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小说的“返乡”书写构成了值得关注的文学现象，其中问题意识尤为鲜明的部分，是对“新人”重回乡土的复杂经验的呈现。诸多文本中，满族作家端木蕻良的长篇小说《科尔沁旗草原》较具代表性。小说以端木家史为蓝本创作，描写了在南方城市接受了现代教育的“新人”丁宁返回草原，看到家族和草原所面临的危机，生发出自身的使命感——唤醒被压抑的“原始的力”。丁宁作为返乡“新人”的探索及挫折是贯通小说的核心线索，也是理解《科尔沁旗草原》乃至端木蕻良早期创作的关键。常见的观点往往把挫折归因于成长中的现代个体与多元历史时间之复杂关系[1]。实际上，与此同时亦有必要展开基于空间视角的审思。面对小说所揭示的返乡“新人”难以回嵌乡土、实现启蒙意愿的困境，探寻其背后的原因何在，有助于深入文本内部，认识这部作品的丰富性和独到之处。
一、返乡“新人”的挫折体验
处于“过渡时代”的“新人”有着难得的成长机遇，也往往面临种种难题。“新人”的挫折体验既是对中国文化传统展开深度反思的导引，也是审视过渡时代、乡土（边地）种种问题与危机的窗口。《科尔沁旗草原》中，“新人”的成长挫折主要表现为草原之“路”的窒碍难行——在时空秩序发生了深刻变化的草原上，个人已经难以在社会结构中发挥自身的能动性。
“行路难”的挫折体验，首先表现为丁宁未能规划出开展“新人”事业的可行路径。由于“父”和“兄”都已经离开支配家业、掌管家族事务的第一线，丁宁所掌握的权力与资源相当丰裕。丁家在草原上享有的优越地位、家族危机所赋予的中兴使命，再加上作为返乡“新人”所具有的现代知识和超前眼光，让丁宁对草原的命运产生了强烈的责任感。面对草原贫富分化、外国经济侵略等涉及社会结构的问题，丁宁试图以造就“新人”的方式，整合草原上支离破碎的地方史、家族史、个体生命史，使之融入跨血缘、跨阶级的统一时间方向。为此，父亲丁小爷，大山，少女春兄、灵子、小凤，都成为丁宁动员的对象。
不同于鲁迅笔下陷于困顿的返乡读书人吕纬甫（《在酒楼上》）、魏连殳（《孤独者》），也不同于巴金、王西彦分别在《憩园》和《穿越废墟》中所刻画的故地重游的匆匆过客，更不同于蒋光慈小说《咆哮了的土地》中回乡闹革命却时时需要为自己的出身辩白的李杰，对于一个雄心勃勃的“新人”而言，丁宁面对的似乎称得上是开创新事业的好环境。然而，丁宁所试图动员、启蒙的对象，都未能走上他所希望的“新人”道路：丁小爷以投机生意安抚内心的创伤，投资失败后在颓废中死去；曾经的玩伴大山与他分道扬镳；两位青春少女春兄和灵子，分别在土匪天狗和丁宁母亲所施加的暴力下遭难。“推地风波”则进一步拉开了丁宁与他所试图依靠的对象——草原民众之间的距离。在大山的动员和组织下，地户们商议决定借丁宁之父丁小爷投资失败、下落不明的机会，集体向丁宁施压，要求降低地租。丁宁先是隐瞒父亲的死讯，多方打探消息，掌握了地户们的底牌，又在后续的谈判博弈中，拿出了草原统治者“应该”具备的城府、凶横和狠辣。最终，在纷至沓来的诸多事件中，他成功地扮演了英明果断、洞察幽微的“英雄”地主形象，瓦解了地户们的努力。带领丁家度过危机的丁宁迟疑着接受了自己的胜利——作为“少爷”而非“新人”的胜利。
“行路难”的挫折体验还在于，丁宁未能将草原上的时空体验整合为有意义、有方向的成长。在整部小说中，丁宁先后三次离开丁府大宅，深入科尔沁旗草原上的不同空间，触碰到草原的不同侧面。第一次漫游的目的地是科尔沁旗草原上的“女性王国”。由于唯一的男性主人离家在外，家中只有一群怀着闺怨式气息的女性，为了满足女眷们的期待，丁宁顺从自身追求新鲜体验的探索心理，扮演了一位潇洒多情、左右逢源的少爷，却大意成了三十三婶性欲望的俘虏。丁宁第二次深入草原，本是要在伊甸园般的风景中放松身心，却于偶然间邂逅了老渔夫及其养女水水。老渔夫的祖上被丁家击败，失去家财流落于此，以卑微的方式谋求生存；水水则渴望着丁宁来改变她的命运。丁宁“发现”了广袤草原深处的无名角落，窥见了卑微生命宣示的历史之背面。第三次深入草原，丁宁的步伐受阻于阴谋和暴力。在家仆刘老二的诱导下，丁宁前往农民孔老二家视察。孰料孔家人早就和土匪势力暗通款曲，还以巫术诅咒丁小爷早日死亡；丁宁正在骇怪之际，土匪头目天狗又突然到访。欲望放纵后的自责，见证罪恶后的忧戚，亲身涉险后的惊诧——丁宁的游历皆以意外和挫败收场。
