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的缪斯的独特的面部表情”，这个有些拗口的漂亮短语来自诗人奥登，他说出的，是那些卓越作家们一生的追求，是极具个人性的文字标识。换句话说，就是：即使蒙住名字，或者完全地隐去名字，阅读者也能在短短地读上三四行字之后，嗅到唯属于他的那种个人气息，然后准确指认：这，是某某某的作品！是他写下的！我可以百分百地确定！就阅读而言，这种强辨识度往往建筑在语言风格上，但它又不唯是语言风格，而是语言的独特、话题的独特和言说深度的独特的精心综合——就像儿童文学作家舒辉波的文字所呈现得那样。
毫无疑问，在儿童文学中，舒辉波是那类高辨识度的“另类”作家，是林外的树，他的写作足以呈现那种“个人的缪斯的独特的面部表情”；进一步说，舒辉波的儿童文学写作特点鲜明，甚至是太鲜明了，以至于以儿童文学的旧有范式无法完整地“套住”他，他更多地会走向一个边缘、一个界限、一个“窄门”……他有意在一片荒芜之地上建立自己，并独立成长。我想我也必须承认，舒辉波个人标识的建立并非来自于语言或独特新颖的“开创性结构方式”，虽然在语言和结构的尝试上他也是极精心、极注意的。但，它们不足以以某种“单向度”让舒辉波强力呈现，面目清晰。事实上，真正让舒辉波标识明显的是内容，是他与众不同，特别是与诸多儿童文学作家极不同的关注点，是他直面生活、生命粗粝并取下滤镜的现实追问，是他始终把链接着自我血管和疼痛的“我思”放置在里面的深入和深刻……
“越对生活有意义，小说（文学）的格就越高”，列夫·托尔斯泰的这句话始终是一个无法回避的卓见，对成人文学来说如此，对于儿童文学来说，亦是如此。舒辉波的卓越不同更多地呈现于他在儿童文学写作中加重着的“思”的重量，其难度，当然较之成人文学尤甚。说实话，这是舒辉波的写作最为吸引我，也是能让我在众人之中一眼将“他”认出的最核心部分，也是我愿意将他看成是“同道”的核心部分。将关注点放在那些被习惯忽略的“边缘孩子”的身上，让他（她）们同样能被文学的光照见，以真实和真诚来完成生命的现实书写，并始终注意着对“这生活”的审视和思考——这是舒辉波儿童文学创作的个人特点，关键是，他在我前面提及的这几点上，都努力地“推向了极限”，努力成为走得最远的那一个。
“个人的缪斯的独特的面部表情”。要建立独特性的文学标识，勇气是重要的，抓住自己的敏感点，不被流行思潮和习惯导向所左右是重要的，精心的掂兑让自己的文字能在好和更好之间选择是更重要的。它们一直是综合考量，“缺一不可”的——在这点上，我们当然也能看出舒辉波的精心与耐心。
当然，我所做的这种概括性表述必须要有较充分的文字佐证为依据，必须要与舒辉波的文字呈现相匹配——否则，它就可能是虚假、矫情甚至谄媚化的那类批评。阅读批评文字时可见的是大山分娩般的“地动山摇”，诞生神灵湿婆时都未必有那样的动静，而怀着期待甚至是迫不及待的期待去阅读文本时，却发现其内核不过是只灰溜溜的小老鼠，仅此而已……在阅读过几乎舒辉波“全部”的已完成的儿童文学之后，在写下前面的文字重新从头审读的时候，我也不得不怀着忐忑重新审视和梳理——我的指认是否已言过其实，我是否是出于对思想的偏爱而将这种偏爱过度强化了，“终于”在儿童文学书写中见到了具有问题意识和形而上思考的作家，便因喜爱而产生了盲目？是的，我不敢保证自己的这一心理完全对自己没有影响，但我也更愿意，努力地、更努力地在舒辉波的文字中找到佐证，以证我“此言非虚”。舒辉波，当得起我怀有敬重感的评价。
我准备，先从“不”开始，然后到“是”。所谓的“不”，是想指认在舒辉波那里强烈的、与惯常习见的儿童文学的不同之处；而所谓的“是”，则是要言及在舒辉波的写作中，与整个儿童文学经典序列中共有的精神品性和艺术品性，是那种符合艺术标准的共有品质，包括致力于趋向经典的那个趋向——“不”与“是”，可从不同的艺术向度中将舒辉波“个人的缪斯的独特的面部表情”聚合完整。
