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篇题名为《艺术冒犯与人性的深度开掘》的文章中，围绕白琳的中篇小说《支离的席勒》，我曾经写下过这一段文字：“大凡是优秀的文学创作，就必须和社会现实之间保持某种对立性的紧张关系。与如此一种紧张关系紧密相关的就是优秀的作品必须具有突出的冒犯精神，或者是思想内涵方面的冒犯，或者是艺术形式方面的冒犯，也或者是人性世界的冒犯。或者三者同时兼备，也或者是其中的某一个方面异常突出。具体到白琳的这部中篇小说《支离的席勒》，最引人注目的地方，恐怕就是人性世界的因作家深度开掘而袒露出的诡异和深邃一面。”①但其实，一段时间以来，白琳的小说创作全都在持续不断地以一种冒犯的方式深度勘探挖掘着复杂深邃到甚或吊诡程度的人性世界。又或者，艺术的方式对人们早已习以为常的人性状态展开某种想象性的颠覆与解构，本就可以被看作是白琳所认定的小说创作方向。她的这一特质，同样非常突出地体现在新近完成的中篇小说《石榴》（载《收获》2025年第6期）这一文本之中。
正如同对《支离的席勒》的阅读可以让我们不由自主地联想到郁达夫的《沉沦》一样，对《石榴》的阅读，则让我情不自禁地联想到了张爱玲和她的《金锁记》。与曹七巧这样一位母亲形象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张爱玲对一向以亲密为鲜明标志的惯常性亲子关系的颠覆性书写。所谓亲子关系，泛指一种父母与其亲生子女、养子女或继子女间的关系。因为在一般情况下，无论是父爱，还是母爱，全都会充分地彰显出某种无私奉献的突出特点，所以，我们便很难想象，竟然会有如同曹七巧这样的母亲，竟然会以破坏甚或剥夺子女的人生幸福为乐事。唯其因为张爱玲以一种难能可贵的勇气撕开了亲子关系一贯温情脉脉的面纱，她的《金锁记》方才得以充分地彰显出了非同寻常的人性深度。虽然具体的切入向度肯定有别于张爱玲，但白琳《石榴》最突出思想艺术价值，却同样体现在作家对传统母女关系的毅然打破上。
位于小说文本核心区域的母女俩，分别是牙科医生文嵛和她的女儿葛靓。依照相关故事情节推算，她们母女俩的年龄差距是二十六岁。葛靓的生身父亲，是一位名叫葛朝路的写作者。葛靓刚刚出生，葛朝路就已经义无反顾地离开了发妻文嵛：“文嵛首先想到的就是孩子的父亲，男人在她剖腹产切口完全愈合之前就离开了。当时切口还是一条凸起的红线，摸上去很疼。”虽然说当初上大学的时候是葛朝路强追了文嵛三年，没想到，到头来，反倒是葛朝路主动甩掉了她。从此以后，文嵛与葛靓她们母女俩也就只能在一起相依为命。如此一种相依为命的情况下，依照常情常理，她们母女俩甚至有可能会结下超越母女的深厚同性情意。或许是因为父亲缺位后同性相斥的缘故，仅只是在女儿去往美国留学之后，母女俩之间就出现了一道情感的鸿沟：“小时候尚好，去了美国之后，葛靓用一系列的行动提醒着她正在经历作为母亲的死亡，作为女性的死亡。这是一场较量，谁在意多了，谁就输了，哪怕母女之间。她忽然就感到累，感到没意思。她不知道别的母女是怎样的，这几年她始终体验的是一种隐性的虐杀。女儿是要杀死自己的性别的。”如果说母亲的死亡意味着母女关系的被颠覆，那么，作为女性的死亡，就意味着文嵛女性权利的被剥夺。之所以会是如此，或许与葛靓人生历程中两处重要的细节紧密相关。一处是，葛靓还在上小四的那一年。