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华语文学巨擘，白先勇以其细腻婉约又略带挽歌情调的笔触，创作出了一系列脍炙人口的作品。它们大多聚焦于台岛一隅，书写往日名流们令人感喟的今日生活，从《游园惊梦》到《永远的尹雪艳》，莫不如是。然而，这两篇作品又同中有异——如果说前者重在通过意识流技法强化人物命运的今昔对比，那么后者则是将旁人命运的“巨变”与主角尹雪艳的“永恒”并置。相形之下，《永远的尹雪艳》更显出几分难以抚慰的苍凉。
小说中的尹雪艳无疑是一个身具异质性的“他者”：随着时代社会的骤变，文中的配角们大多遭遇了巨大的身份起落，但尹雪艳的地位及其魅力却始终岿然不动。在他人眼中，尹雪艳无论何时都优雅端庄，举止得体，似乎外界的一切变化都与她无涉。
但事实上，尹雪艳及其“永恒性”是被小说中的其他人物（乃至于作者本人）塑造出来的。从叙述角度看，小说看似采用了全知视角，却始终没有触及尹雪艳的心理世界，只是将其生活遭遇及旁人对她的评价如实呈现，而作家本人并不对此加以臧否。于是，尹雪艳的“永恒”与不变，就在闲杂人等“变化”的衬托下显现出来。就像小说开头所说，那些曾经为尹雪艳豪掷千金的“五陵年少”们，“有些头上开了顶，有些两鬓添了霜”，有的谪居降职，也有的骤然煊赫，但“不管人事怎么变迁，尹雪艳永远是尹雪艳”。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当变化成为主流之后，不变的人就成了别人眼中的“他者”，尹雪艳这一“他者”在魅力无限的同时，也藏着某种神秘的危险。正因如此，有些男人视她为祸水红颜，有些女人则对她暗中妒羡，但更多的人沉迷于这种神秘。就这样，在他人的打量与评价中，一个“永远的尹雪艳”便被塑造了起来。
尹雪艳的“他者”形象之所以迷人，或许还因为她的身上承载着一个城市（上海）的镜像。对于这点，作者在小说中几乎给出了明证：“好像尹雪艳便是上海百乐门时代永恒的象征，京沪繁华的佐证一般。”在这个意义上，白先勇笔下的尹雪艳又可以和王安忆笔下的王琦瑶两相比较，她们同为上海旧都市的镜像，同样是献给过去的一曲挽歌，却以近乎截然不同的方式呈现出来。如果说王琦瑶是偶尔从“变化”之内抽身而出，进而窥探“变化”本身，那么尹雪艳则是始终独立于“变化”之外，以一种“我自岿然”的状态静默旁观。可以说，恰恰是这种超然的旁观深化了小说的悲剧性，也让读者得以从尹雪艳的“永恒性”中握住几缕旧时代的残影。
当然，尹雪艳的“永恒性”并非作者强行赋予，而是通过小说中的“重复”因素体现出来。与尹雪艳相好的人，最后大多难逃惨淡的命运——棉纱财阀王贵生、金融巨子洪处长、台北新贵徐壮图……他们先后与尹雪艳结交，也一一湮没在时代的尘埃里。这些人与尹雪艳交往的故事构成了一个环形结构，而尹雪艳则居于这个结构的中心，成为整个圆环转动的动力。
解构主义的代表人物希利斯·米勒提醒我们，重复不仅制造了文本内部的循环，还使意义始终处于延宕状态。这一观点强调了小说“重复”结构背后的变化。尹雪艳与几个男人的故事，从结构上看具有一致性，却也内蕴着各不相同的质素——有人是想借她追求刺激，挑战“煞星”的谶言；有人是想借她装点门楣，作为自我身份的体现；有人则是将对旧日上海的梦幻向往投射在她的身上，视之为往昔繁华的象征……
及至小说结尾，关于尹雪艳的故事还在继续：“吴经理又带了两位新客人来。一位是南国纺织厂新上任的余经理；另一位是大华企业公司的周董事长。”从王贵生、徐壮图到余经理、周董事长，人们带着各不相同的欲望和目的前赴后继地奔向尹雪艳，预示着这个永恒的圆环结构仍在继续转动。许子东认为，所有人都看到了中国的变化，唯有鲁迅看到了中国的不变。从这个角度看，白先勇则是把握住了时代变迁下欲望的恒定不变，并将各色人等的欲望投影到主人公尹雪艳的身上，使这个神秘又优雅的女人成了旁人欲望的客观对应物，同时也阐释了欲望的难以实现。因此，“永远的尹雪艳”事实上也可理解为“永远的欲望”，以及这种永恒欲望的幻灭。
李欧梵在其著作《上海摩登》中，以不无感伤的笔调追忆了那个已然逝去的老上海，对于此种情绪，白先勇、王安忆等人或许亦会心有戚戚焉。然而，王安忆笔下的王琦瑶已经在公寓中孤独地死去，白先勇笔下的尹雪艳，是否依然美丽如初，永恒不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