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忽其不淹，“文学史视野中的新世纪文学”栏目还没来得及把“场子”完全打扫出来，就已匆匆度过了一年。对我而言，早已感到了“卑之无甚高论”的窘迫。确乎，这未曾归置的历史，“杂然”而未“赋流形”的庞然之物，在迄少共识的纷纭中，一时难以得到有效的言说与集中。我们讨论的也不免显得有些散漫和无界，但哪怕将问题向前推进一步也是有意义的，希望接下来的讨论能够更加聚焦和有效。
我原本计划是每期提出一个话题，将讨论凝聚至一起，但未料在实际操作中难以同步。这样，每次便令自己陷入个人的言说逻辑，多变成自说自话，这是需要检讨的。故本期，我想做一次调整，“一次性提出多个问题”，且并不盲目地希图自己做出解答，而是希望在接下来同行的文章中相继给出一些回应。
一
重提方法：历史化何为？
夏末时，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召开的“人文学科的常与变：《丛刊》编委座谈会”上，与会者中有人谈及一个现象，即“当代文学研究的古典化倾向”。限于时间，谈论者未曾展开。我大概理解其意，是说当今研究中的一种风气，指出历史化的某种特质，但似另有深意存焉，究竟是什么，不太好说。或许是指研究过分地资料化、客观化，有陌生感、距离感，等等。如果非要解释，大抵是说，有过分考古化的趋势。
这位年轻人应该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年度论文的获奖者。他显然有对于当下文学研究趋势进行反思的意思，而在一些年长学者的发言中，我也隐约听到了回应。总体来说，我是赞同这些看法的。历史化确乎需要，但历史化的目的是什么，通向哪里，这些问题则需要我们深入思考。历史化当然是为了寻找真相，而不是在翻找之后对真相失忆。或者更直接点说，历史化不是只在某些局部意义上“回到过去”，而是试图完成对过去记忆的重建。所以，它不能回避主体对于历史的态度，不能对历史的经验和教训视若无睹，更不能将经验和教训颠倒过来。这才是历史化的本意。
但如何实现“正确或恰当的历史化”，依然是难于确认的事。我想起了多年前李杨的观点，他在谈及如何重返80年代的问题时说，人们进入这一话题的问题意识是不同的，“有的是为了‘怀旧’，有的是为了‘研究’，有的是为了‘反思’”，而他的动机和目的正是为了“反思”。因为，“仅仅关注文学制度对文学的组织和规约的过程，可能会忽略文学作品所特有的情感、梦想、迷狂、乌托邦乃至集体无意识的力量”（1）。这提醒我们，不要只看到80年代文学的“变革”，更要看到它与前一个时期文学的“一脉相承”。这与杰姆逊所提醒的“政治无意识”与“历史无意识”可谓遥相呼应。它确乎对于那些单纯对“知识考古”怀有兴趣的研究有巨大的提醒作用。
然而，问题还有另一面。如果仅强调文学内在的传承性与一致性，又会消弭我们对这个年代“文学变革”意义的认识，也会导致历史化的新盲点，这正是我所担忧的。所以，某种意义上，在历史化的过程中，认知的陷阱几乎无处不在，不只没有明确历史认知的研究会走上歧路，即便是那些明确从某个愿景出发的人，也同样会得到“其希望得到”的认识，这是我们应该努力警觉和反思的。也正是从这一点出发，我们才不能主观地认为，只要历史化了，就是客观和有真相了，也可能完全相反。
所以，关于“新世纪文学的历史化”，目前还任重道远，并非我们将许多东西“史料化”之后，历史化就会如约而至。我们先行需要的可能是一些“不无武断的共识”，正如程光炜教授所说：“所谓‘历史’是必须先被‘固定’下来，才成其为‘历史’的，否则后面的人都无法与之对话。”（2）当然，他所强调的是将关于80年代的文学认知重新陌生化，以求得更为清晰和准确的认识。因为之前我们已经有了一套关于这个年代文学的稳定理解和看法，我们需要对这些知识进行反思。而今天我们审视“新世纪文学”，却可以提前将反思意识融入对历史的记忆方式之中，这是堪称幸运的。换言之，我们不必担忧会被一堆先入为主的看法挡住，而是需要自行编制一套包含着主动反思、自我反思的知识，来完成这一阶段的文学记忆。
照理该问题至此便可以搁置了，但我还是会为我们的历史化而纠结。为什么在事关当代文学的知识建构上会有如此多的挫折？为什么关于世纪之交以来的文学史认知上会有如此多的迷惘？这里有历史在作怪，历史使我们产生了一种“获得性认知偏执症”，正是这种无意识中的疾病，使我们有了太多的认知陷阱和误区。当我读到德国人加布丽埃·施瓦布的观点时才恍然大悟。
