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件小事》在鲁迅小说里的特殊性在于，它篇幅很短，而且更像一篇散文，文风又很特别，正面地、直接地表达对笔下人物的赞美。尽管对方只是一个平凡不过的底层人物，鲁迅却给予了“须仰视才见”这样的高度。这真的不多见。说它是一篇小说，实在也是收入《呐喊》的原因。它跟之前之后的小说，从内容到形式都有明显差异。但它切中了一个时代主题，聚焦于同时代人都在关注的社会群体“人力车夫”，而且，它表达出了同时代人没有或没有充分表达的主题。它其实并不简单。这也就造成了这篇小说看似阐释度不高，又时常会被人提及、评论的现象。
一
“序”述：《一件小事》的多元信息
这是一篇千字文，散发出的信息却很多重。它们看上去有点分散，实质上又有聚焦。
作品始终在“大”与“小”的比较中叙事。说是“一件小事”，并非就这件事本身的规模而言，而是与其他许多事相比，它显得很小。然而这样一件“小”事，最终又体现出“大”来。两相比较的“大”与“小”，来了一个颠倒。
作品的开头和结尾都是讲“大”。“国家大事”，“所谓”而已，可以感知它们在内心的真正位置，所以很自然就有了下面的消解式说法：“但在我心里，都不留什么痕迹，倘要我寻出这些事的影响来说，便只是增长了我的坏脾气，——老实说，便是教我一天比一天的看不起人。”这种将“大事”直接消解的笔法，并非小说式的，而是“随感录”写法。
小说结尾又提到了所谓“大事”，然而“几年来的文治武力，在我早如幼小时候所读过的‘子曰诗云’一般，背不上半句了”。处理法同“都不留什么痕迹”如出一辙。
就在这样的“大事”中间，包裹着一件纤尘般的“小事”。在强调“大事”均已遗忘的同时，反复强调了这件小事的难以忘怀。开篇第二段：“但有一件小事，却于我有意义，将我从坏脾气里拖开，使我至今忘记不得。”最后一段的最后一句有这样的表述：“独有这一件小事，却总是浮在我眼前，有时反更分明……”仍然是“忘记不得”。
以上这些表述，可以说都带有鲜明的杂文笔法，显然不像小说叙事的做法。这也是鲁迅不在意作品文体的又一个例证。
这是一件怎样的小事呢？小到角色不过是一个普通的人力车夫，小到故事几乎没什么可叙述的，一个人力车夫撞倒了一个花白头发的女人，但似乎并不严重，“没有什么的”，这就是坐在人力车上的“我”对事件的基本评价。然而，故事出现了反转。人力车夫并没有在意“我”的评价，而是执意搀扶被撞者去往不远处的“巡警分驻所”。这几乎就是故事的全部，“我”望着人力车夫的背影，发出了高至让人意外的感慨：“须仰视才见”！而且非常具有代入感地将人力车夫与“我”自己做了比较，不但对方的背影愈来愈高大，还对“我”形成“威压”，“甚而至于要榨出皮袍下面藏着的‘小’来”。高大与渺小，就这样被直接对比，而且立刻形成反转。如果说《一件小事》在艺术上有什么鲜明长处，那就是结构上始终围绕“大”与“小”的对比和转换而展开叙事。一种不着痕迹的讲究。
《一件小事》的开头和结尾其实是杂文笔法，中间的故事叙事，又是散文式的，恰恰少有小说叙事的迂回婉转。即使人力车撞了老妇人那么一点情节，叙述时也并不很注重情节冲突的强化，连人物对话都是极简式的。这种极简差不多到了不太符合现实情形的地步。车夫和老妇人，事发后就两句对话。车夫问：“您怎么啦？”老妇人回答：“我摔坏了。”这似乎不太像“肇事司机”与被撞者之间的对话，更像两个陌生人之间的随意问答。这也就可以知道，鲁迅在叙述这样一个故事时，着眼处不是故事的进程和冲突双方的纠缠，而是聚焦于人力车夫在事发后的行为以及给“我”造成的冲击。
这样一次“杂文”包裹下的“散文”叙事，却恰恰被收入小说集《呐喊》当中。这篇作品发表于1919年12月1日北京《晨报》，查鲁迅日记，11月22日和24日有寄“信”给《晨报》的记录，其中就应该有《一件小事》吧。
二
背景：作为社会问题的人力车夫