肯定是因为亲眼目睹到母亲日常言行的异常，葛靓竟然“第一次展现作为女性的锐利”，竟然如此发问：“你是不是失恋了？”女儿的敏感提问虽然被文嵛搪塞过去，但她却从女儿的眼睛里看到“有好多的内容”。也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文嵛意识到，不能再把过于早熟的女儿当作一个孩子了。再一处是，或许与那个规培生的事情在科室上下一时间闹得沸沸扬扬有关，刚刚考上名牌大学的葛靓，居然突然就决定要去留学：“从那时起，她们俩便彻底化作两个女人，而不再是母女。”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也不妨把聚焦母女感情的《石榴》看作是两个女人之间一场没有硝烟的人性战争。
具体来说，作品采用了当下与过去相互交织的叙述方式。从当下来说，是母亲文嵛借助于参加一次学术活动的机会，来到女儿葛靓的城市，顺便参观她刚刚在父亲资助下入手不久的一个新居。虽然文嵛坚决反对，但葛靓却坚持买下了这个房子，因为她看上了“五十平方米的院子以及里面种的两颗树，一棵核桃，一棵石榴。”肯定是由于既往情感纠葛（这一点，容后详述）的缘故，面对着女儿当天晚上和男友陈墨他们两家人一起聚餐的请求，文嵛委婉地以参加学会聚餐的理由予以拒绝。但事实上，“她哪里还有什么朋友，更没有饭局。之所以和葛靓这么讲，是始终都有一种道不明的情绪盘桓，她不想和他们两个吃饭。”然而，或许是因为那个身穿浅黄色条纹衬衫的年轻人窥破了她的内心孤独，不仅主动搭腔，而且还在陪她用过晚饭后，一起来到了他所租住的那个逼仄小屋。那一晚，虽然他们并没有上床，虽然和那些年轻的男人们在一起，“她觉得自己是个骗子”，但毕竟，他们还是吻在了一起，一直到，一直到第二天醒来，她都能回想起“他口腔里有冰冷的钢丝的味道”，只因为他嘴里带着隐形矫正器。没想到的是，仅仅只是到了第二天夜晚，文嵛和这位年轻人，就不仅坐在同一个餐厅吃饭，而且还在年轻人的简陋寓所发生了更进一步的关系。尤其出人意料的一点是，就在他们俩刚刚结束了床上的活动，文嵛就不期然地在门紧紧关闭着的阳台上发现了一个很年轻的女孩。这女孩到底是谁？“妹妹，室友，女友，前女友？”虽然文嵛匆忙间离开，但以上这些疑问却一直都盘旋在她的脑海里。更加不可思议的一点是，被意外窥破后的年轻人，不仅没有显示出丝毫的退缩迹象，反而以手机里“他们在一起的一个片段”公然要挟，要求文嵛设法把自己安置进她所在的那个医院里，因为“我想和您一起工作”。也只有到这个时候，文嵛方才强烈感受到，自己其实一直“都迎接了最肮脏的片段”。
但正所谓“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文嵛原以为自己和那个年轻人的事情神不知鬼不觉，没想到，他们第二天晚上在一起吃饭的情形，却还是不小心被女儿葛靓他们给无意中撞上了。原因在于，那个晚上，为了等文嵛“结束会议，一起吃顿饭”，葛靓他们就把饭局约到了那个餐厅。也只有到这个时候，女儿葛靓才看似突然，实则有备而来地问了一句：“我很好奇，你只喜欢小自己很多的男人？”实际上，也正是由葛靓的这句问话，牵引出了文嵛情感上的诸多陈年旧事。这其中，无论如何都绕不过去的，是她与女儿葛靓现男友陈墨之间的那一番真正堪称是剪不断理还乱的情感纠葛。由于彼此间的年龄差距是二十岁，所以，他们俩最初结识的时候，文嵛是三十二岁，陈墨是十二岁。陈墨是口腔科老主任的儿子。