他将自己变成了脱离历史时空的……没有归属的存在，甚至不属于自己。他与世界隔离，免除了创伤的侵犯和记忆的入侵……失去了与世界的真实连接……没有了装载记忆的故事，他拥抱的是空虚——他疯狂地想用“替代或补偿记忆”填补的空虚。这种空虚的根源是他记忆中仍储存着的抽象、孤零零、冰冷的知识，任自我在空洞的言语中游荡。在创伤性自我审查下写成的叙事禁止主观聚焦，试图彻底擦去心理生活的印记，青睐客观描述。（3）
施瓦布是在研究战后欧洲社会的创伤记忆时做出的这番描述，这是一种关于历史记忆的病态反应症。在她看来，真正的悲剧除了历史本身所造成的难以言喻和矫正的创伤之外，还有一种关于自我意识的误区，即人们虽然获取了大量历史材料，却不能正确地叙述它们，并真实地重现和治疗人们的创伤。书写者遗传了上一代未曾解决的历史创伤，所以会有同样的心理反应和书写方式。在欧洲正存在这样一种情形，即面对大量的社会化讲述，真正的历史却“被沉默化”了。人们用制造“心理的秘穴——为过去的幽灵修建的内在坟墓”的方式，来完成对历史的遗忘。
这段话当然针对的是特定历史思潮与社会心理。施瓦布所揭示的历史隐秘与“遗传性的心理机制”，已深入历史的叙述者、历史反思者的无意识世界。这些隐性的疾病延宕了人们对于历史真相的认识，而这样的深层问题，确乎我们还未曾思索过。但我所要追问的是，在我们的历史化研究与努力中，施瓦布的理论又有哪些启示？在我们的重述和意识中，有没有历史遥远的投射与遗传？
二
“新世纪文学”之“新”究竟在哪？
20世纪之初，一批青年提出了最早的革命理论。1902年，17岁的邹容撰写的檄文《革命军》如歌如哭，如一声春雷响彻华夏，他宣称：“革命者，天演之公例也；革命者，世界之公理也；革命者，争存争亡过渡时代之要义也。”（4）5年后，另一位青年在同盟会的《河南》杂志上，发表了署名“令飞”的《人之历史》，将从黑格尔、赫胥黎到达尔文的进化论学说进行了系统阐述，为邹容的革命宣言做了思想史与科学史意义上的追述。他不无欣悦地预言：“中国迩日，进化之语，几成常言。”（5）这是鲁迅第一篇公开发表的文章。
罗列这些，是想对比100年前的“新世纪”，那时世界似乎是在黑夜中等待黎明，在绝望中祈求希望，有一种对未来的无限信任与预期。而100年以后，历经了革命神话的辉煌，人们在迎接这世纪曙光的时候，却是以一场堪称谐谑且不无盲目的狂欢来进行的。
狂欢何来？自然是全球化的世界大势，再叠加了经济起飞与市场勃兴，叠加了20世纪末情绪的弥漫，以及网络世界的迅疾发育所带来的陌生与兴奋感。其实，早在这一时刻尚未到来的1998年，在《众神狂欢》中作者已经描绘且预言了这一景观：“现代性的追求作为世纪之梦，在历史的隧道中已经回响了百年”，而历经“百年中国最后的启蒙之音”后，“历史却以另外一种方式呼啸而过”。这种新的景观就是“在市场经济中解放了的‘众神’迎来了狂欢的时代”（6）。
笔者其实在新世纪之初，也曾鹦鹉学舌般描述过这种狂欢在文学场域中的表现，在《持续狂欢·伦理震荡·中产趣味》一文中，就依次堆砌了诗界狂欢的各种表现，如井喷式的各种“嘉年华”活动、大量出现的民刊、雨后春笋般问世的诗歌网站、不同流派观念的剧烈纷争，还有众多“诗歌行动”与“恶搞事件”的推波助澜，等等（7）。这些事件共同构成了新世纪初期文学，尤其是诗歌场域的典型表征。显然，从痛苦中的革命到谐谑中的狂欢，某种意义上可以粗线条地勾画出一个世纪的历史巨变，文学就是在一个巨大场域中历经浮沉与变迁的。但这样说也许只算某种诗意的预言，还不能涵盖这个世纪的丰富性，其内在的细密变化与起伏波澜，也无法从学术与学理上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释。
那么，“新世纪文学”之“新”到底体现在哪里？这是有待学界认真回答的。从文学史的视野看，它与20世纪八九十年代相比，究竟体现出了哪些新质，我们迄今尚不甚了了。早在2006年，张未民首倡“新世纪文学研究”时，曾以与“启蒙现代性”和“民族国家现代性”并立的“生活现代性”为基础，来讨论新世纪文学的特质，他将这种属性命名为“中国新现代性”（8）。虽然这一说法后来并未流行，但作为一种预期还是非常具有前瞻意味的。我们姑且把这个世纪在生活和文化领域中所发生的一切新变，都置于这一概念的篮子中。而到今天，我们就可以回头看一下，这篮子中究竟装下了什么。