要想读出《一件小事》的不同凡响，就有必要了解人力车以及人力车夫这个话题。我自己也很好奇为什么五四时期有那么多作家在写人力车夫。在倡导“为人生”的文学氛围中，生活在北京的作家选择人力车夫为创作题材的确很正常，如此集中却有一个前提，人力车以及人力车夫实是当时社会的“热点话题”，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社会问题。
在中国城市交通发展史上，人力车可能并不算多么重要，也不是什么革命性变革，它对于交通工具和城市道路的影响似乎都很有限。但局限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这一特定历史时段，聚焦于北京、上海、天津等中国主要城市，人力车作为一种新交通工具，人力车夫作为一种新的城市职业出现，实在是突如其来，引发一时热议。在人力车的兴衰过程中，还发生过许多让人唏嘘、令人感慨的事件。有些事件在今天看来，或许匪夷所思甚至有点“奇葩”，但略加梳理，又会看到多重社会面貌。
为了梳理出一个头绪，我参阅了一些相关著作和文章。我会把这些书（篇）目附于文后，想探究的朋友可以寻来一阅。
人力车是近代产物，是古代的轿车、牲畜车和现代的汽车、电车之间的过渡性交通工具，主要流行于北京、上海、天津等大城市。其中尤以北京最为密集，也出现更多相关的奇闻逸事，产生更多与之相关的话题。基于《一件小事》的背景，本文就以北京为例，根据读到的相关史料，对人力车及人力车夫的情形做一粗略描述。
先看来源。人力车从日本传入中国。根据李景汉《北京人力车夫现状的调查》一文可知，最早在1886年，北京发现几辆洋车，到1898年，“才有营业人力车自天津流行到北京。因为人力车原来是从日本传到中国，所以人都叫作东洋车”[1]。
再说流变。人力车本身的变化主要体现在轮胎上，早先是铁皮轮，很笨重也易颠簸，到1910年左右，胶皮式的轮胎逐渐兴起，取代了铁皮轮。
人力车刚在城市街头出现的时候，“当时人都不肯雇用，妇女尤以坐人力车为羞耻。不久风气大变，坐车人日见加增”[2]。当胶皮轮人力车出现之后，乘坐者又以坐铁皮轮人力车为耻。致使后者很快退出市场。
接着看运营特点。奇特的“荣辱观”始终伴随着人力车行业的方方面面。不知为什么，人力车行业从一开始就以跑得快为荣耀，“以快为美”还造成行业内部激烈的竞争态势。街头上出现许多以快扬名的人力车夫，有些车夫被冠以彰显速度的绰号，如“伊犁马”“火车头”“飞毛腿”等等。这对人力车夫的体质提出很高要求。“交民巷拉洋人的车夫多，以跑快为荣，彼此竞赛。其中健儿加以‘伊犁马’‘火车头’种种外号，往往奔跑过度，吐血身亡。”[3]其实，民国以后，警方对人力车夫的年龄也曾做出严格要求，“早在一九一三年，警局就明文规定了车夫的行为和着装要求，有不良习惯者、长发者、酷暑严冬不戴帽者、赤膊赤脚者都不准拉车，低于十八岁或超过五十岁者、身体孱弱者、患传染病者等都禁止拉车”[4]，但是“完全遵守如此繁细规定的，着实不多”[5]。从李景汉的调查报告以及人力车夫任有德的回忆可知，小至十三四岁，老至六旬老人，上街拉车维持生活的不在少数。这种情形不但引发过不少纠纷事件，更使人力车夫的健康甚至生命受到影响。由于拉人力车是一个对技术要求较低的苦力活儿，因此成为当时北京许多贫民求生的重要途径和职业选择。我曾在论述鲁迅散文诗《求乞者》一文中谈到过，“美化民国”之所以不能成立，其原因包括不能忘记和回避其时的贫民生存惨状。由于北方地区连年灾害，加上社会动荡，大量一无所有的贫民进入北京成为乞丐，其中不乏有人由乞丐而变成人力车夫求生。总之那是一个贫民非自然聚集、乞丐满街满眼都是的都城。据李景汉的调查报告和史谦德的著作，“1915年，北京大约有两万名人力车夫，而到了1920年代中期，这个数字是原来的三倍”[6]。以当时百万人口来计算，依靠拉车维持生活的个人以及相关家庭达到1/4左右。行业竞争也因此越来越严峻、险恶。