丁宁的挫折体验并非孤例。小说中，丁宁是大家族丁家的后代，背后有数代人苦心经营造就的历史“地势”，大山则得到了地户佃农等底层民众的支持。这两位性格特征互补的青年共享着相近的历史使命，在草原上遭遇的挫折也是相似的。
草原本是大山纵情驰骋的乐园：住打草窝棚，用泥钵熬土豆浆，枕着枪睡觉，玩蒙古女人。可是，一旦接触到草原上的另一个世界——火车，大山便与意外和挫败为伴。带着在山里当土匪的八舅给的钱，大山登上了一列散发着恶臭的大尾巴列车。匿名的车厢空间鱼龙混杂，未加提防的大山睡着之后被扒手偷去财物与车票。窘迫慌乱之际，大山又与查票的乘警起了冲突，终因寡不敌众只好跳车逃命。受伤苏醒之后的大山，向火车投去了愤怒的目光。这段火车奇遇可视为科尔沁旗草原与“现代”时空的狭路相逢。精湛的武艺、侠义的精神，足以使大山成为草原上的英雄，然而风驰电掣的火车、匿名且密闭的车厢空间、借现代管理制度赋权而居于强势地位的乘警，却轻而易举地让这位好汉一筹莫展、步履维艰。
丁宁于父亲突然离世、险象环生之际力挽狂澜，保住了家业，大山则以民间朴素的正义感团结弱小、扶危济困。两个相当出众的人物都体验到了“行路之难”，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设定。无论地主精英还是草莽豪杰，“草原之子”早已不是确定无疑的身份。大山没有融入草原上的“车厢社会”，丁宁则未能与草原上异质、多元的“他者”——封闭在宅邸里的女性、承受了历史创伤的穷人、潜伏在暗处的暴力分子、团结起来争取权益的佃农——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对话关系。所以，丁宁在草原上的漫游没有转化为建构“新史”、造就“新人”的契机，反而更证明了作为“新人”的丁宁难以在草原安顿身心的困窘：“在我不属于他们的时候，我立的是特别的高，我可以高出他们没有相当的尺度可以量，而他们也看着我，如在云雾里，不能确定我的价值。”[2]
二、作为“折叠世界”的故乡
“新人”之所以无法深入草原、难以建构出稳定的方向感和人生路径，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科尔沁旗草原本就是一个“折叠世界”。丁宁出了深宅大院的门就走入南方城市的校门，他显然缺少对草原的全面了解。作为试图回嵌乡土、启蒙民众的“新人”，丁宁需要面对城市与草原、现代知识与古老传说、“新人”事业与家族使命等一系列冲突，但更关键的是，草原不再是他所熟知的故乡，而是他早已疏离、实际已不甚了解的“异乡”。[3]
草原的深度和复杂性首先体现为一明一暗两种历史叙事的折叠。丁家的家族史镶嵌在移民史和草原开发史中，“这是每个鴜鹭湖的人都能指点的故事，这是每个鴜鹭湖的人也都如丁家后代一样确信着的故事”[4]。可实际上，刚健向上、积极开拓的家族历史背面，另有不足为外人道的隐秘存在。在传说所建构的草原历史叙事中，因山东水灾而流离失所的游民，成为神秘的关东草原的开拓者。来自山东的游民们，遭受着多重的打击：水灾、逃荒、瘟疫、死亡。危难之际，丁半仙成了众人的救星。对方术、符咒、风水之类特殊“知识”的掌握，使得丁老先生于流亡途中貌似成为超自然力量的代言人，在躲灾避难的移民中积累了声望和威信。
丁氏家族史上另一位开拓者丁四太爷则通过与神权结盟，建构起对丁家有利的历史叙事，成功地巩固了丁家在草原上的统治地位。以权谋手段联合官府吞并了草原上的竞争对手北天王的家产后，丁四太爷先是作了《家仙赐福录》，把丁家的发达归功于天命的垂青和家仙的护持；接着通过富有东北地方色彩的巫祝仪式——跳大神[5]，把自己发明的家族史叙事改头换面，植入草原民众的集体记忆。丁四太爷向神灵最直接的代言人面授机宜：“记住告诉她，说北天王是恶贯满盈，天罚的，你懂吗？咱们是仙财，多说点……前世的……听见了么……”[6]通过富有戏剧气息的跳大神仪式，大仙家讲述了加工后的丁四太爷英雄传记：他是天上白虎星转世，曾与大仙家一同修行佛法，正因大仙家顾念旧情、全心护持，丁家才有如此的富贵。巧取豪夺被改写为天命所归，老谋深算被改写为前世修行，丁家的财富势力由此成为上天的馈赠；丁家的家族史以及整个草原地方史也在巫术仪式中洗去了权谋和血腥，改头换面变成三世因果、好人好报的劝善故事。直到后来的推地风波中，胡仙保佑丁家发财的传说依然凭借草原正史的权威、积德行善的朴素观念，震慑着部分地户佃农。