在我看来最重要的、最不一样的新质，首先是由“网络世界的新文明”所赋形的——之所以称之为新文明，是因为它显示了堪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相区隔的划时代差异。正确的说法也许应该叫做网络与AI文明，但在新世纪初，AI尚在发育之中，我们姑且称之为网络文明。它的介入，使得文学获得了不一样的属性，即书写与传播的前所未有的自由。这种属性一方面催生了充满消费性、类型化与陌生感的网络文学和网络传播环境；另一方面，其渗透至传统文学中，则是催化了其谐谑与狂欢的属性，这在大量诗歌、小说中都有鲜明表现。尽管20世纪90年代因为市场经济的合法化，也曾给文学带来了一个不无狂欢意味的冲击，但比之新世纪最初的几年，则明显是小巫见大巫。
与20世纪90年代末网络的初起相比，进入新世纪之后，网络平台出现了一个大爆发状态。据统计，截至新世纪初的几年，仅中文诗歌网站和论坛就达到了381家（9），每个网站论坛上都活跃着成百上千的写作者。正是依托这些网站，大量由公众推动和参与的文学行动与文学事件得以发酵，比如轰动一时的“梨花体事件”。
但今天看来，上述只是现象，隐在这些现象背后的逻辑，是由网络世界崛起和新千年狂欢所共同催生的新的公共空间，新的社交方式与新的公共伦理的弥漫。借用巴赫金的说法，就如中世纪的狂欢节所显现的秩序瓦解与价值颠覆一样，公众通过参与群体游戏，通过“取消等级”“贬低与废黜”“滑稽改编”“打诨式加冕”等手段，用喜剧和闹剧来模拟旧秩序的瓦解与对旧权威的亵渎（10），以此满足其对于社会秩序的新想象。正是在这样的氛围与环境下，我们才能真正理解为何新世纪初期的文学会大面积地出现狂欢化叙事。从《檀香刑》到《生死疲劳》，从《受活》到《炸裂志》，从《兄弟》到《第七天》，作家们热衷于以荒诞、怪诞、喜剧和谐谑的方式，讲述故事和定调叙事风格。这一切都是因为他们敏锐地感受到了新千年和即将到来的网络世界的强烈召唤与暗示，也想用与此适配的风格来应和这种氛围。
然而，一切事物都是正反相对、相反相成的，也正因为新世纪的到来，网络空间的弥漫与经济的腾飞，社会矛盾和道德代价也随之浮现。所以，文学场域中不止出现了秩序瓦解的狂欢，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催化了公共伦理在震荡中的强力显现。在新世纪之初，便出现了以彰显公共伦理为旨归的底层写作，出现了阶层化书写的文学新人类。而且关键是这狂欢一旦化为大众文化的崛起，那么其双刃剑的属性就暴露无遗，文化平权与娱乐至死的一体两面，就会同时陷公众与作家于两难之境。
以上大概是新世纪初期文学所表现出来的新特点，基于同上个年代的比照，是我认为应该在宏观上有所记取的主要变化。
三
何为“新世纪文学”的核心问题？
回看20多年来文学界的话题，确乎非常之多，若要总结，不免有眼花缭乱之感。记得10年前，笔者在为《21世纪文学大系·理论卷》所作的序言中，曾不揣简陋地将新世纪以来的理论批评话题概括为“文学史写作与‘重返’研究”“‘再解读’及文化研究的左与右”“宏观研究、国际视野与关于中国当代文学的评价问题”“关于‘底层文学’的讨论及其他”（11）。现在想来，虽有以偏概全的颟顸，但大体可以涵盖第一个10年中主要的文学热点与理论批评话题。及至第二个10年，我便再无胆力作此类笼统之论了。
但那还是关于批评话题的一个概括。而对于“新世纪文学”自身而言，最核心的问题是什么？犹疑良久，我想或许可以认为是“中国经验的自觉”之类。因为，如果从“文学史的视野”看，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中国当代文学，其核心是建立民族国家和社会主义双重意义上的文学；而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末，则是在对极左思想清算的基础上，建立逐步适应市场经济的开放的中国文学，标志性的口号是走向世界文学；而至新世纪，除了延续20世纪八九十年代文学的基本形制外，一个比较微妙的变化是本土意识的再度觉醒。说“再度”是因为这并非初创，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随着现代主义与西方思潮的涌入，中国作家已历经了一次本土自觉，就是用现代眼光重新打量传统的“寻根文学”运动。某种意义上也正是这一自觉，催生了随后中国文学的繁荣，虽然“寻根”话题持续的时间很短，但在1986年之后，《古船》《红高粱家族》《商州》等长篇小说的问世，恰是“寻根”运动催生出的正果。