既然人力车属于城市“公共交通”工具，就必然有“司乘”关系存在。而这种关系也是人力车问题成为新闻热点和文学题材热点的重要原因。史谦德分析认为：“20世纪一二十年代人力车在北京的蓬勃发展，原因在于这种交通工具适合这座城市平坦的地形，而且满足了北京自由职业者和工商界人士的出行需求。不过乘坐人力车同时也代表了一种与社会地位相关的炫耀性消费形式。城里的官员、富人以及有产阶级，再加上那些从事新兴工种和职业的人，能够选择各种各样的人力车，从普普通通的到精心装饰的，或者从公共人力车到体现身份地位的私人包车，不一而足。”[7]
由此可知，在一个临时建立起来的公共空间里，两种完全不同的社会阶层在一起相处，碰撞、摩擦、交流，会产生很多与社会生活相关的话题。在所有的乘客里，像鲁迅这样的小官员以及需要到大学上课的教师，正是人力车的主要乘坐者。据任有德回忆，人力车夫都想拉远活儿，从西直门往北的大学集中区，多有教师和学生乘坐者，成了人力车夫们最爱跑的路线。当时的北京城还流行一句人力车夫们发明的谚语，叫作“西直门到海淀——拉了”。
由于人力车是其时北京一道十分显眼的“风景线”，人力车夫就自然成了特别受到关注的人群。他们的出身、来处、家庭，他们的年龄、健康、酬劳，他们在街头的遭遇以及他们的群体生活，常常成为坐在车上的官员、文人、教授、知识青年们关注、关心、讨论的对象。
由此可见，人力车虽是一种城市交通工具，但它的出现提供了一种新的社会关系。在当时的北京城里，人们对人力车的态度经历了多次、多种变化。最早是排斥和不接受，到后来是以乘坐胶皮车轮的人力车为荣。同时还出现临时招车与包月车（包月车是指自己买了车雇人来拉）的区别。很多有身份的人，其必备的证明身份的标志中，就有拥有包月车这一项。相反，没有包月车的人在身份上似乎又低一档。所有这些社会话题，是不是都可以帮助我们更加切近、更加立体地去解读《一件小事》呢？
人力车作为城市交通工具，被作为社会话题不断放大，绝非文人们的过度阐释，实在是它的确是当时的知识分子和后来的人们去分析社会与时代的重要且有效的视点。史谦德的著作《北京的人力车夫》有一个副标题“1920年代的市民与政治”。中国学者雷颐关于史著的书评文章，标题则是《北京人力车夫与中国现代性转型》，话题所指都远远大于人力车和人力车夫，而且确实很有说服力。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进一步推论，《一件小事》的背后的创作动机，也不是抽象意义上的人格“大”“小”之比较。
作为一种社会话题，人力车在中国城市的现代化进程中扮演着特别特殊的角色，我的初步理解，这种角色具有夹缝中的“过渡性”“双重性”特点，其中的一些人和事非常值得玩味。据史谦德研究，1886年，第一批从日本进入北京的私家人力车出现在街道上，引来不小争议。因为那时市民们出行的主要交通工具是骡车、马匹、轿子和推车，人力车所带来的竞争让骡车夫们非常愤怒，他们“把这种拿人当牲口使的可憎洋玩意儿翻进了臭水沟”[8]。“人力车——一种现代文明”正是史谦德的定位。人力车居然具有“现代性”，这可能是一百多年后的当代人无法理解的，但在当时确实具有这样的冲击力。
然而，人力车毕竟具有“过渡性”和“双重性”的特点。真正的现代交通工具的到来是有轨电车的出现。北京的电车从筹备到启动再到真正通车，经历了将近二十年时间。虽然还没有见到电车长什么样，人力车夫们早已敏感地意识到，这一怪物的出现势必会对自己的职业造成冲击。据史著，1921年，“北京电车公司”成立，就有报纸报道说，“车夫和车厂主‘群情激奋’，担心自己会因电车而丢了饭碗”[9]。1924年12月，有轨电车正式通车，这不但带来城市交通的新的观念变革，出现各种各样的“磨合”轶事，更带来人力车与电车在利益上的竞争以及“价格战”，引发出以警察为主角的城市秩序管理和矛盾处理等难题。人力车和电车在街头的纠纷、冲突时有发生，“撞车”（crash）类城市新闻不时出现在报端。矛盾不断聚集，人力车夫强烈感受到电车出现后自身利益受损越来越严重，加上电车公司等机构对利益补偿和“再就业”等承诺迟迟不做兑现，矛盾日益升级。直到1929年10月，出现了以人力车夫为主的街头暴动，有轨电车被砸毁，道路遭到破坏。