然而，流播于众口的传说之外另有一种被压抑的叙述。小说中有一条不算鲜明但相当关键的线索，即丁家与大山所在黄家的恩怨情仇。从表面看，丁、黄两家是知根知底的世交。在丁四太爷纵横捭阖的时代，黄大爷是他的主要谋士和得力助手，全程参与了吞并北天王家财、借神权之力粉饰发家内幕的事业。现有家族史叙事金光闪闪的外衣，骗不过历史事件亲历者。当事人的经验和见证者的记忆，足以构成对主流叙事神圣性及神秘性的祛魅。黄家的家族史由此承载了被权力压制的集体记忆，形成了力量薄弱但依然可与正史相颉颃的私史、野史。当大山控诉丁家对穷人的剥削和欺凌时，就引用了这样的黄家历史：“光你太爹那一辈就逼死了多少人，抢了北天王的财产，还造出了胡仙来搪塞，这是我爷爷躺到床排子上才告诉我爹的！”[7]由此观之，黄家人对丁家统治的反抗——大山的父亲痛恨丁家，大山则策动了推地风波与丁宁较量——既是来自困苦的生活和阶级立场，也是来自对草原主流历史叙事之内幕的洞察。
政治学和人类学学者詹姆斯·C.斯科特运用“公开剧本”（public transcript）和“潜隐剧本”（hidden transcript）来描述从属者与支配者之间有关权力关系的完整故事。这是两个紧密结合又彼此矛盾的方面。一方面，从属者在“前台”的公开行动常常表现为对支配者的迎合，这就是“公开剧本”；另一方面，在支配者看不到的隐蔽情境和“后台”，从属者可能放下戒备、吐露心扉，表达对权力的批判和不满，这就是“潜隐剧本”。支配者和从属群体的潜隐剧本都可能会确证、否定或扭曲公开剧本所表现出来的东西[8]；同时，“潜隐剧本”也带有某种空间属性，人们可能创造出某种后台空间，在其中安放不可公开示人的计谋、异议和隐情[9]。丁家开拓史背后的“潜隐剧本”的浮现，意味着丁宁作为草原新史“执笔者”的合法性面临挑战。可以说，丁宁作为“新人”试图回嵌乡土并遭遇挫折的过程，也是他逐渐发现并体认草原上形形色色的“潜隐剧本”及后台空间的过程。除了丁家以神权为既得利益背书的“潜隐剧本”之外，佃农、地户们另有自己的“潜隐剧本”，并以此获得了解构草原历史的主流叙事、建构维护佃农利益的后台空间的可能性。
诸多潜隐剧本的存在，揭示了草原作为折叠世界”的不同面相。此外，时空压缩背景下草原社会矛盾的复杂性，更加剧了草原空间的深邃神秘。一般来说，“时空压缩”有两种含义：其一是随着交通和信息传播等技术的发展，人、物及信息的流动耗时越来越少，空间上的距离被压缩；其二是由种种原因导致的发展不均衡，前现代、现代乃至后现代的文化断片被压缩在同一地域之中。对于这种情况，鲁迅有精彩的论断：
中国社会上的状态，简直是将几十世纪缩在一时：自油松片以至电灯，自独轮车以至飞机，自镖枪以至机关炮，自不许“妄谈法理”以至护法，自“食肉寝皮”的吃人思想以至人道主义，自迎尸拜蛇以至美育代宗教，都摩肩挨背的存在……
四面八方几乎都是二三重以至多重的事物，每重又各各自相矛盾。一切人便都在这矛盾中间，互相抱怨着过活，谁也没有好处。[10]
在南方的学校获得现代知识和新型时空意识的丁宁，敏锐地把握到草原经济秩序的变化，以及草原在嵌入世界之后所面临的风险。帝国主义经济势力凭借科技、管理、市场、交通等诸多优势，逐渐渗透并掌控了科尔沁旗草原的经济命脉。例如，东北地区的金融运作已不再是农产品低买高卖的时代：“广成车铺借钱，由腰栈承还。腰栈借钱，再由广成作保。高利贷超过十分。纸币乱发。农村现银被城市吸收。城市现银向外倾流。将来必须弄到没人可以逃避这种命运。”[11]此外，从农业、畜牧业到轻工业，科尔沁旗草原几乎所有本土核心产业都失去了独立性。凭借先进技术和管理优势，外国企业挤压着草原上的农业和手工业，甚至逐步规定着草原上农业生产的内容和节奏。