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拜读《当代作家评论》几期“文学史视野中的新世纪文学”专栏文章，吸引我的是专栏的从容、开放。张清华教授及其他作者将相关重要话题娓娓道来，从作品到理论，“本土—世界”的复杂因素都被接纳到他们的笔下。
我原本赞同唐弢“近30年文学不宜写史”的观点。2006年，我出版国家精品课程教材《中国现当代文学》时，在《后记》中做了这样的交代：“我一直倾向于把近30年文学作为‘当代文学’的批评内容来把握，着重从文学批评观的调整、深化出发对刚刚发生的文学历史进行‘同代人’的跟踪、考察；而距今30年以上的文学则可以作为‘现代文学史’，着重从文学史观的调整、深化来建构。当然，这两者也不必截然分开，文学史观和文学批评观本来就有密切联系。”（1）2014年的拙著《多源多流：双甲子台湾文学（史）》，特意将书名中的“史”加了括号，封底则有说明文字：“本书在台湾与祖国大陆、台湾与香港及其他地区华文文学互为参照的文学史和文学批评视野中，将台湾19世纪末至20世纪70年代的文学分成三个时期予以文学史的梳理，对近30年文学则予以文学批评的观照，从而完成台湾百余年文学一种新的个人性的叙述，呈现百年台湾文学多源并存、多重流动的历史风貌和艺术成就。”（2）
进一步说，这种处理方式是出于对“文学史的核心是作家作品的经典化”的看重，但又非本能地由此将近30年文学与文学史隔离开。1993年至1996年间，国际比较文学协会名誉主席佛克马和加拿大学者斯蒂文·托托西相继在北京大学讲学。前者特别谈到了“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和“1978年政治路线发生转变”，对“现代中国经典构成”的影响（3）；后者则将“经典形成”置于“作家、文本、读者均起作用”的“整体化文学理论”中考察（4）。这些观点影响了中国学术界的“现代文学经典化”意识，进而将中国现代文学置于数千年中国文学历史中，展开对20世纪中国文学经典的筛选。这里有促使中国现代文学学科成熟的自觉意识，也有对文学史“越写越厚”的焦虑。而那时，当代文学作为一门学科，也开始面临这一问题。
我有一点是明确的，那就是现当代文学的经典化并非具体作家作品的盖棺论定，而是流动的经典性作品的筛选和累积，且这种流动不仅是传承，更是创新。当整体的文学语境发生变化，新的因素会得以传承、延续，原有似乎中断的潜流又浮出历史地表。那么，作为在场者起码可以展开文学史视野中的文学批评，也就是当代经典性的诠释。1998年，王德威在尔雅出版社的《年度小说选》基础上，编成《典律的生成：“年度小说选”三十年精编》两册，就是从小说的年度选本去考察作品的价值尺度。而1990年代中期，海外的马来西亚华文文坛就提出了“经典非永世不变”，作品“有资格成为经典文学”“必须经文学批评者的诠释”（5）。这些都指向了当代文学经典性的筛选和累积，也提醒我们，如何将新世纪文学呈现于文学史视野中的文学批评。
“近30年文学不宜写史”的观念是在文学史撰写实践中被突破的。文学史自身在表明，它不只是经典名作、文学大家的认定，更是对那些在历史现场不时闪现的特定时刻、关键事件、思想潜流等包含的文学性的敏锐捕捉、挖掘和把握。王德威主编《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史述”始于17世纪中叶，止于2019年，跨越晚明、清朝、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显然，该书是在文学史视野中展开的新世纪文学。择其要有，2002年，杭州重建的雷峰塔开放引出的白蛇故事的持续演绎、传播；2004年，姜戎《狼图腾》出版、译介在内的自然写作；2004年，新加坡作家谢裕民在晚清域外游记《南洋述遇》基础上，完成小说《安汶假期》所包含的“原乡情结”；2006年，贾樟柯《三峡好人》折射出的“故里写实主义”，提醒人们“该如何在这个不适宜居住的世界重建他们的家园”；2006年，网络爆发的诗歌“梨花体”大争论，让人反思百年白话诗的出路，网络也让诗歌界有了大众的声音；2008年，马来西亚作家李永平的长篇巨著《大河尽头》问世；在此前后，张贵兴、黄锦树已提供了一种双重边缘中的离散文学；2009年，84岁的齐邦媛完成《巨流河》，这部生命之书在海峡两岸引起强烈反响；2012年，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他对“长篇小说尊严”的捍卫引发当代文学界的关注；2013年1月，香港作家梁秉钧去世，他对战后华语文学作出的贡献远未得到文学史的充分关注和肯定；2013年5月，回族、蒙古族、彝族、藏族、羌族等少数民族诗人在成都举办诗歌朗诵会，促进少数民族文学传播；2019年，网络作家猫腻向路遥《平凡的世界》致敬的网络小说《庆余年》，在腾讯、爱奇艺首播，文学在文字与影像、现实主义与虚拟悬想、网络文学公司与作家协会之间，不断得以重绘。
上述这些时刻、事件、作家作品，呼应着文学前行的跋涉，预示出文学发展的趋势，分别对应了时空的“互缘共构”、文化的“交错互动”、“文”与媒介衍生、文学与地理版图想象四个主题（6）。而由此完成的文学史叙述，就是富有启迪的认定和捕捉，近30年文学也就可以在此意义上进入文学史。