这是一个漫长的故事，直到1949年，人力车完全退出“市场”，人力车夫这个特定人群也因此解散。作为社会问题的人力车，结束了它伴随旧的社会体制将近半个世纪的历史。
在一定意义上说，人力车夫虽然很渺小，很卑微，其实也曾经成为“文治武力”的“所谓国家大事”。
三
围观：作为文学题材的人力车夫
有两种职业特别容易成为文艺表现的对象。一种是理发师，一种是“出租车司机”。究其原因，我以为正是这两种看似卑微的行业，却在特定的空间里，让完全不同的社会阶层拥有了“面对面”时刻，形成某种“对话”关系。这种对话绝非街头、墙角、餐桌旁、客厅里的亲切或寒暄，经常会演变成涉及“文治武力”的“国家大事”。关于理发师的，我曾经在一篇小文章里列举过一些题目（篇名），如《理发师》《总统的理发师》《理发师陶德》《女理发师》《女理发师之恋》《塞维利亚理发师》《西伯利亚理发师》等等。在当代小说里，出租车司机又是一个经常出现的意象。恕不一一详解。
聚焦于五四新文学，人力车夫可谓成一时之热，仅是“人力车夫”这样的“同题作文”就不止于二三。各种体裁皆有，不能不说是一种特别集中也极有看点的“热点题材”。根据目力所及，大致罗列如下，共同来感受一下。
先看体裁。杂感或政论：李大钊《可怜之人力车夫》《北京市民应该要求的新生活》、陈独秀《贫民的哭声》《北京十大特色》、胡适《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漫游的感想》、周作人《人力车与斩决》、陈西滢《苦力问题》等等。以上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核心人物所发感想，其他如善根《人力车夫问题》、朱天《人力车问题》、骆传华《今日中国劳工问题》，也都发表于重要报刊上。诗歌：胡适《人力车夫》、沈尹默《人力车夫》、刘半农《人力车夫》《车毯（拟车夫语）》、徐志摩《先生！先生！》《谁知道》、闻一多《天安门》《飞毛腿》、周恩来《死人的享福》等等。而稍晚于五四时期的，还有如郑敏《人力车夫》、卞之琳《酸梅汤》、臧克家《洋车夫》等。小说：叶圣陶《人力车夫》、陈南士《走路》、汪敬熙《雪夜》、施蛰存《四喜子的生意》（以上海车夫生活为题材）、顾颉刚《春雨之夜》、郁达夫《薄奠》、孙俍工《隔绝的世界》、吴乾庆《一个东洋车夫底日记》、刘一梦《沉醉的一夜》等等。稍晚直至三十年代的，还有老舍《黑白李》以及描写人力车夫生存与命运的集大成之作《骆驼祥子》。戏剧：欧阳予倩《车夫之家》、洪深《贫民惨剧》、陈大悲《平民的恩人》、陈绵《人力车夫》等等。
再看主题。五四新文化的先驱人物、五四新文学的活跃作家，大都是家境较好、出国留过学，回到国内又一起在精神上抱团取暖、思想上热烈交流或激烈交锋的人物，接触底层民众的机会并不是很多，而他们在赶赴机关、学校、编辑部的路上，大多会以乘坐人力车为出行方式。由此，与人力车夫时间并不长的交流，就成了他们了解社会、体察民情、回家就用笔发出由衷感慨的机会。概括而言，像三十年代的《骆驼祥子》那样全方位反映人力车夫境遇和命运的作品，五四时期还没有，也来不及有。而短小的、即时的作品，倒留下有关人力车夫生存与生活的方方面面。
主题上的共同点，是对人力车夫的同情。李大钊《可怜之人力车夫》发表于1917年2月，不足千字却涉及人力车夫悲惨生活的各方面。出的是苦力，“终日穷手足之力”，挣得少，“始赢得数十枚之铜圆”，养全家，“一家老弱之生命尽在是矣”。[10]陈独秀于1919年发表的《贫民的哭声》，则非统计地报出了惊人的数字，其时的北京人口不过九十三万，而“东洋车夫有四万多人”。这些贫民的哭声显然是社会思潮的另一种涌动。
具体到文学类的作品当中，作家、诗人们大多采取了某种独特的视角，坐在人力车上的“我”，与前面拼命拉车的车夫之间的对话。这种对话里，普遍的是同情，也有试探式的询问。在此过程中，对话不完全是一种交流。一种忐忑的、自责的心理，再加上语言并不完全相通，常常让一场对话在尴尬中进行，在紧张中收场，在回味中发出别样的感慨。还有的是模拟车夫的语言来一番“自述”。胡适、刘半农、闻一多、徐志摩等人的诗，大都采用了对话或模拟的口吻。