先说“不”。
习惯上，我们当下的儿童文学书写，多集中于（甚至可以说，全部集中于）体格健全、心智发育良好、生活相对无虞的“正常”孩子，即使他们要遭受挫折、失败和家境变故，即使他们身上拥有过度顽皮、固执、自我或者丧失自我的一些问题和弱点，但总体上他们是健康的也是内心良善的，他们所遭遇的内在及外在困境是完全可以通过爱和一个个动人的事件来治愈的……在这里，我没有半点儿指责这个“习惯”或者批评儿童文学的普遍共识的意思，绝对没有，它具有强大而现实的合理性，因为它所书写的是绝大多数孩子的“可能生活”，绝大多数孩子会从对“这部”儿童文学的写作中看到自己，“身临其境”，“感同身受”，进而获得滋养和智慧，进而影响着他们的未来可能——问题是，我们当下儿童文学的现实书写，“实际上是以一批当代畅销童书为代表、以轻松怡人的城市中产阶级儿童生活为主要对象的现实。在这些作品中，一大批儿童和他们的生存现状被遗忘在了儿童文学世界的边缘”。（方卫平，《童年写作的厚度与重量》）——这种倾向已占有主流。舒辉波不，他不局限于此，而是有意地选择了不同，选择关注那些一直被忽略和漠视的，甚至被有意“躲闪”的那些孩子，进一步，是那些匮乏身份认同感和自我价值确认的，是那种身体上、精神上、心理上“有残缺的孩子”，譬如极度贫苦、不得不以单薄的身体支撑生活的孩子戚海燕、覃图南，譬如身患白血病早早离开人世的女孩百灵，譬如失明的小提琴艺术家张哲源，譬如……这个枚举几乎可以“无限”，这是舒辉波写作中的“重头戏”。他竟然在儿童文学中专注于苦难、残缺，专注于那些很不一样的少年的成长路程；他选择了边缘，选择了边缘中的某些边缘，甚至在世界儿童文学中都属于“稀缺”的部分……所有写作者都知道，在一个能够有诸多的“已有经验”可借鉴的惯常区域里写作相对而言是容易的，而且容易达到高格（就像在中国，成人文学中，乡土文学相对发达，优质的作品出得也多），独自地进入到陌生和荒芜之地，需要的往往不只是勇气（可能在这个冒险中勇气是最可忽略的部分），而是一系列“极端性”考验，它甚至会逼迫作家一次次地怀疑自己的才能，从精神上击垮他。是故，即使一些了不起的大作家，他们也会选择背靠“已有经验”，让人们能从他崭新的文本中早早地嗅出其中弥漫的经典气息。是故，我欣赏舒辉波选择“不同”的勇气，更欣赏的是他让这个“不同”能够更为艺术、更为动人和更有启示性的能力。让光照见那些体格健全、心智发育良好的孩子，也要照见那些被忽视和漠视的特殊孩子，让那些真正被忽略的生命获得理解、体恤和尊严，这是舒辉波在题材选择上的有意坚持。
习惯上，我们的儿童文学写作偏重于想象，偏重于建造一个幻美的世界，偏重于某种意味上的“洁净”——如果说，在成人文学中现实主义风格的文字占主流的话，那在儿童文学中，幻想、想象和明显虚构的文学则占有主流。即使在那些拥有现实主义风格征质的儿童文学中，偏重于将生活相对地“简单化”“纯净化”“幻美化”，也是一种普遍自觉——没错儿，我也绝没有否定在现实性文学注入想象力的意思，没有否定相对简单化或纯净化的意思——因为文学（尤其是小说）的结构方式、讲述方式和接受方式都需要削繁就简，更因为出于保护孩子健康成长和文学引导性的角度考虑，现实性的小说也不应将现实中的一切都纳入书写中……然而，又涉及文学需要的平衡和危险平衡了，当下的境况是，我们的儿童文学习惯利用想象的薄膜将生活“罩住”，将它变成一个近乎无菌的温室，从而形成了一种有隔膜感的虚假生活。舒辉波不，不同，他选择的是与这个习惯拉开距离，甚至构成悖异：他要的，在文学甚至自己的想象性文学（譬如《鲸骨花园》）中想要的，是那种不回避的直面，有时则是对于孩子生命的某些极端境遇的有意直面，是那种我们时常要背过身去的“真现实”。