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诗歌身处一个高度媒介化、消费化的语境之中。社交媒体不断刷新人们的情绪，以“爆点”取胜，语言被迅速使用、迅速丢弃。在这样的背景下，诗歌写作中的“抒情”时常被一些人认为是“软弱、矫情、过时”，理应让位给“各种复杂的观念和繁复的技巧”。然而，只要稍微回望一下汉语诗歌的历史，我们就会发现，抒情并不是一种可以轻易摒弃的写作方式，而是一条绵延数千年的深层暗线——它关乎我们如何在世界中安放灵魂。
我在即将出版的40年诗选《给世界的证词》后记中写道：“科技改变我们看世界的方式，也悄悄改变我们认识自己、彼此相处的方式。我尽量避免简单的赞歌或者恐慌式的预言。我并不相信诗能阻止科技的洪流，但它可以在语言中保留一小块不被数据化的空间，提醒人们：还有一些感受，一些犹豫与怜悯，是任何算法都无法替我们完成的。”正因如此，谈论抒情传统与当下写作，并不是为了替一种“老派趣味”辩护，而是要重新思考：在今天的历史情境中，抒情还能以何种方式成立？它如何在新的经验、技术与美学压力下更新自己？作为诗歌的在场者，我们每一个写作者对这些议题都会有自己的思考。
抒情的传统及其遭遇的困境
汉语诗歌从《诗经》的风雅颂，到《楚辞》的骚体之音，再到唐诗的古风律绝、宋词的小令长调，无论形式如何变化，其核心都紧紧围绕着“诗言志”——用节制而有韵律的语言，将内心的思考、感受与世界连接起来。这种抒情，是一种把个人经验纳入公共语境的方式。
传统抒情的“我”不是孤立的，是与天地、历史、族群发生关联的存在。“比兴”就是通过景物、意象搭建桥梁，使个体情绪能够获得公共的可感性与象征性。“兴观群怨”的功能，则提示抒情并不排斥批判，也不排斥现实，而是用高度凝练的方式参与公共判断。这些深层结构，并没有因为新诗的出现而终结，而是以新的面貌继续存在。
新诗创作以白话和自由体为主，当然也有一些格律诗的探索。在创作手段上，很长一段时间里仍是以抒情为主。青年知识分子借诗歌表达对个体尊严与民族命运的双重关注，把自我的觉醒和时代的震荡叠合在一起。
进入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城市化进程加快，市场经济和消费文化全面展开，传统经验被打碎，生活节奏骤然加快。诗人的日常景观，从田园、乡村和革命，转变为高楼、商场、地铁、写字楼。许多人熟悉的那种牧歌式抒情路径，被冷不丁地“截断”：旧的意象系统难以承载新的生活世界，而新的景观又显得杂乱无章，难以进入诗歌语言。这种情境很容易造成一种“抒情危机”。一方面，宏大话语式的激情被很多写作者质疑，人们对“高声抒情”心存警惕，担心它滑向空洞的口号；另一方面，个人感伤式的小情小爱，在时代剧烈变动面前显得轻飘乃至失语。于是，一部分写作者转向极度冷峻、疏离的语言，以“反抒情”“反修辞”的姿态来抵抗过往的诗歌腔调；另一部分写作者则沉迷于技巧和文本游戏，在观念和语言实验中寻找新出路。
需要警惕的是，把问题简单地理解为“抒情已经过时”，就很容易把“陈旧的表达方式”和“抒情本身”混为一谈。真正应该受到质疑的，其实是那些僵化的、套路化的抒情话语，是那些与真实经验脱节、只剩下空洞口号的写作，而不是抒情本身。换句话说，当代诗歌需要的不是“废除抒情”，而是重新发明抒情，让它在新的时代条件下重新获得可信度、穿透力与复杂性。
我个人的写作立场是：既不退回到陈旧的抒情腔调，也不轻易宣布“抒情死亡”，而是在现实深处重新寻找抒情的可能。诗歌写作是对日常经验的高度凝缩和再创造，因此，这种抒情“感性”不是简单的情绪堆砌，而是经过现实磨砺、历史意识和伦理判断过滤之后的情感，从个体的细微处入手，关注普通人的处境、身体、命运，通过一只手掌、一道皱纹、一段沉默，勾勒时代的深层纹理。
也就是说，我试图坚持一种“具有现实感的抒情”。我的诗中常常可以看到家国、土地等意象，但我致力于实现这样的目标：这些意象不再是单向度的符号，而是与具体人的命运、与日常经验密切缠绕。诗歌创作既要写出生存感，也要写出历史感，写出内心的震颤，写出生命的尊严。
抒情的四种新范式
自1998年至2019年，我持续主编了《中国新诗年鉴》（以下简称《年鉴》）。我把它形容为“有诗为证”的工作：每一年的编选，不只是品评当年的佳作，更是在为时代留下情感和精神的剖面、切片，让未来的人可以通过这些诗，触摸这一时期的内心温度和语词表情。它是时代“见证的形式”之一，见证社会的剧烈变迁，也见证普通个体的悲喜与尊严。《年鉴》因此既是美学意义上的选本，也是情感史、精神史的档案。
