稍微观察当代文学史研究的现状，我们便不难发现，虽然文学史细部的研究还在进行，但是，鲜有产生重要影响的文学史著作推出。这说明了两个问题：一是文学史作为曾经的显学的地位正在发生变化；二是年轻的文学史研究者越来越稀缺。这是一个特别应该引起我们注意的问题。
张炯先生的《中国现当代小说史》出版于2022年,是最为切近的一部具有文学史同等价值的小说史。这当然和张炯先生的学术积累和专业背景有关。张炯毕业于北京大学，工作在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这两个单位都是中国文学史研究的重镇。除了文学的现场研究和学术组织工作外，文学史研究和写作亦是张炯的重要工作内容。比如，他曾主编《中华文学通史》，担任过《中国新文艺大系·史料集》的主编和“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丛书”的常务编委，参与主编过《中国文学通典》，2014年又撰写了《中国当代长篇小说发展史》。这些工作让他积累了丰富的文学史写作经验。他编撰《中国现当代小说史》，是最合适的人选。
这部小说史的起始时间有别于以往著作。一般的文学史都将五四新文化运动作为新文学的起点。严家炎先生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将中国新文学的起始时间向前推进到1890年。这一年，陈季同的《黄衫客传奇》在法国发表。法国文学史不会写到陈季同和《黄衫客传奇》，我们对此也要熟视无睹吗？因此，将《黄衫客传奇》的发表视为“新文学的发生”，是严家炎先生非常了不起的发现。现在，张炯先生将《中国现当代小说史》的起始时间定在1911年，我觉得也是非常有历史感的。社会历史变迁和文化影响并不构成完全对应的关系。所以，张炯先生从这个时代开始他的“现代”，也有充分的道理。
这部小说史的主体内容，基本是由作家作品构成的。张炯先生敢于立论，敢于指认哪些作家可以写进文学史。特别是对于当代作家，这一点尤为困难。这不仅需要知识，更需要胆识。我们知道，一般的文学史，包括小说史，大多是由“文学事件”和文学本体构成的。“文学事件”，本质上都是“政治事件”，不单纯是文学或文化事件，背后都有鲜明的政治性。“史学化”的强化，削弱了文学史的“本体性”。文学史的“本体”应该是什么？朗松强调，文学史认识的主要客体，应该是文学作品。因此，对文学作品的讲述——其谱系、传承关系，其创造性、新的审美经验以及文本分析，是文学史的“本体”。
近年出版的鲍鹏山的文学史《中国人的心灵——三千年理智与情感》，从《诗经》讲到《红楼梦》，基本是以作家作品为主。他断言，这50多位作家的作品是“中国人的心灵史”。他的一些断语是否正确，是否被古代文学史界接受，是另外的问题，但他讲了文学史的“本体”，这个观点和路径是正确的。从这部文学史，我们可以看到，鲍鹏山没有过多地讲述“历史”，也没有涉及太多的文学“事件”。他在建构他的文学史时，选择的基本都是经典作家作品。他通过这些作品，表达了自己对古代中国心灵的理解。这种方法，古代文学可以做到，因为古代文学已经经过了历史化和经典化，有公认的经典作家和作品。但当代文学史要困难许多，因为当代文学的历史化和经典化还没有完成。因此，有“文学经典”和“文学史经典”的差别。
最近，我们也看到王德威主编的《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以世界的眼光看“‘世界中’的中国文学”。他采用了编年模式，“回归时间/事件的朴素流动”；然后，“选定时间、议题，以小观大，作出散点、辐射性的陈述”。他不强求一家之言的定论，在意的是对话过程。值得注意的是，王德威的体例中也有文学的“事件”，比如1952年的“文学史的异端”、1988年的“重写文学史”等。
可以说，文学史著作对当代“文学事件”已经有充分关注。比如朱寨先生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写的基本都是“文学史事件”， 这是“当代文学思潮史”的性质决定的。从这里，我们也可以明显看到文学史和思潮史的区别。所以，张炯先生的《中国现当代小说史》为当代文学史的写作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例，这就是注重作家、以作家作品为本体的文学史写作。
从《中国现当代小说史》的书名，我也想到一个问题：“当代”有没有下限？这部书写到了2020年的作品，所以，“20世纪中国文学”“百年中国文学”等概念都难以涵盖这部小说史的内容。但“当代”已经“当代”了76年，我们还要“当代”到何时？“当代”的下限何时了？学界讨论过这个问题。《文艺争鸣》曾专门召开过会议，但不了了之。而现在，这个问题似乎又凸显出来了，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并凝聚新的共识。
（作者系沈阳师范大学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