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如何，我们都必须承认，要想在差不多已经被作家们深耕过无数次的“文革”题材领域翻出那么一点新意来，都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但南飞雁短篇小说《八米房》（载《收获》杂志2025年第6期）的引人注目，恰巧就集中体现在这一点上。
虽然一开始，叙述者就强调，“按老蔺的说法，他跟台湾扯上关系，是在夏天，至于哪一年，倒记不清了。”但等到故事情节差不多推进到一半篇幅的时候，却又出现了这样一种明确的时间表达：“自从借调到场部政治组，老蔺没少写稿子，还应邀去过一趟福建，给前线广播电台送稿。那是他第一次出远门。老蔺说那年距离花园口发大水整整三十五年。”众所周知，花园口发大水的那一年，是全面抗战爆发后的第二年，也即公元1938年。1938年加上三十五年，故事发生的具体时间，其实是1973年。如此一种情形，虽然称不上自相矛盾，但也显得有那么点饶有趣味。不仅如此，作品所集中讲述的，虽然是那个非常时期的苦难生活，但在基本的叙述腔调上，却总是会在字里行间透出某种带有戏谑意味的幽默色彩。比如，“山叔魁梧，身子沉甸甸的，目光沉甸甸的，说话也沉甸甸的，别说一个年轻女同志，就算真来了一个排的年轻女同志抢喇叭，也抢不过真当过排长的山叔。”连用三个“沉甸甸”不说，而且还要设想一个排的年轻女同志抢喇叭的那种情形。如此一种叙述话语，戏谑与幽默色彩的具备，可以说早已溢于言表。与此同时，需要注意的，还有小说标题“八米房”来历的巧妙交代。作为故事的主要发生地，“八米房”可谓承担过诸多功能。首先是会场：“八米房是九分场的地标建筑，宽八米，长二十五米，解放前就有了，当过仓库，住过壮丁，办过医院，做过车马店，安置过难民，眼下临时腾空当会场。”然后，是主人公老蔺的出生地：“生我那天，几个姑奶姨奶围着你奶奶，在八米房东山墙南角，有的我。”接下来，又是花姑紧急抢救蔺氏家族食物中毒者的地方。再有就是，台湾那边的来信中，竟然也会把八米房当作自己的老宅：“把‘蔺兄运来先生’当成了亲人，把八米房当成了老宅，把蔺家坡当成了故土。”顾名思义，这一特定场域之所以被称之为“八米房”，主要因为它的宽度为八米。在作家南飞雁笔下，这个“八米房”既是苦难的见证者，同时却也见证了人道层面上的历史温情。
肯定是拜那个特定历史年代所赐的缘故，作品中的苦难集中体现在这样两个方面。其一，由于老蔺过于贪恋与红枝的私会，故意拖延跨过颖河老桥的时机。结果只能是事与愿违，竟然被周叔带来的两个场部民兵抓了个正着。这样一来，一直受庇护躲避被“开会”命运的老蔺，便在劫难逃地必须被带回场部，在八米房接受“开会”的命运。不能不指出的一点是，这里的所谓“开会”，也就是批判会的意思。在当时，由于“出身复杂”，属于被“控制使用”对象的缘故，如同老蔺这样的身份特殊者，必须时不时地接受来自于革命群众的批判。其二，意外遭到“开会”不说，关键问题还在于，由于“开会效果不理想，老蔺还会被盯着不放”。怎么办才好呢？几位蔺姓长辈最终商量的结果，是利用在场部政工组工作的卫红旗卫叔手中的权力，把他设法借调到政工组，在“控制使用”的名义下写稿子。没想到，由于他工作表现出色，极有可能被“以工代干”的时候，却偏偏就有人以匿名的方式检举。既然有人检举，而且老蔺他们也一时间拿不出切实地证据来，所以，“就灰溜溜回来了，还是开拖拉机，还是‘控制使用’”。遭受这一打击后的老蔺，所强烈感觉到的，就是一种对人生的绝望，唯其绝望，也才会是“他哭，拖拉机也哭，夜色无边无际，平原无际无边，弥散的只有他和拖拉机的哭声。”这里的一个妙笔，就是拖拉机竟然也会与在感同身受的情况下陪同主人一起哭泣。
与苦难紧密交织在一起的，是一种殊为难得的历史与人性的温情。具体来说，这温情，也集中体现在这样几个方面。其一，是文伯的想方设法让老蔺避开“开会”。不仅总是在名字的问题上打马虎眼，而且还总是要安排他这个“孩子乖”到平顶山去拉煤。具有反讽意味的一点是，文伯竟然还特别振振有词：“不让五一去让谁去？让他一个出身复杂的壮小伙在家，让老贫农去吃苦？运动好几年了，你们就这阶级感情？”其二，是老蔺被带到八米房“开会”的时候，不仅文伯一下就学了一个多小时文件，而且蔺运来、蔺运好、蔺运山他们蔺氏家族的几位，硬是在台上不管不顾地东拉西扯，最后彻底打乱了批斗会的节奏。其三，眼看着老蔺侥幸躲过那一次在八米房的批判锋芒后就要在劫难逃，蔺氏家族的几位竟然极富智慧地想出了让卫红旗卫叔把他借调到政工组从事对台宣传工作的锦囊妙计。其四，老蔺的对台宣传工作，之所以能够搞得风生水起有声有色，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就是因为有文伯他们及时提供的那九个去台人员的名单。有了这九个人的存在，老蔺才能够真正做到有的放矢。问题在于，就在他不仅工作顺利，而且眼看着就要因此而“以工代干”的时候，却发生了一次情况极其严重的被匿名举报事件。举报的焦点，集中在了那九个去台人员身上：“有人举报，说老蔺写稿的那九个对象全是编的，而且指名道姓说是文伯编的，他不惜欺骗组织，欺骗上级，除了妄图包庇老蔺，说不定还想破坏祖国统一。”老蔺之所以被迫再次成为拖拉机手，正是因为这一次的被举报。但也就是在这一关键的时刻，奇迹突然发生。一个名叫梁生明的人，突然给蔺运来写来了一份热情洋溢的信件。不仅是这一封，此后竟然还陆续有航空信从台湾那边寄来。从根本上说，正是这些源源不断寄来的信件，彻底改变了老蔺以及文伯他们在劫难逃的不幸命运：“老蔺说他也好，红枝也好，文伯们也好，在比叶子还稠的日子里，都像是这一捧蝌蚪，‘被命运掬起，走投无路之际重归于水’。”问题的要害处在于，难道说那九个人真的是一种实际的存在吗？答案自然是否定的。却原来，事情的真相是，一个老家为河南新乡的大夫，当年“没少去蔺家坡，在八米房治过病救过人”，被不幸裹挟到台湾后，不仅留心到了署名为“蔺劳动”的稿件，而且还陆陆续续记下了那九个人的名字。是他，在深怀思乡之苦的情况下，以冒名的方式“替梁生明们写了家书，只想聊以慰藉海峡那边的亲人”。没想到的是，他的如此一种行为，竟然歪打正着地改变了老蔺与文伯他们的不幸命运，真正成就了一段“被命运掬起，走投无路之际重归于水”的人生传奇佳话。倘若说艺术想象力是关乎小说写作思想艺术成败的一个关键性命题，那么，在短篇小说《八米房》里，最能见出作家南飞雁非同寻常艺术想象力的一点，就是关于台湾来信合乎逻辑的想象与虚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