在一则访谈中，在谈及极具影响的《逐光的孩子》时，舒辉波特别谈到自己写作它的初衷：“我希望我们的孩子，享受生命的欢欣，也能直面人生的难题。这才是他们将要面对的真实世界和人生，既美好，也残酷。”——这，就是舒辉波要在他的文字中呈现的现实，它是一个复合的、多重的、有着正和反以及漫长的灰色地带的“复杂之物”，我们不能只取其中的一个向度而忽略其它。我想，刘绪源先生在《梦想是生命里的光》的序言中说出的大概是多数阅读者的一种普遍情绪：“有一种文学，它让你爱，也让你怕。你很想读它，但又有点不敢读。它像一团火，远远地跳动着，诱惑着你，而一旦捧起来，又会灼痛你的手……”刘绪源所说的这种情绪在我身上也有，这也是我迟迟不能完成对舒辉波评论的原因之一：我无法一口气地将所有作品读完，我必须要有“中间调整”，以免被舒辉波提供的那种“沉重”给压住。我们看看舒辉波写下的生活吧：王丽华、王美华姐妹交不起学费，只能一个人上学，为了维持家用，她们每天夜里都要制作拖把然后在天不亮的时候到市场上叫卖（《未完成的再次访问》）；郑天齐的父亲先是在打工时摔断了腿，祸不单行，母亲也随后摔伤，家庭的重负早早地落在了他的身上，他跟着商贩去武汉打工（《天使的眼睛》）；离开收养他们的“妈妈”，流星和妹妹安琪儿被骗入某个犯罪团伙，他们和一群流浪儿童卖报纸、卖花或者乞讨，成为敛财的工具（《飞越天使街》）……同样，舒辉波的这一孤绝的直面选择是艰难的，而且是有“代价”的。是的，他应当清楚他走向孤绝的代价，但他还是选择了“不”和“不同”。
习惯上，我们的儿童文学写作因为儿童性的需求，会在故事和故事的温暖上用力，往往不会在思考性上过多用力，更不会在形而上的议题和思考上用力。我依然会为这种习惯上的约定俗成辩护，它是具有道理性的，要让孩子们理解、接受和喜欢，我们不得不适应性地有所妥协——然而，在舒辉波的写作中，他却有意地说不，有意不同。他的写作，有时是会以追问为核心的，是以思考性的议题（生活如此？非如此不可？有没有更好的可能？）为内在抓手的，在舒辉波的写作中，多次地出现对生命价值、生命意义、这样的孩子能做什么、我们何以在这个世界上自处的理解、阐释和追问，它们分布在舒辉波文字的节点处，成为里面或明或隐的光。
当然，在舒辉波的写作中，还有诸多的非常具有个人性的“不”，限于篇幅就不一一枚举了。在言说过他的“不”之后，我需要说“是”——在写给另一位儿童文学作家任富亮的一篇评论中，我曾这样写下：“我们想向儿童文学要什么？或者，换一个说法，什么样的儿童文学才是我们心仪的、召唤的、优秀的儿童文学？关于这个议题，可能一千个人有一千个各有不同的答案，然而我相信无论它们有多少不同，但属于共有的基本点还是固定的，坚实的。譬如，我们需要它有故事的曲折和生动，能够让孩子们在其中徜徉；要有童心和趣味的始终笼罩，能够‘捕获’孩子们真诚而单纯的心；要有融解在故事里的‘教育意义’，它们潜在地影响孩子们的认知和认同，潜在地影响孩子们之后的成长与行为。当然，即使是儿童文学，我们也需要解决属于文学内部的共有性技术问题，它要保障文学的基本质地和逻辑严谨，要布局匀称、环扣扎实、细节动人……如果我们再要得多些，苛刻些，我还希望我们的儿童文学在提供好玩的故事、曲折的情节和应当褒有的教育意义之外，还能有一些悲悯和体恤的注入，它让我们理解那种境遇以及那种境遇之下的行为选择……在儿童文学中注入悲悯性，是最为难能可贵的，如果能做到这一点，我们的儿童文学就可以说到达了‘高格’，是我们希望和期待的佳作，它就具备了经典性。”（《把意味融解在波澜丛生之中》）我要谈及的“是”，当然要与前面提及的“优秀的要素”相对应，是基于优秀儿童文学标准下的审察：我们要看，他做到了没有，是否具有优秀儿童文学的基本“共相”，具有那种经典性气息？同样出于篇幅限制的考虑，我也愿意再次地削繁就简，言说最具核心和代表性的“要素”。