在同情的前提下，文学家们还经常会陷入一种选择上的两难境遇。一方面，是对人力车夫牛马般的苦力生活深表同情，所以他们不忍心去当这样的乘客；另一方面，他们又知道，或从车夫 的自述中知道，没有这样的苦力，他们全家都会陷入无米下炊的惨境。拒绝乘坐或又是一种“绝情”。最典型的如胡适的《人力车夫》，主客进行了一场对话，当客人知道车夫还是不满十八岁的少年时，就不忍乘坐，而小车夫一番生活痛感的描述，让“客人点头上车，说‘拉到内务部西！’”这是发表时的格式，到收入《尝试集》时，胡适又将这最后一句删掉了。可见，坐与不坐，究竟哪一个才是正确选择，这是一个难题，甚至会让人陷入困境。徐志摩、刘半农的诗也都表达了“主客”双方沿途当中密集的也是艰难的对话。
作为社会问题的人力车夫，在文化人笔下一样会呈现出复杂性，包括人力车是否应该存在，仍然是时有争论的话题。胡适在著名的文章《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里，曾经指出“我们不去研究人力车夫的生计，却去高谈社会主义”，但后来也曾在《漫游的感想》里，借在国外看到的风景感叹，人力车的存在，与现代文明极不相称。周作人就曾以《人力车与斩决》为题反驳，认为胡适“说中国还容忍人力车所以不能算是文明国”，然而“人力车真是这样地野蛮，不文明么？”“卖淫，似乎也不比拉人力车文明罢，大家却都容许，甚至不容许人力车的文明国还特别容许这种事业，这是怎的？”“我希望胡先生能够赐以解决。”[11]诘问非常有力。李大钊呼吁“北京市民应该要求的新生活”时，一方面呼吁“赶快修造市营的电车”，同时又特别强调，“人力车夫的生活，也应该改善”。
总之，人力车夫的遭遇，乘坐者望其后背而产生的悲悯、自责与无奈，在矛盾、纠结中的主客关系维持，都让人力车夫成了五四新文学“为人生”主张的重要写作资源。
四
超越：《一件小事》的特别以及郁达夫的“回响”
理发师的故事，以西方文艺作品为多，而且常常会延展为悬疑故事。人力车夫则集中于“为人生”的中国新文学。一辆人力车连接起两个人生世界。人力车夫的悲苦世人皆知，为他们寻求解放之道的人却坐在车上，扮演着“老爷”“大人”的角色，这让他们惭愧、尴尬、难堪。然而如果他们不坐，人力车夫连吃饭的铜子也得不到，这让他们矛盾、纠结、两难。所以才会有胡适的诗那样，发表时“坐”了，出版时却又避谈“坐”了还是没“坐”。无论如何，在诗人、小说家、政论家笔下，人力车夫就是悲惨世界的典型代表，是旧世界艰辛悲苦和社会严重不平等的见证。对他们施以深切的同情，并希望能为改变其命运尽呐喊之力，这是新文化运动先驱者们的共同愿望。
《一件小事》另有主题，而且是同时期其他作家笔下都没有出现过的：人性的光辉。同情、怜悯，都还来不及表达。一个很小的且无多少小说性的情节，引发出十分宏大的主题。这种对比甚至有失重的感觉，人格境界上的“大”与“小”的反转、对比，给人以不对等的印象。然而，放在五四新文学集中表现人力车夫这一热点地带，置身于满眼都是人力车夫和乞丐的环境，这一发现带来的冲击之重大，引发的联想之广远，又是一件十分自然的事。从主题的角度讲，可以说是对同时期同题创作的某种超越，也是理解鲁迅“中国观”的一种重要补充。
鲁迅思想里最突出的特征是批判，其中最为直接、集中、持久的，是对“国民性”的揭示。然而，鲁迅思想里还有另外一面，即在他无情批判和毫无保留的揭示当中，总是将绝望与希望并置。他对“国民性”的揭示几乎是手术刀般锐利，但他从来没有熄灭过内心的希望火种。这火种，是一种希望，也是一种现实；这火种，可以从大禹式的远古人物故事里发现，也能够从近在眼前的普通人身上看到。我们都把鲁迅笔下的“国民性”定位为批判对象，而大禹、人力车夫身上的品质，又何曾不是一道光亮，一种希望，一股充溢在心头的暖流！是的，这样的闪光点，鲁迅从来就没有放弃过努力发现的自我要求，而且也总是有所获得。“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12]“我们从古以来”，就分明指出既有昨天的中国，也有今日之中国。人力车夫，至少称得上是“埋头苦干的人”之一种。所以鲁迅才这样笃定：“说中国人失掉了自信力，用以指一部分人则可，倘若加于全体，那简直是诬蔑。”[13]也才会在《一件小事》里用“勇气和希望”收束全篇，“教我惭愧，催我自新，并且增长我的勇气和希望”。