《年鉴》的视野并不局限于某一流派或风格，而是努力容纳不同代际、地域、写作取向的作品：从“第三代”的延续，到“70后”“80后”“90后”“00后”诗人，从实验派、叙事派，到女性写作、少数民族诗歌，再到网络诗歌，都在《年鉴》的版图上获得位置。但在丰富多样的背后，有一个大体一致的衡量标准：是否有真实而有力的情感，是否在新的经验场域中探索出与之相匹配的语言与形式。换言之，《年鉴》所呈现的并不是“抒情的退场”，而是一幅正在变形、分化、互相渗透的当代抒情地图。
可以大致辨认出几种具有代表性的抒情走向。它们并不彼此排斥，而是共同构成了当下写作的多元景观。
其一是日常生活化的抒情。转向城市边缘、普通职业、人际关系的细缝，以看似轻描淡写的笔触，记录琐碎却关键的瞬间：地铁里的一个眼神、出租屋窗外的光、超市货架上的价格标签、手机屏幕上的最后一条消息。看似微不足道，却在耐心的书写中，显出“时代”的无处不在。这种抒情，是从细部生活经验长出来的，不张扬，却有一种暗暗蓄积的力量。这与我一直强调的“生活实感”形成了呼应。
其二是叙事化、报告式的抒情。面对剧烈而复杂的社会变迁，许多诗人发现，仅凭一瞬的感受已不足以承载现实，他们倾向于在诗中引入叙事结构，甚至采用近乎纪实的方式，写工地，写医院，写矿井，写乡村学校，写异乡打工者的来去。这类作品看似“讲故事”，但故事背后仍有清晰的情感立场和价值判断，即在叙述的节制之下，有愤怒、喜悦、悲悯、困惑等各种丰富情感渗透其中。抒情不再只是“我”的独白，而是通过对他者命运的讲述，完成一种更广阔的情感联结。
其三是观念化、反讽式的抒情。一部分诗人转向语言实验、互文写作，用冷静甚至看似冷漠的语调，对日常话语进行拆解和重新组合，进行反讽。表面上像是在“去抒情”，实际上则是把情感沉入形式探索的深处——愤怒变成了对话语系统的拆穿，哀伤变成了对技术时代孤独感的素描。这是当代抒情的另一种“变形”：不再直接喊出来，而是绕一个更大的弯路抵达心灵。
其四，是儿童诗与“天真抒情”的回归。我担任广东小学生诗歌节（后来更名为粤港澳大湾区小学生诗歌季）评委会主任15年。这项活动已有上百万小学生通过写诗参与。我们提出“以诗育心，以美启真”的理念，强调在儿童诗中，既要鼓励奇妙的比喻和想象，也要珍惜孩子身上真挚、感恩的情感和对真实世界的敏感。有些孩子写道，“灯光是橡皮擦，把黑暗擦掉”。这些看似简单的意象，却重新唤起语言与世界之间最初的信任关系。对于深度疲惫的成年人写作来说，这种天真的抒情，恰恰提醒我们：诗歌的根基仍在情感的真诚与想象的自由，而不是技巧的堆叠。
从这些不同的抒情姿态可以看出，当代写作并没有抛弃抒情，而是在不断地对抒情进行重写，重新理解“我”与世界之关系。诗人把抒情看作一种持续变形的能力，而不是一种静止不变的腔调。抒情之所以难以被取代，是因为无论时代如何变化，人总要处理内心与外部世界之间那片难以言说的地带——在那里，有伤口，有景色，有偶然的喜悦，也有集体性的焦虑与命运感。
新语境下的抒情
在新的语境下，抒情面临着诸多挑战。每一个写作者的探索，都是对这一课题的回应。对于新时代诗歌写作中的抒情，我认为可以作以下概括：
第一，真正的抒情应从现实出发，而不是从姿态出发。抒情不是在纸上摆一个“深情”的姿势，而是认真地去观察、去聆听、去参与现实，对别人习以为常的东西进行重新审视。只有当诗人真正被世界所触动时，写出来的句子才有体温。
第二，让语言承担复杂，而不是让情绪替代思考。好的抒情从来不是简单地喊“我高兴”“我难过”“我愤怒”，而是让语言去呈现“高兴”“难过”“愤怒”背后更复杂的原因和处境。修辞、结构、叙事、节奏，都是帮助情感变得更清晰、更有力量的工具，而不是装饰品。
第三，保持与传统对话，而不是简单地“告别”。对于传统，我主张一种有意识的“继承式更新”：既承认古典和五四以来的抒情传统为我们当下的诗歌创作提供了重要支撑，也不断反思其中不适应当代的部分，并通过新的经验、新的形式去改写它。对于今天的写作者而言，与其匆忙宣布“传统已经过去”，不如问自己：哪一部分传统对我仍有意义？
（作者系中国诗歌学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