教育意义，是舒辉波儿童文学中最为核心、最为显赫的一点，是他愿意为孩子们写作的“最大支撑”，正是这份“教育的责任”才更多地使他走向绝决和荒芜，让他的书写专注呈现为现在的样子。文学中的教育与惯常理解的教育有所不同，它拒绝灌输，拒绝居高的说教，拒绝或基本拒绝把“教育内容”以直白、长篇大论的方式说出来——它要的是潜移默化，要的是把药裹进糖里，要的是通过故事的方式让孩子们获得共鸣和唤醒，要的是让孩子在“那个故事”里寻见属于自己的东西，进而反思、审视和“被影响”，暗暗地生出对于“更好的自我”的向往……“真正优秀的儿童文学不是儿童生活的简单堆积，亦非对于小读者的一味取悦，而应在看似清浅的文本中蕴籍深邃的人生哲理和坚持的生活态度”，“我努力捕捉黯淡生活里犹如夏夜的萤火虫一样不断闪烁着的希望和梦想”，“其实，成长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认识自己的过程。我们无法经历战争（但愿永远不要经历战争），但是，我们可以通过‘战争’这个舞台来认识故事里的‘人’，再把这些‘人’当作镜子来反观自己，来认识自己，通过共情来体验丰富的人生，了解丰富的人性，从而也让自己成为一个丰富的人……”这些文字引自舒辉波的访谈和书的后记，由此，透过这些文字，我们可以看到舒辉波的用心和“教育”期许：一、并非一味取悦，它意味着更重要的目标，那就是朝向其中的蕴籍，包含着对人生哲理和坚持的看重，它，当然属于教育；二、努力捕捉——那些既美好又残酷的人生中，希望和梦想可能是弱的和更弱的，但它的光却始终不可忽视，这也是舒辉波文字中固执的包含，它，当然还属于教育；三、认识人，透过他者来认识自己和相关的事物，并由此获得不一样的精神体验，它，当然还属于教育。作为作家和老师，舒辉波有着一颗恒定而持久的“教育之心”。我想，他选择将那些被漠视甚至被侮辱和损害的生命作为主要的关注点，选择“让你爱也让你怕”的那类生活作为书写对象，其本质也是出于向美、向善和向死而生的“教育”，他愿意以个人之力将被大多数人（包括孩子）忽略和漠视的人生在文学和它的记忆中呈现出来，他呈现这些，不是为苦难而苦难，为残缺而残缺，而是让我们的目光能够“看见”这样的人生，这样的个人，这样的命运，进而唤起我们的同情心和尊重感，进而让我们能够产生悲悯。在儿童文学中注入悲悯性，是最为难为可贵的，然而在舒辉波那里，在他的写作的全部文本中，悲悯和体恤几乎在每一篇中都有，每一篇都是。我想我们还可以看到，在言说了诸多的苦难、疼痛和残缺之后，舒辉波始终悄然地为他所写下的故事注入着——“孩子虽然他的人生刚刚开始，相对于成年人来说他是弱者，但是他们身上一样有属于自己的勇气和力量。”是的，舒辉波注入着力量，在那些贫弱的、幼小的孩子身上，他相信。在他笔下的那些孩子，有着明显的身体和内心的“残缺”的孩子，经历着多数孩子根本不可能在那个年龄经历的种种苦难和挫败，然而，在他们的身上，也始终有着坚毅的向美、向善、向好的内在力量。“儿童文学创作应该正视儿童内心的苦难和伤痛，并用独特而有意味的细节将之表现出来，使苦难显示出力量，这种力量不只是感人的力量，更是引人向上、助人成长、给人欢乐的力量。”李东华在《儿童文学：如何面对和书写苦难》中写下的这段话，或可作为舒辉波写作中“教育意义”的一种有效注解。