对于包括人力车夫在内的底层民众的同情，不是高人一等的怜悯式同情，而是平等对待的真切的同情与关心，在鲁迅，是一种心底里从未改变过的品质与底色。少年时与闰土的友谊，成年后对家人、朋友、学生、佣工的无私帮助，在鲁迅那里有许多可举例证。鲁迅在砖塔胡同的小邻居俞芳在《鲁迅先生和人力车工人》一文中，谈到鲁迅与人力车夫交往的三则故事。一是人力车夫“二秃子”多受鲁迅关照，鲁迅南下厦门后，这位车夫还为此哭过。二是看到人力车夫在冰天雪地里拉车却穿着单衣，再看满街的车夫大都如此，鲁迅心有戚戚而又难有举措。三是一位人力车夫跑到鲁迅住处，将他落在车上的钱夹还了回来。这些事，已让鲁迅对人力车夫的现实处境以及他们的内心品质有了深切的感知。《一件小事》之呼之欲出自是情理之中。
对普通民众的观察总是带着知识分子的自我反思，这不是鲁迅一个人的特点。但鲁迅总是更严苛地解剖自己，倒是能让人从字里行间感受得到。写于1922年4月的随感录《无题》，自述了在商店买“三文治”的经历。付钱拿货欲走时，看到店员用手掌将柜台上未买的东西“罩”了起来。“我”自然感到“这明明是给我的一个侮辱！”[14]在向店员声明绝不会做顺手牵羊之事的态度后，对方毫无辩解地表示了惭愧。这“惭愧”反让“我”“惭愧起来”。鲁迅没有把这个故事只写成两个陌生人最终达成和解，而是将其放大到对中国、对人类的信心上。回家后吃着“三文治”而做“静夜思”，“渐渐觉得我的周围，又远远地包着人类的希望”[15]。仍然是以“希望”二字收尾。这岂止是出于一个文学家的敏感，更是对国民精神所发火光的信心与执念，是鲁迅对“国民性”的另一面书写。
《一件小事》的主题在五四早期出现自是难得，这一主题也在其后的小说里得到传扬。最能说明问题的，是郁达夫的小说《薄奠》。这篇小说发表于1924年。小说描写了“我”，一个漂荡在京城的穷书生，同一位人力车夫的相遇相识经历。小说生动描写了人力车夫凄惨的遭遇和悲苦的命运，同时又传递着人性的善良品质。车夫最大的愿望是尽全力买一辆属于自己的旧车，以便能赚更多一点钱来养活全家，他的妻子却买回一块白布料想为他做一件衣服。车夫为这个错位的决定震怒，痛打妻子。车夫最终死在出行的路上，溺亡于河中。当“我”拿出仅剩的一点钱想要告慰车夫妻子时，这位可怜的女性却在悲伤之际铭记着丈夫的愿望，请求“我”去换取一个纸糊的车来作为祭奠之物。小说最动情的地方在于，“我”将自己与车夫作对比时，一方面同情他的艰辛，另一方面又觉得自己也并不比车夫快乐到哪里。车夫毕竟还有家可回，自己却是一个漂泊在城市里的可怜的穷酸文人，一个“零余者”。故事层面最为感人的情节是，看到车夫悲苦的家庭境遇，“我”摸一摸口袋却掏不出分文，就将身上唯一有点价值的东西——一只手表，悄悄放到车夫家的桌子上。然而，没过多久，车夫却追了回来，执意要归还一定是“我”、只能是“我”丢了的手表。
人性的光辉！你不能不联想到鲁迅的《一件小事》。我当然不是说郁达夫是受了《一件小事》的影响才这样想这样写，但这种创作上的“回响”，证明他们具有同样的心灵底色，具有同样的对中国，对普通的中国人民的深切的理解和深挚的感情。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创造社里，鲁迅唯独对郁达夫抱有好感，甚至视为知己，鲁迅说是因为郁达夫没有一张“创造脸”，而这个“没有”，又包含着怎样丰富的内涵。从《一件小事》到《薄奠》，可以感受到一种心灵相通。