所以，“本土意识的觉醒”并非一个新问题，而是一个老问题，老到在抗战时期，乃至五四时期就已经存在。这个话题要追根溯源的话，应是一篇大文章，前面最经典的例子是李泽厚的“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12），早已将现代与传统、外来与本土、世界与民族这些二元对立关系阐释清楚了，所以我们这里也就不必再深究其来历。
“本土经验”的话题大约起于新世纪初，莫言《檀香刑》中那一句“大踏步撤退”（13）之说，可算作是一个象征。这是自信还是自省，自觉还是自审？恐怕都有。“中国经验”这个词语内涵实在是丰富，既包含了“用中国人的独有方式讲述中国故事”，也体现了新世纪之交中国社会所特有的矛盾内涵。至少在我看来，中国经验或者中国故事中，既有中国作家的自我认同与民族自尊，又包含了这一特定时期的悲剧内涵，即在急速发展中所必然面对的悲剧与代价、混乱与迷惘的情绪，而这正是新世纪之交的狂欢气质与混乱美学的社会基础。李锐的说法更有说服力，他基于一个中国作家的身份困境敏锐地指出，只要谈“中国经验”就会陷入“原罪”（14）的境地，即一个中国人永远无法摆脱其在文化身份上的宿命，无论说什么，都会被外国人认为是出于其脆弱的民族主义；而他只要有一点对传统的反思，又都会被自己的同胞看成是一个虚无主义的怀疑论者。这一困境无疑也是李泽厚之“变奏说”的延续了。
但也恰恰是这种困境，赋予了中国作家以前所未有的激情，也给与了他们资源、责任感，以及试图把在当代中国发生的一切记录下来的冲动。因为无论如何，当代的历史环境从未像新世纪之初这样，给予他们如此多的经验活体和现实刺激，也从未像这一时期给与他们看问题的自由、方法与高度。某种意义上，过去半个多世纪的犹疑，都是为这一历史机遇做铺垫和准备的。就像余华在《兄弟·后记》中说的，“一个中国人只需四十年”，就经历了“一个西方人活四百年才能经历”的一切。这便是“中国经验”的特殊性与丰富性的最生动证明。
假如我们聚焦一下新世纪之初几部重要的长篇小说便会看到，那时的中国作家们确乎有一种巴尔扎克式的激情，就是要系统性地记录中国现代乃至当代的历史。莫言《檀香刑》《四十一炮》《生死疲劳》、余华《兄弟》《第七天》，阎连科《受活》《风雅颂》、刘震云《一句顶一万句》、李洱《花腔》、阿来《空山》、格非《人面桃花》《山河入梦》《春尽江南》……无不是规模化地、完整时长地处理现代与当代中国的经验与现实。这些作品叠加在一起，便是“一篇完整的历史，其中每一章都是一部小说，每一部小说都描写一个时代”（15）。或许这一时期的文学曾被狂欢与混乱美学所裹挟，但从更长的历史时段看，也许它才是一个世纪以来中国文学最活跃和最具创造力的时期。
在进入第二个10年的中段以后，随着这种世纪初激情的退却，以及新秩序的回归，文学明显进入了另一迥异时期。以笔者的浅陋，还无法总结出这一时期最核心的文学现象与主题，只能大概地认同近年的几个热点命题，即“地方性写作热”“家族史重述”等，这些地方性与家族史的叙述中，明显的变化是重新强调了抗战或革命史的加持；至于另一些，便是更具有文艺生产导向意味的“新山乡巨变”主题了。
四
“新世纪文学”评价的困境，或结语
早在新世纪第一个10年结束的时候，所谓“唱盛”与“唱衰”之争（16）就已经显现了。除去某些个人化和意气的成分，现在看来，也与李锐所说的“原罪”心理有关。“唱盛”还是“唱衰”？根本上还是角度的不同。从本土经验出发，无法不予唱盛；从世界文学的方向，则很难不予苛责。究其实质，还是变奏的延续。这场论争并非全无意义，它是中国当代文学这一场域固有价值困境的显现。笔者并非在这里刻意扮演公允，而是将此问题置于更长的文学史视野之后，获得了宽解与释然。
上述评价尺度的矛盾与困境，自然也由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下延至新世纪文学。因为本土性与世界性两者的矛盾依旧存在，且表现更为明显。在最近的10年中，文学的走向显然更加亲和本土与民族，对于外来的异质经验产生了更多警惕。从更长的历史时空看，这也依然是“双重变奏”逻辑的自然延展。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一变化不止体现在创作界，更体现在当代文学的研究与批评界。我们所经历的历史化运动，其中某些刻意回归20世纪50—70年代的价值倾向，自然也是这一环境的变化使然。