语言的美感，以及故事的曲折和生动——我们也可把它看做是艺术性的议题，它是文学尤其是儿童文学的基础性保证，作家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甚至说过一句既片面又深刻的话，他认为“深刻的思想不过是一腔废话，而风格和结构才是文学的精华”。是的，它属于片面深刻，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轻视思想在文学中的作用，但艺术性也是文学最不可或缺的部分，一个作家如果在艺术上没有建树，就意味着在文学上毫无建树——请原谅，我愿意一直保持这一偏见性的苛刻。在这一苛刻的审视中：舒辉波的写作是否具备我们所要的“艺术性”呢？一，先从语言谈起。舒辉波的文学语言保持着一种平和的娓娓道来，它或多或少有一种质朴感，较少装饰性，但始终准确，有强烈的控制力。我理解，他如此“克制”非是不能，而是不为，他希望我们更多地把目光放在他所言说的故事上，而不是语词的表面闪烁上，这种取舍就像罗丹在雕塑完巴尔扎克雕像之后砍掉了太过吸引注意力的手。我说他非是不能当然要有佐证，譬如在《魔法师的猫》中，蝴蝶死在咪咪手上的那一节：“咪咪坐在漆黑的地下室里，望着那只飞舞的蝴蝶，那只透亮的、像光一样的蝴蝶，内心充满了悲伤。那悲伤远远地超过了一百条煎熟了的小鱼放进盘子，又一起从盘子里游进了小河……”在关键点上，他也是不吝啬自己的才华的。同时，他的语言还有意保持着回味的深意感，以及有意味的“歧意”，让你可有多重的解释然而任何一种解释都无法说清它的全部——这在他新近的《听见光》一书中表现得尤为成功。在儿童文学的写作中，能做到这点的可谓凤毛麟角，在我看来，这样的语言使用才是高格。二，故事能力。舒辉波深谙现实主义的技艺写法，也同时能够熟练运用现代主义和后现代的技艺写法，在我有限阅读的十余本他所写下的书籍中，舒辉波不断地运用着多重的技术方法，他写的始终有趣，有波澜，有意味。仅就故事性而言，《魔法师的猫》、《鲸骨花园》具有经典童话般的飞翔感和曲折性，故事中花样迭出，极富吸引，而像《逐光的孩子》《天使的国》《梦想是生命里的光》一类更有现实性的作品，则有意扎实、厚重、缓缓推进，并根据故事上的需要完成疏密调节，呈现出坚实的力量。《飞越天使街》，舒辉波以顺时为结构，然而最初的开始部分却是“悬置”的，它被变成了楔子（这多像是胡安·鲁尔福的习惯作法）；《听见光》，则约略地采用着后现代式的“碎片拼贴”的方法，对话的运用成为小说的复调性声部，强化着故事的新颖性也强化着哲思的丰富和厚度……舒辉波能够“随类赋形”，愿意为自己的言说寻找最佳的艺术呈现方法，他的做法非常值得称道。
或许，我还需要提及儿童文学的儿童性，这一点，舒辉波也不匮乏，只是，他也的确为了话题的重要而放弃了某种的取悦，我想这也是我们需要承认的；我还需要指认舒辉波文学中的平等性，他要求我们理解他所写下的那些人，首先是让自己能够理解，在他的每一篇文字中我们都能读出那种平等，那种真诚、耐心、直接而坦然的交流。在这个“不”与“是”的交织中，在有意的对习惯书写的拒绝和坚毅的艺术遵守中，舒辉波呈现出了他“个人的缪斯的独特的面部表情”，他的独特性坚持真得让人敬重。这篇舒辉波评论，我承认在这里我能言说的只是舒辉波的一个侧面，本来，我还想谈及童年生活对他的心理影响以及对他文学的影响，这当然是一个大议题；本来，我还想以同样的篇幅写舒辉波儿童文学写作的另一面，那种非现实性的、具有飞翔感的想象性文本，它同样值得细细品啜；本来，我还想言及舒辉波的阅读以及阅读的影响，就像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在《弑神者的历史》中对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指认那样，同时我发现，舒辉波也愿意在自己的文字中不断地提及自己读过的书——它同样可以是一个重要议题，我觉得。限于完成的时间和篇幅，也限于批评文字的“主题性”，我只能略取一隅，只在这里言说他的一个侧面，余下的，我也希望有机会能够继续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