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作为改革开放最早的城市，历经近半个世纪的发展，已从当年的小渔村成长为国际化大都市，“旧貌换新颜”不断上演，“城中村”在一次次城市化进程中应运而生，城市人由此生了“乡愁”（简称“城愁”）。深圳作家王国华作为“城愁”散文的倡导者，在《城中村纪事》中以深圳城中村为核心场域，用25篇质感厚重的散文，编织出一幅城市化进程中独特的生存图景。作品既非单纯的风景描摹，也非空泛的乡愁抒发，而是以微观视角切入，捕捉城中村的物理空间变迁、人的生存状态与文化记忆的碰撞，在烟火气与疏离感的交织中，叩问城市发展与个体存在的深层关联。整部作品如同一面多棱镜，折射出中国城市化的复杂性、包容性与精神韧性，既记录着时代的痕迹，也留存着人性的温度。
《我不认识铁岗村的人》以“不认识人”的踏实感为切入点，道破了都市人独特的生存智慧，即陌生感中的自我坚守。铁岗村的“握手楼”作为核心意象，物理空间的逼仄与人际空间的疏离形成强烈反差——“从这个楼的窗户里伸出手去，可以握到另外一座楼里伸出的手”，却“大家都缩进自己的屋子里”。作者向往陌生、享受孤独，拒绝刻意的人际联结，实则是对都市异化的温柔反抗。作者设想的“城中村好友”场景，与现实中“擦肩而过视而不见”的疏离形成对比，既流露出对纯粹情感的向往，也坦然接受都市人际的边界感。而沙县小吃的模糊店主、随手拍照的习惯，更强化了这种“过客式”的生存状态，凸显了城中村作为“临时栖息地”的本质，以及个体在其中寻求自我安放的努力。
楼村作为“深圳第一村”（《第一村》），承载着历史与现实的双重重量，是新旧交织中的历史回响。文中“老屋与新楼混杂”的空间描写，直观呈现了城中村的发展轨迹，外圈新楼的无序扩张与内核旧屋的坚守，恰如城市更新中传统与现代的博弈。麻石巷的百年历史与豪车广告的现实冲击，琬璧公家塾的文化遗存与租户的生存诉求，井水的恒温与人心的变迁……细节描写甚有张力。作者通过楼村的陈氏渊源、建筑讲究（房檐瓦数），挖掘城中村的历史根脉，同时也清醒地意识到，对于外来租户而言，“租金的涨跌和房屋的使用功能”远比老故事重要。这种新旧交织的书写，既不美化过去，也不回避现实，展现了城中村作为“历史容器”与“生存空间”的双重属性。
七十三区夜市是城中村“城市湿地”功能的最佳注脚，这里的烟火气中弥漫着生存哲学。《路过七十三区夜市》中“禁与不禁之间的模糊地带”，恰如城中村在城市秩序中的特殊位置——它包容着小贩、工厂员工、长途司机等边缘群体，成为他们疲惫生活的慰藉。作者聚焦夜市的烟火气：颠勺的厨师、廉价的摊位、混杂的香气……每一个细节都透着小人物的生存智慧。“一份炒粉净挣5元”的生计与“表演式”的颠勺，展现了劳动者在谋生之外的尊严坚守；而潮汕烧猪皮融入螺蛳粉的饮食创新，暗喻着城中村的文化融合。作者将城中村比作“城市湿地”：它滋养着城市的服务阶层，维系着城市生态的平衡，而夜市的美食则成为“青春记忆、困境标签”，见证着无数人的奋斗与成长。
流塘作为作者的“生活概念”，打破了城中村的“临时感”，成为个人生活半径与城市建立情感联结的纽带。《流塘》以“流塘路”为轴线，串联起小区、城中村、商业街等空间，记录着作者的居住体验与城市变迁：宝安新村的古旧沉稳、富盈门的墙皮脱落、天骄世家的房价飙升……每一处细节都承载着个人记忆与城市发展的共振。作者对“握手楼”的描写、对城中村整治的关注，既展现了城中村的居住困境，也肯定了“综合整治”对“城市湿地”的保护。桂花、芒果树、鸡蛋花等植物意象为冰冷的城市空间注入温情，而“来了就是深圳人”的口号与现实中租户的迁徙形成对比，引发对城市归属感的思考：真正的联结不在于户籍，而在于生活半径中沉淀的情感与记忆。
大万世居作为客家围屋的代表，是城中村历史记忆的浓缩。《往事之墙》中“方方正正的极大院落”，不仅是物理空间的围合，更是围屋里文化基因的传承。作者详细描摹围屋三堂六横四角楼的结构、“赞政宏才”“急公好义”匾额、族谱渊源，挖掘客家人“聚族而居”的生存智慧与文化坚守。围屋中“坪山城市书房”与文创中心的存在，展现了传统文化的活化尝试：古老建筑并未成为静止的标本，而是在现代语境中寻找新的生命力。“勿替引之”“其旋元吉”的匾额铭文，与围屋当下的功能形成跨越时空的对话，既凸显了文化传承的重要性，也暗示着传统在现代社会中的适应性转变。
凤凰古村的“更名”与“重塑”，是城中村文化活化的典型案例。《凤凰变》中“岭下村”到“凤凰村”的名称变迁，不仅是俗名雅致化的潮流，更是文化符号的重塑过程——凤凰木、凤凰柱、凤凰球等元素的植入，让古村成为承载地域文化的符号。作者聚焦文氏大宗祠与文天祥的关联，指出“文天祥”三个字是古村的灵魂，它让村民从“异乡人”变成“有根者”。古村中私塾、家祠的修缮与流浪猫、玩手机的少女共存，展现了文化传承与现代生活的和谐共生。作者“万物都有一个从野至文……”的感慨，恰如其分地概括了凤凰古村的变迁，它既保留着古建筑的肌理，又接纳着现代生活的气息，在符号重塑中完成了身份认同的建构。