本地的粮种、猪种、蛋鸡逐渐被日本人更先进的“绝法子”取代，就像农民三缺嘴所说，“现在咱们什么事就得跟着人家的屁股后头转”[12]。原本丁家的产业囊括了从种子到榨油的全部生产环节，结果榨油坊在日本大工厂的竞争下被挤压得奄奄一息。“草原”原本的自足性和神秘性逐渐流失，成为被抹去差异化信息和地方史的商品市场和原料产地。这不仅意味着草原经济的变迁，也意味着地缘关系、空间关系的深刻调整：草原已经不再是自给自足的封闭空间，而是世界经济协作、分工体系的一环，被编织在更为广大的时空网络上。“外国”乃至更为广阔而抽象的“世界”开始进入农民们的日常生活。无垠的草原不再是自成一体的时空体，而是被嵌入更为广阔的世界时空。铁路、火车及其依凭的先进技术，对草原而言意味着全新的“流动性”，可以带来新的发展机会，而火车所带来的新职业和高速度，以及铁路交通组织、整合时间、空间的方式，则可能给草原人民带来新的压迫和挑战。草原以及草原上世代绵延的生活方式，都处在暴风骤雨般剧烈变革的前夜。
多个历史进程被折叠、压缩在科尔沁旗草原——丁家的盛衰演变、外来帝国主义势力的殖民和侵略、底层民众的觉醒……草原的时空秩序面临着深刻的变动。而现代化进程在草原空间里的不均匀展开，意味着“新人”同时面对来自传统和现代、过去和当下的双重挑战：既要解决“旧”的弊端，又要处理“新”的问题。换言之，古老草原所面临的问题不仅在于如何走向“现代”，还在于在这一进程中如何摆脱“前现代”。作为历史“中间物”的“新人”不得不双面承压、两线作战。更何况，读书人在城市中接受的教育本身即带有鲜明的“过渡”形态，面向未来而非当下，根在城市而非乡土。[13]依靠这样的思想文化背景，返乡的“新人”自然难以在富有原始性的草原上找到想象中的通途，反却仿佛置身异乡。
三、“边际人”的目光与对“力”的错认
丁宁之所以未能成功推进他的新事业，原因不仅在于草原社会生态的复杂。返乡“新人”其实近乎某种“边际人”（marginal man）[14]。在多重社会角色间游移的丁宁身上呈现出边际性特质，这不仅影响了他的人生决策，也影响了他对草原社会文化的认知。
常见的看法，往往把新事业的挫折归咎于社会环境的复杂和险恶、保守势力的顽固和强大。可是，在科尔沁旗草原上演的故事中，有志于新事业的“新人”本身就掌握了巨大的权力；土匪的劫掠、佃农的诅咒、与其他地主意见的分歧，皆不足以动摇他的统治。王富仁注意到，丁宁对自身和草原的认知脱离了实际情形：
他还没有意识到自我存在的特殊性，他像当时一般的进步青年一样，以为发现了贵族阶级的罪恶，就意味着自己不再是贵族阶级的成员；厌恶了男性霸权主义，就意味着自己不再是男性霸权主义者；反叛了父亲，就意味着自己已经不是像父亲一样的人。他并没有意识到，当他厌恶了贵族阶级的时候，他还是贵族阶级的一员；当他同情了女性的命运的时候，他还是一个男性；当他憎恨了父亲的时候，他还要继承父亲的事业。这里的区别仅仅在于，他陷入了更复杂、更深刻的矛盾之中，他必须在这种更复杂、更深刻的矛盾中重新选择自己、选择自己独立的人生道路。[15]
尽管丁宁坐拥得天独厚的条件，身处草原社会结构的中心，但在主观认同上仍然处在“故乡”“异乡”冲突的文化漩涡之中。丁宁所陷入的“更复杂、更深刻的矛盾”也表现在“丁宁主义”的定义之中——各种“主义”的碎片化叠加，缺少有意义、有方向的整合。丁宁在三奶家的幽怨女性面前运用“情感”，在西郊的冷泉中徜徉时调动“本能”，在推地风波中使用地主精英的手腕城府，构想“新人”事业时则利用“知识”……来自都市和学校的“新人”理想，在“主义”的碎片中磨损变形，自然难敌来自家族传承的精神气质和权谋手段。所以，推地风波中的丁宁以他本人都难以理解的轻巧和顺理成章，背离初衷，走向了自己的对立面。
作为社会文化转型时期常见的人格类型，边际人是文化冲突的产物；由于乡土中国时空秩序的变动带来的地层的变异，边际人一旦置身于错综复杂的折叠世界中，往往迷失方向、错认目标。小说中的丁宁倾情告白：“这一块草原，才是中国所唯一储藏的原始的力呀。”[16]丁宁对“原始的力”的追求，与先祖在草原上精心挑选风水宝地有相通之处——都试图从“地”中获得“力”的加持，成为“力”的受益者。区别在于，丁家的先祖作为难民，要在关东沃野扎根，而丁宁则作为在南方城市、现代学校接受了教育的“新人”，试图解决草原的问题或拯救作为问题的草原。