所以，评价“新世纪文学”的成败，确乎是同样布满陷阱与充满困惑的，但唯其如此，我们才更期待共识的凝聚。笔者此处的唠叨绝不是硬充作答，而是实实在在地发问与求教——我在翘首仰望同行诸贤解惑的高论。
2025年10月10日，北京清河居
注释:
（1）李杨：《重返八十年代：为何重返以及如何重返——就“八十年代文学研究”接受人大研究生访谈》，《当代作家评论》2007年第1期。
（2）程光炜：《前面的话》，程光炜编：《重返八十年代》，第1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3）〔德〕加布丽埃·施瓦布：《文学、权力与主体》，第145页，陶家俊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
（4）邹容：《革命军》，上海，上海大同书局，1903。
（5）鲁迅：《人之历史》，《鲁迅全集》第1卷，第8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6）孟繁华：《众神狂欢——当代中国的文化冲突问题》，第9-13页，北京，今日中国出版社，1997。
（7）张清华：《持续狂欢·伦理震荡·中产趣味——对新世纪诗歌状况的一个简略考察》，《文艺争鸣》2007年第6期。
（8）见张未民：《开展“新世纪文学”研究》，《文艺争鸣》2006年第1期；张未民：《中国“新现代性”与新世纪文学的兴起》，《文艺争鸣》2008年第2期。
（9）见张德明：《网络诗歌研究》附录，第168-183页，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
（10）见〔苏联〕M.巴赫金：《巴赫金文论选》，第105页，佟景韩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11）张清华：《变奏与对话——21世纪以来当代文学研究的理论问题及其旨趣》，《文艺争鸣》2015年第6期。
（12）李泽厚：《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走向未来》1986年第1期。
（13）莫言：《后记》，《檀香刑》，第518页，北京，作家出版社，2001。
（14）李锐：《“中国经验”的“原罪”》，《上海文学》2008年第10期。
（15）〔法〕巴尔扎克：《人间喜剧·前言》，伍蠡甫主编：《西方文论选》下卷，第167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
（16）见肖鹰：《顾彬不值得认真对待吗？》，《文汇读书周报》2007年4月15日；肖鹰：《当代文学在走下坡路，中西对话中完成定位》，《辽宁日报》2009年12月16日；肖鹰：《王蒙、陈晓明为何乐做“唱盛党”》，《羊城晚报》2009年11月21日；肖鹰：《当下中国文学之我见——从王蒙、陈晓明“唱盛当下文学”说开去》，《北京文学》2010年第1期；王彬彬：《关于当代文学的评价问题》，《北京文学》2010年第2期；张光芒：《评价当代文学：我们需要“中国立场”还是“人类立场”》，《探索与争鸣》2010年第4期；张柠：《中国当代文学评价中的思维误区》，《北京文学》2010年第3期；张柠：《垃圾与黄金：中国当代文学评价的两个极端》，《羊城晚报》2009年11月14日；陈晓明：《再论“当代文学评价”问题——回应肖鹰王彬彬的批评》，《文艺争鸣》2010年第4期；陈晓明：《世界性、浪漫主义与中国小说的道路》，《文艺争鸣》2010年12期；孟繁华：《“憎恨学派”的“眼球批评”——关于当下文学评价的辩论》，《北京文学》2010年第2期；蔡翔：《谁的“世界”，谁的“世界文学”——与德国汉学家顾彬先生商榷》，《文汇报》2007年4月22日；张清华：《人文主义与本土经验——如何评价中国当代文学》，《文艺争鸣》2010年第2期；张清华：《在世界性与本土经验之间——关于中国当代文学的走向及评价纷争问题》，《文艺研究》2011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