他们的结识，缘于单位组织的一次集体旅游。那一次外出旅游，老主任带上了十二岁的陈墨。一开始，当然是一种自然而然的母性的延展。但或许与旅游过程中陈墨对她的过度依恋有关，临近分别时，文嵛的情感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她从未有过如此急切的想要将谁抱进怀里的渴望，包括葛靓。她几乎忘记了她。”毫无疑问，也正是因为“在分别之后，她不再战战兢兢地否认自己爱上了一个少年，她确定了一份感情，因为她在为她的痛苦而受难，她从未如此难受过”，所以，刚刚上小四的葛靓，才会过于早熟地询问她“是不是失恋了”。至于后来的那个曾经引起一番波澜的规培生，甚至连同这一次的那个身穿浅黄色条纹衬衫的年轻人，也都只能被理解为少年陈墨的替身：“每一次她看到这个人，都会把他错认为陈墨。”虽然不清楚葛靓是否知道母亲和陈墨之间的情感纠葛，但从她后来曾经一度准备与陈墨结婚的情况来判断，即使有所察觉，恐怕也仍然处在未能彻底明确的状态之中。
同样陷身于情感迷乱状态的，文嵛之外，也还有她的女儿葛靓。这一点，突出不过地表现在她最后的不辞而别上。葛靓不辞而别后，文嵛与“毫无预警”出现的陈墨，围绕葛靓，曾经有所交流。交谈过程中，陈墨首先强调，葛靓“有些不对劲”。具体来说，一方面，是对现在的生活状态，“她一直都没能适应”。没能适应“这里的生活……可能还有别的事”。再一方面，是葛靓“应该没有真想结婚，她可能只是找个借口困住自己。”还有一方面，就是葛靓与父亲葛朝路之间关系真相的被揭示。从表象上看上去亲子关系特别亲密的父女俩，用葛靓留在纸条上的话来说，竟然是“我和我爸爸都很努力，也许我们都没有那么爱对方——这只是一种尽力。”虽然在后来主动打给文嵛的电话里，葛靓曾经明确表达“想要遵从自己的价值体验人生，而不是人云亦云地活着”，但只要我们将以上三个方面整合在一起，葛靓尤其凸显在情感层面上的那样一个问题女孩的形象却也绝对称得上是溢于言表。
在对文嵛与葛靓肯定非同寻常的母女关系，以及她们俩各自情感状态的复杂与吊诡状况进行了如上深度分析的基础上，最后不容回避的一个问题，就是这部中篇小说到底为什么要被白琳命名为“石榴”？一开始，葛靓之所以执意要买这一个新居，主要原因之一，就是看上了院子里的两棵树，其中一棵就是石榴树。然后，就是文嵛私摘石榴后的压汁行为。接下来，就是葛靓主动提醒文嵛，那棵石榴树上长了不少很难被看到的青黄枯叶蛾。再然后，则是在葛靓悄然离开后，文嵛突然发现，“树上的石榴果子全部都不见了”。但等到文嵛打开冰箱的时候，却不仅发现了整整齐齐摆放着的石榴，而且还有葛靓的留言：“吃了吧”。到了小说结尾处，便是文嵛孤独一人时的人生感慨：“世上的麻烦很多，爱是最不显眼的一个。庭院里雨气森森，石榴树上的毛虫都缩进叶底缝隙。这棵树什么时候会被砍掉？她忽然想。”这期间的一个与石榴有关的细节是，在葛靓悄然离去，文嵛与陈墨对话的过程中，“文嵛再次点点头，将袋口打结，在他的对面坐下，用手碾压。石榴籽在手中集中爆裂，很快把袋子染成了绛红色。”倘若说石榴树上的毛虫隐喻着文嵛和葛靓她们母女俩的亲子关系出现了问题，那么，绛红色的汁液所映射出的，大概率也就是代际沟通之间所必然会遭遇的情感与精神困局。
注释：
①王春林《艺术冒犯与人性的深度开掘》，载《文学报》2024年7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