如果说丁家的祖先从山东到关东、从平原到草原，处在两种地域文化之间的张力中，那么返乡的丁宁则处在从现代到前现代、从沿海城市到内陆草原的更为复杂的张力中。作为“新人”的丁宁习惯于以来自城市的目光打量草原，这就意味着对于草原而言，丁宁依然是一个外来者。“外来者本质上是从审美的角度去评价环境的，是一种置身于世外的视角。世外人看重的是外在，其评价依据是一般意义上的审美标准。但是想要理解当地人的生活和价值观，我们需要花很大的力气。”[17]
在南方城市、现代学堂里赞美草原的丁宁，所使用的正是一种外来者很难避免的“肤浅”的目光；“城眼观乡”的必然结果，就是无法穿透草原生活的表层经验。丁宁试图眼光向下，从草原的土层里挖出宝藏，以富有力量的“原始”来拯救现代风暴袭来之际草原的衰颓。实际上，残酷乐观、彪悍勇健背后，自有相应的生活方式作为植根的土壤。“原始的力”的背后往往是残酷的生存竞争，草原不仅是一方沃土，更是时时在筛选和淘汰的生死场。骄奢淫逸的北天王中了丁家和官府的计谋，遭遇灭顶之灾；赶着猪来交租的农民，因为猪打碎了尿盆而慌忙逃走，最后意外死亡；为地主打理财务的管家，命丧佃农之手；水水、春兄这样美丽单纯的女孩子，在土匪的铁蹄下凋零；帝俄败兵的暴行，深深影响了丁家和黄家的命运轨迹。草原上的人们虽有贵贱贫富之别，但都在（也只能在）严酷的生存压力之下展开不得不顽强的拼搏，所以才有全副武装的“外柜”、性情刚强的炮手、用大鞭击杀土匪的车夫老板子……[18]
小说中草原的原始活力可以表现为水水的天真、大山的勇健，同样可以表现为悠久历史上佃农、土匪心中的仇恨和破坏欲。第十九章展现了草原上蛰伏着的土匪拥有何等的能量：“红胡，无赖，游杆子，闲人，赵广会的儿子……还有，一切的从前出入在丑恶的夹缝的、昼伏夜出的、躲避在人生的暗角的、被人踹在脚底板底下喘息的，都如复苏的春草，在暗无天日的大地钻出，那样的承揽着熹微的晨光，那样的新绿嫩黄，生气渥沃。”[19]原本被礼教、风俗、宗族镇止的暴力因素，往往可能在社会转型的顿挫中释放出来。蒋光慈长篇小说《咆哮了的土地》中，返乡“新人”李杰试图动员群众，推进革命工作，却不得不面对乡村社会中被压抑已久的暴力。暴力的溢出给革命工作带来了风险：村民刘二麻子耽溺在性苦闷中，骚扰参加农会工作的女同志；痢痢头和小抖乱赶走了住在关帝庙的老和尚，并将其残忍杀害。虽然蒋光慈极力淡化这些恶劣情节，对其负面影响避而不谈，但隐含作者依然无法否认“新人”面对乡土社会积蓄已久的“力”时的无所适从。此种富有原始色彩的活力（其实是暴力）以及化育它的环境，恐难与现代文明融合不悖；想要通过“原始的力”来推动草原进入现代社会，也难免有南辕北辙、缘木求鱼之嫌。返乡“新人”发现自己不具备在充满矛盾的“二重三重以至多重的事物”之间取得平衡的能力，也就毫不奇怪了。
再进一步说，“原始的力”恰恰是丁宁所仇视的“制度”之产物，并非一味地为“制度”所压抑——否则，在一个制度不良的社会中，涵育了“原始的力”的地域文化能否保有独立的生机和活力？正如人们看到穷人顽强地忍受苦难，便来歌颂他们的坚韧，殊不知这坚韧也只是特殊条件的产物，很难单独拿出来进行训练和培植。草原上不仅有健康壮美的风景，也有深宅大院里不为人知的淫乱和颓废，阴暗的角落里则酝酿着丑陋的阴谋和暴力，相比之下，丁宁在“新人社”的伙伴面前以回忆为底稿书写的草原赞美诗，更像是一种恋地情结[20]的抒发。王富仁敏锐地指出：“丁宁想做科尔沁旗草原上的‘神’，但他却成了科尔沁旗草原上的‘魔’。”[21]这正是丁宁的成长挫折之深意所在：“新人”出于某种理想，想要追求并驾驭某种带有永恒的超越色彩的力量，最终却被这种力量所左右、所捕获、所改变。当然，这不是理想主义者在冷酷现实打击下妥协的故事，也不是屠龙少年终成恶龙的故事，而是寻宝少年并没有成为宝藏的主人，反被宝藏左右的故事。
四、“新人”空间意识的局限