一篇关于鲁迅小说的文章，却以对郁达夫小说的鉴赏结尾，这是我没有想到的。但转念一想，也十分自然。人力车夫是一个时代的文学主题，很多作家自觉参与到这场“同题作文”当中，各有思考点，各有用力处。从李大钊、胡适到鲁迅、郁达夫……人力车夫的命运就是普通中国人命运的某种真切而典型的写照，从他们的行为中，又可以折射出灵魂的光泽，这是一个变革时代的文学带给人的希望，弥足珍贵。沿着这条题材路线，作家们的写作仍然在继续，一直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诗歌以及描写人力车夫的长篇小说《骆驼祥子》问世。
在新中国的阳光普照下，人力车归入了历史，然而描写人力车夫命运和人性光辉的文学作品，却依然保持着眼泪、热血与灵魂的温度。
五
附：参考文献
在本文写作过程中，特别是为了描述“作为社会问题的人力车夫”，笔者“恶补”了许多有价值的文献资料，但这些阅读还很匆促、肤浅。在此列出，一是借此向所有作者表示由衷感谢，二是为有兴趣关注这一话题的朋友提供一点线索，以便深入阅读。
史谦德《北京的人力车夫——1920年代的市民与政治》（江苏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此书为这一话题的专门著作，值得特别推荐。按其追索，还可获得大量相关资料。
李景汉《北京人力车夫现状的调查》（《社会学杂志》1925年第2卷第4期）。真实细致的数据调查，后来研究者共同的论说依据。
任有德《我的车夫生活》，收入《北京往事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北京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北京出版社1988年版）。三代车夫家族的当事人口述，真切可感。
王彬彬《知识分子与人力车夫——从一个角度看“五四”新文化阵营的分化》（《钟山》2003年第5期）。对五四新文学有关人力车夫题材创作的集中评述，多有启发。
杜丽红《从被救济到抗争：重析1929年北平人力车夫暴乱》（《社会科学辑刊》2012年第1期）。
孙英、靳潇飒《挣扎与重生——近代北京人力车夫的命运沉浮》（《西城追忆》总第71期）。
夏晓虹《一喜一悲人力车》，收入《诗界十记》（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文中谈到黄遵宪曾诗赞日本人力车盛景，并与理发并提为“现代”产物。
雷颐《北京人力车夫与中国现代性转型》（《读书》2023年第4期）。对史谦德著作的评述与推荐，颇能引起找书兴趣。
注释：
[1][2][3]李景汉：《北京人力车夫现状的调查》，《社会学杂志》1925年第2卷第4期。
[4][5]雷颐：《北京人力车夫与中国现代性转型》，《读书》2023年第4期。
[6][7][8][9]［美］史谦德：《北京的人力车夫——1920年代的市民与政治》，周书垚、袁剑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30页、33页、28页、143-144页。
[10]李大钊：《可怜之人力车夫》，《李大钊全集〈最新注释本〉》（第一卷），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64页。
[11]周作人：《谈虎集》，《周作人自编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84页。
[12][13]鲁迅：《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鲁迅全集》（第六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22页、122页。
[14][15]鲁迅：《无题》，《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05页、40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