立交桥下的空间，是城市秩序之外的“另类天地”。《桥下的世界》中“桥上的刚性秩序”与“桥下的自由生长”形成鲜明对比：桥上是“眼睛只盯着红绿灯和前方的车”的规则践行者，桥下是理发摊、卖唱者、小贩组成的自由群体，作者勾勒出了一幅边缘空间的自由图景。作者描写桥下的细节：八元理发的定价智慧、穿朝鲜民族服装跳舞的女士、嘶哑却投入的胡琴声，每一个场景都透着边缘群体的生命力。桥下的空间“杂而不乱，俗而不劣”，它包容着城市的“异类”，成为“都市的根基”。作者最终“和他们站在了一起”的感悟，打破了旁观者的疏离，展现了对边缘群体的共情——他们与城市的主流群体一样，都在努力寻找自己的生存空间，都有着对自由与尊严的追求。
《大街温柔》以“街道”为核心，反思城市发展对人与自然、人与人关系的影响，是城市肌理中的记忆载体。作者批判油漆马路的“硬”与“冷”，它“不让人在自己身上停留”，割裂了人与土地的联结；而街道上的树木“每一棵都像是一个站着的人”，成为城市记忆的重要载体，见证着城市中的悲欢离合。“树木被挪走后街道变秃”的描写，暗喻着城市更新中记忆的流失；而“乡下的树生长果实和鸟……城市里的树生长故事”的对比，凸显了城市树木的精神价值。作者对“小公园”的描写充满温情，它“见缝插针”地存在于城市缝隙中，成为人与自然、人与人联结的微小纽带，恰如城中村在城市中的作用，以“小”见“大”，维系着城市的温度。
王国华的《城中村纪事》，并非简单的“地方志”式记录，而是以散文为载体，完成了对城市化进程中“中间地带”的深度书写。集子中的散文各有侧重，却围绕着共同的核心：城中村不仅是物理空间，更是精神场域；它既承载着历史记忆，也包容着现实生存；既见证着城市的扩张，也守护着人性的温度。
作品的价值首先在于“真实性”，作者不回避城中村的混乱、拥挤与生存困境，也不刻意美化其烟火气，而是以客观、冷静的笔触，呈现城中村的复杂面貌。无论是铁岗村的陌生感、楼村的新旧冲突，还是夜市的烟火气、桥下的自由空间，都源于真实的生活体验，具有强烈的代入感；其次在于“人文关怀”，作者关注的不仅是城中村的空间变迁，更是生活在其中的人：小贩、租户、原住民、边缘群体，每一个人物都被赋予尊重与理解，他们的生存智慧、尊严坚守与情感诉求，构成了作品的精神内核。最后在于“思想深度”，作品以小见大，从城中村的细微变化，折射出中国城市化的宏大命题：传统与现代的博弈、发展与保护的平衡、个体与城市的关系。作者对“城市湿地”的隐喻、对文化记忆的珍视、对边缘群体的关注，都体现了对城市化进程的理性反思。
在文学表达上，王国华的书写兼具“细节质感”与“哲学思辨”。他善于捕捉极具代表性的细节：握手楼的间距、夜市的香气、围屋的匾额、树木的姿态……以细节支撑情感与思想；同时，他的文字中蕴含着深刻的思辨，如“陌生感与归属感的辩证”“历史记忆与现实生存的平衡”“城市秩序与个体自由的博弈”，让散文在烟火气之外更具思想重量。
《城中村纪事》的意义，在于它为深圳城市化进程中的“被忽略者”留下了文字档案，也为我们理解城市提供了新的视角：城市不仅是高楼大厦、繁华商圈，更是由无数城中村、无数普通人的生活构成的有机整体。正如“中国文学大奖获奖作家作品集”主编王子君在“出版说明”中所言“在浩瀚无垠的宇宙里，我们不过是一粒粒微尘，但阅读也许能让一粒粒微尘落在坚实的大地上，变成一粒粒微尘般的种子”，王国华的散文书写，也能让城中村的烟火气与城市更新，成为滋养城市精神的养分，让我们在快速发展的时代，记住那些支撑城市运转的“微小存在”。
“表达，抒发。写作，可以让人在虚构的世界中幻想，可以操纵不同的生命，体验不同的人生，可以演绎生活的其他可能。最本质的，写作是对自己内心的探寻。”
我利用每晚灯下余闲，译了许多文学史上从不提到的小作品……
该篇散文与同类题材不同之处在于，从冬日乡村落笔，以寒天里的唢呐声为情感纽带，串联起一段段温热的追忆。杨老五为思念之人裹雪吹奏，曲调浸着化不开的牵挂；王定宝夫妇因唢呐结缘，
小未在水库深水区营救了三个体力不支的孩子，孩子们成功脱险上岸，小未却不幸溺水。整理遗物时，除一枚军功章外，还发现三个日记本。翻阅日记，揭开了小未不为人知的传奇经历。
AI难懂人间烟火，好戏需要岁月熬煮。
天阴得，叫你猜不透它的心思 太阳卧在云层里，像个红蛋黄在动 若隐若现中，冬天正捧着一大碗 香喷喷，热气腾腾的面
镜明河是烂泥湖流域的一条撇洪内河，地处岳阳湘阴和益阳赫山交界处，湘阴境内河堤长约33.44公里，河道弯弯、堤坝修长，一衣带水，滋养着两岸人民。遇上雨季，漫天的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