费孝通在《乡土重建》中亦曾关注“乡土培植出来的人已不复为乡土所用”的现象。在费孝通看来，几年的离乡生活割断了青年与乡土之间的联系，需要造就一条联结新知识和乡土社会的桥梁。[22]费孝通所说的“桥梁”，从狭义的角度理解，是现代教育服务于乡土的具体渠道；从广义的角度理解，即新的时空特质下人地联结的更新和重建。在《科尔沁旗草原》中，这座桥终究没有建成，除了“新人”对“力”的错认外，其空间意识的局限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从《科尔沁前史》可以看出，在端木蕻良的家庭中存在着人地联结的两种可能形态。母亲喜欢单纯直爽的田野生活，厌恶富贵家族的繁文缛节；父亲则看重丁家门第的高贵，以历代祖先攒下的家业为傲；母亲一直试图在家里种菜养鸡鸭，而父亲则一直试图把家庭往“不在地主”（端木蕻良语）的方向推。”母亲小时候过的都是无拘无束的田野生活。她有一种真挚和仁爱的情感，完全和我父亲的荒唐野蛮不相容。”“她嫁过来之后，对于这一家族的虚伪残酷的生活，感到合不拢，在她看来，什么都是反常的。在这一点上，注定了她一生的痛苦。”[23]端木蕻良的母亲怀着对田园乡野的“地方依恋”，父亲则是痴迷于结交朋友、挥霍金银、南下游荡的浪子，追求“万里山川之气”[24]。
无拘无束的田野生活孕育了母亲身上的真挚和仁爱，开疆拓土的草原生涯又孕育了父系先辈身上的霸蛮与豪迈。这两种力量形态在《科尔沁旗草原》中也有所体现，令主人公深感迷茫和纠结。有研究者注意到端木的家族本事与小说叙事之间的裂缝，其中最突出的是端木对母亲黄遁玉经历的改写，“她的悲戚身世没有被儿子纳入《科》的讲述，唯一保留的抢亲事件，也变成了一段风流公子痴心娶得美人的佳话”[25]。更值得关注的是，这段佳话外，来自田野且热爱田野的母亲没有留下其他痕迹——这意味着“新人”与土地的密切关系的中断。尽管为端木蕻良提供创作动力的是母亲，但他依然认同于父亲这位“不在地主”的做法，希望把“世界”引入草原、让草原融入世界。丁宁要在草原上扮演“新史”的执笔者，也是希望将内地、边疆重新统合到国家体系之中——与祖先不同的是，丁宁没有依靠政权和神权的力量，而是希望通过新式教育和现代知识来完成这项事业。
对于丁宁而言，“草原”一直是以一种神圣且抽象的方式出现的，草原不是由一处处具体的山、水、林、草组成的，而是一个自足的整体。相比之下，普通农民所关心的并不是作为整体的神圣的草原，而是更为具体的衣着饮食、生计来源、爱恨情仇。段义孚以古代中国地方长官为例，指出其职业生涯中的调动、宦游对其空间意识的影响：“这种无根的到处移动，其影响之一就是空间感—对空间范围及其宏伟的感受。官员成为了一个世界公民，在帝国的很多地方都能感觉自如。”[26]对于科尔沁旗草原上的“不在地主”来说，这个判断同样成立。无论是《科尔沁前史》中的“父亲”，还是《科尔沁旗草原》中的丁小爷，都有鲜明的“世界公民”的色彩，掌握了一定的现代经济金融知识且以“新人”自命的丁宁更是如此。
《科尔沁旗草原》描绘出了“新人”基于“世界公民”的空间感在面对“地方”时的傲慢姿态。这一“新人傲态”，在丁宁自封为“执笔者”的定位中得到了充分表现。然而，着眼天下而忽视立足之地，胸怀大局而昧于一隅，也就注定了“新人”内在的破碎和空虚。尽管有诸多时髦的“主义”傍身，丁宁的心灵世界反倒进一步碎片化，对草原的“原始的力”的追求，也可以理解为对整合各种“主义”碎片的某种统一性的追求。丁宁之所以盼望着与大山的“结合”，原因正在于此：“我和他结合，我把我的教育、思想，传达给他，使他成长……是的，这样的决定，这样的工作，才足以说明我的坦白处，才能使我自己更象我自己。”[27]
沈从文的小说《知识》，同样包含通过探讨“新人”与乡土之关系，进而反思“新人”傲慢姿态的意蕴。小说中，张六吉离乡外出寻求知识和关于人生的哲学，学成归来后即面临着“无法插进社会”的境况。于是，他决定带着“超人”的感觉回到印象中十分“野蛮”的家乡。结果回乡的见闻改变了这个“超人”，他看到一个青年农民务农时被蛇咬死，而他的父母至亲皆报以平淡得有些冷漠的态度。为何不为死者感到悲伤？张六吉问遍了这家人，终于了解到乡下真实人生里的痛苦和希望所在：“天地旱涝我们就得饿死，军队下乡土匪过境我们又得磨死。好容易活下来！一死也就完事了。”醒悟之后，以研究人生哲学为专业的张六吉转变了对“知识”的态度，烧掉所有的书，“跟乡下人学他还不曾学过的一切”。[28]显然，张六吉和丁宁的相似之处在于对乡下人“不近人情”的误解，丁宁心中的困惑与张大吉同属一类，即真实鲜活的“地方”所引发的迷茫与困惑。“新人”对乡土中国的想象带有鲜明的抽象色彩，其空间意识也就缺乏稳定的内核。面对旷野的阔大和幽深，缺乏根基的“新人”深感无力：
