不仅源于作者的工作经历和自身教养，更在于他对人生认知的透彻。他明白，作为男性，无论是否愿意，某种特权的约定俗成使得他们在婚姻、家庭、生养孩子、工作等场域中大多优越于女性。例如，多余人的“我”作为男性，致使女友怀孕却懦弱不敢担责，展现出巨婴行为，并以细腻透彻的笔触描述“我”的微妙心理。作者对此心知肚明，洞悉并体认到男性的自私。同时，小说也展现了杜怡在生死涅槃中的日渐健朗，她逐渐走向内敛，变得独立与自主。在这个意义上，杜怡显得尤为了不起。
此外，小说独特的圆形叙事结构，从阿尔巴特街的油画开始，到油画回归挂在民宿墙上，以主人公夏小松的坟墓作结，在圆形叙事中展开人物命运的故事，使小说首尾呼应，相生相映，形成一个圆满精巧的小说迷宫。小说故事充满窒息感，谜面与谜底皆围绕着杜怡在困境中不断突围破界：生存与情感的纠葛、跌宕的人性纠缠、理想的破灭和命运的起伏，叙事节奏深沉凝重，如同屏住呼吸。结尾处，杜怡终于“等待”并找到自在“呼吸”的时空，而内心日益澄明的理想主义者杜怡也沉静如佛，她最终成为了她想成为的人。
（作者单位：广西文艺评论家协会。原载《当代文坛》2025年第6期。注释从略，详见纸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