春风是你的主人，春风并不说明它自己的力量，并不夸耀，也不矜持。它绝不说它在支配你，看得起你，或是命令你。它并不说，因为它根本的并没有想到你。[29]
显然，一度自视为草原新史“执笔者”的丁宁，对自身的主体性产生了怀疑。这是现代文学史上少见的生命个体对时代威力的体认，也是少见的“新人”危机感的深刻呈现。由此也就不难理解，返乡启蒙乃至拯救草原的尝试，对丁宁而言何以成为一种失败的体验。
结语
综上，《科尔沁旗草原》以深刻的笔致，描摹出“新人”与“大地”之间的复杂情感和复杂关系。过渡时代的“乡土/故乡”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传统和现代、过去和未来并存，乡土与世界同在。丁宁以新知识和现代教育介入草原社会转型的努力遭遇挫折；对“原始的力”的追求，反倒指向了对乡土社会现代转型之内在规律、自发秩序的遮蔽。成长中的现代主体以城眼观乡，无论把乡村看成待挖掘的资源还是看成待解决的问题，皆可能陷入简单化的误区。实际上，试图扎根于地方的“草原之子/地之子”并不是与出身绑定的静态身份，而是人与地在时空中深度联结的动态存在。《科尔沁旗草原》通过主人公难以回嵌乡土、实现启蒙愿望的困境，揭示了“新人”的思维局限和自身弱点，道出了作为“边际人”的青年一代前行之路的艰难，其中蕴含着作者的敏锐目光和深度思考。
（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
注释
*本文系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时空视角下的现代小说家族书写研究”（TJZWQN23—002）阶段性成果。
[1]如将丁宁视为“旧家族制度的忏悔者、畸零者”，见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67页；宋玉：《“草原”的时空边界——端木蕻良〈科尔沁旗草原〉再释》，《文学评论》2021年第6期。
[2]端木蕻良：《科尔沁旗草原》，《端木蕻良文集》（第一卷），北京出版社1998年版，第169页。
[3]端木蕻良在《科尔沁前史》中也提道：“关里的人民到过东北尤其少，以为他们的生活都是海外奇谈，不能想象的事。就是现在，大家也是听人把东北说成方的，就是方的，说成圆的，就是圆的，也没有人知道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的。”见端木蕻良：《科尔沁前史》，《端木蕻良文集》（第一卷），北京出版社1998年版，第566页。
[4]端木蕻良：《科尔沁旗草原》，《端木蕻良文集》（第一卷），北京出版社1998年版，第18页。
[5]曹保明：《关于东北跳大神》，《文艺争鸣》1989年第3期。
[6]端木蕻良：《科尔沁旗草原》，《端木蕻良文集》（第一卷），北京出版社1998年版，第29页。
[7]端木蕻良：《科尔沁旗草原》，《端木蕻良文集》（第一卷），北京出版社1998年版，第207页。
[8]詹姆斯·C.斯科特：《支配与抵抗艺术：潜隐剧本》，王佳鹏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3—7页。
[9]詹姆斯·C.斯科特：《支配与抵抗艺术：潜隐剧本》，王佳鹏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15—16页。
[10]鲁迅：《随感录五十四》，《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60—361页。
[11]端木蕻良：《科尔沁旗草原》，《端木蕻良文集》（第一卷），北京出版社1998年版，第360—361页。
[12]端木蕻良：《科尔沁旗草原》，《端木蕻良文集》（第一卷），北京出版社1998年版，第287页。
[13]罗志田：《城乡“薄海民”：民国前期的离村知识人》，《近代史研究》2023年第5期。
[14]芝加哥学派的代表人物帕克在《人类迁徙行为与边际人》一文中明确提出了“边际人”理论。帕克对其特征做了这样的总结：“边际人是命运注定要生活在两个社会和两种文化中的人，两种文化不仅是不同的，而且是对立的；他的思想是两种不同文化或难以熔化的文化的熔炉，在这个熔炉里两种文化或者全部融合或者部分地熔化在一起。”见Robert E. Park，”Human Migration and the Marginal Man”.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928（5），pp.881—893.
[15]王富仁：《文事沧桑话端木—端木蕻良小说论（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3年第3期。
[16]端木蕻良：《科尔沁旗草原》，《端木蕻良文集》（第一卷），北京出版社1998年版，第366页。
[17]段义孚：《恋地情结：对环境感知、态度与价值》，志丞、刘苏译，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第94页。
[18]端木蕻良：《科尔沁前史》，《端木蕻良文集》（第一卷），北京出版社1998年版，第534、535、560页。
[19]端木蕻良：《科尔沁旗草原》，《端木蕻良文集》（第一卷），北京出版社1998年版，第395页。
[20]根据人文主义地理学的定义，恋地情结是人类对物质环境的所有情感纽带。“这些纽带在强度、精细度和表现方式上都有着巨大的差异。也许人类对环境的体验是从审美开始的。美感可以是从一幅美景中获得的短暂快乐，也可以是从稍纵即逝但豁然显现的美之中获得的强烈愉悦。人对环境的反应可以来自触觉，即触摸到风、水、土地时感受到的快乐。更为持久和难以表达的情感则是对某个地方的依恋，因为那个地方是他的家园和记忆储藏之地，也是生计的来源。”见段义孚：《恋地情结：对环境感知、态度与价值》，志丞、刘苏译，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第136页。
[21]王富仁：《文事沧桑话端木——端木蕻良小说论（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3年第3期。
[22]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乡土重建》，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404—405页。
[23]端木蕻良：《科尔沁前史》，《端木蕻良文集》（第一卷），北京出版社1998年版，第545页。
[24]端木蕻良：《科尔沁前史》，《端木蕻良文集》（第一卷），北京出版社1998年版，第562页。
[25]张欢、张均：《家族如何让东北“直立”？——〈科尔沁旗草原〉的家族本事考释》，《东北大学学报》2022年第6期。
[26]段义孚：《地方感：人的意义何在？》，宋秀葵、陈金凤译，《鄱阳湖学刊》2017年第4期。
[27]端木蕻良：《科尔沁旗草原》，《端木蕻良文集》（第一卷），北京出版社1998年版，第212页。
[28]沈从文：《知识》，《新与旧》，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6年版，第184、190页。
[29]端木蕻良：《科尔沁旗草原》，《端木蕻良文集》（第一卷），北京出版社1998年版，第3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