二
21世纪过去了将近25年，与1990年代的文学相比，其大语境发生了诸多变化。其中，“中国与海外”汉语文学格局的形成是非常值得关注的。国内当代文学研究界对海外华语文学的关注，主要是因为1990年代后北美新华侨华人（7）作家打出了“新移民文学”的旗号。而与此同时，有着百年历史的东南亚华文文学，其新生代（8）作家开始质疑长期主导东南亚华文文坛的现实主义传统，表现出相当前卫的文学观念和艺术探求。其创作轨迹、身份认同、传播接受、传统影响、历史流变等，都归属于“落地生根”的居住国华裔文学，无法收编到“新南方写作”一类立足于当下中国大陆的文学变革。而他们的杰出代表，如黄锦树、黎紫书、龚万辉等人的作品进入中国后，赢得良好的口碑，被评论界看作“大家之作”；读者也广泛认为其足以和中国当代文学经典性作品媲美，而其国别、地缘、历史、社会等自身特色和书写优势，又是中国文学难以替代的。因为，马华文学原先在南洋多族群题材上颇有多元探索，新生代作家又自觉走出“雨林与马共”等创作传统，作品不依赖于“南洋特色”，而出发于“混杂”的“乡土”，致力于超越族群、民族、国家的文学性表达、艺术性探求。
龚万辉在谈及自己的创作起点时说：“村上春树的小说很红，我对其中超现实的情节特别着迷。也读了马尔克斯、卡尔维诺的译本，走进了魔幻写实的世界。此外，骆以军、袁哲生、邱妙津等作家都在那时出版了他们的第一、二本书。他们的作品都影响了我对小说的观念，不论小说技巧或创作形式，为我打开了一扇扇不同的窗。”（9）这里，我们所熟悉的五四文学传统消失了，除了外国作家，其所提及的华语作家恰恰是中国大陆读者所不熟悉的，这说明其创作传承、延续的流脉来自中国大陆现当代文学之外。而且，龚万辉在回应“在中国，有研究者把您和黄锦树、黎紫书、张贵兴等马华作家一起纳入‘新南方写作’的研究范畴。您怎么看待”问题时，着重强调“一直以来，我都希望看到不同地方的华文文学，仍保留着彼此的异同，而新和旧并不是一种互相取代的关系，而是在原有的创作体系之中，提出开创性的、新的思考方向。所以，‘新南方’的‘新’，仍应该立足于南方的特色，以不同视角去看待我们共同身处的时代”（10）。他的中国之旅走了“新南方写作”地域所包括的福州、泉州和厦门，“感受到南方城市那种不同文化的混杂和相融……实质上又可以清楚看见彼此在创作上不同的特点”，而正是这种不同，“才让我们看见彼此”（11）。其所强调的“互相看见彼此”正形成于新世纪开始以来，东南亚华语文学与中国大陆文学的相遇和对话中。
马来西亚历来被视为海外华文文学的重镇，其最重要的华文报纸《星洲日报》设立“花踪世界华文文学奖”，评选方式与诺贝尔文学奖评选方式一样。而历届得主王安忆、陈映真、西西、杨牧、聂华苓、王文兴、阎连科、余光中、白先勇、董桥等的文学成就，使其真正享有“文学奥斯卡奖”的美誉，同时又与“马华文学大奖”相互辉映。例如，2022年，中国作家残雪获“花踪世界华文文学奖”，马华作家黎紫书的长篇小说《流俗地》获“马华文学大奖”。两位作家写法迥异，但都突破了自身性别、族群等界限，抵达了语言表达人性和人心的深处。这一事例说明，华语文学是一个整体，是新世纪文学面临的“中国与海外”的华语文学。
回到前面提及的北美“新移民文学”，其状况也发生了很多变化。例如，语言的选择和传承，尤其是在非母语强势环境中显得格外重要。“海外语境”写作的因素，如汲取乃至使用非母语思维，读者从清一色的华文读者扩展至居住国其他族群等，都影响了语言的当代选择。越来越多的新移民作家开始双语或多语种写作。张翎的长篇小说《归海》脱胎于她的英文长篇小说Where Waters Meet，就是一个典型例子。2023年，Where Waters Meet出版时，被亚马逊评为当月电子书首选读物，获得英语读者的喜爱。张翎近期的新作，无论是中篇小说《种植记忆》讨论AI时代，“记忆时时在有意无意地扭曲着现实”，而“失忆”也许“是对记忆的强烈失望和本能的抗拒”（12）问题；还是《小寒日访程爷》中中美联合作战训练营的老兵程爷，如何“被写到加拿大去”的情节。虽都是母语写作，但与2023年前的小说不同，无论是题材、人物，还是情感、体悟，皆“不仅书写了当下，而且还进入了”与作者“极为贴近的生活空间”（13）。其异域性显示出作者在母语中安放自己生活在他国的心灵的复杂性。
语言会改变人的思维。张翎创作触摸到的母语与第二语言的关系则充满了困惑和探索。两者是“滋养还是侵犯”，是让作家的语言“更丰富了还是更贫瘠了”（14）？这种行走在国界和语种之间的感受和由此发生的变化，是即便熟悉外语的中国大陆作家也没有的。恰如张翎所言：“在母语环境居住时，会产生一种‘只缘身在此山中’的困惑，思路不清，灵感受滞。而远望故土时，反而有了一种尘埃落定的清晰”，由此“有了第三只眼睛——可以从正面、背面，或者侧面来观察一件事情。世界不是非黑即白的，黑白之间的那些灰，才是人性最丰富之处”（15）。所以，新移民作家是以自己的第三只眼睛丰富当代中国文学。
就此而言，东南亚华文文学和欧美新移民文学相得益彰，可以构成与中国新世纪文学多方面的对话。例如，AI时代带给文学的话题，无论是张翎的《种植记忆》，还是龚万辉的《人造少女》，都大胆地展示了人类面对自己创造的人工智能而产生的恐惧、困惑，警惕于权势者对人工智能的掌控，从而剥夺人类情感、意志的自由。这些文学话题对于任何要在AI时代守护文学性的作家，都需要以切切实实的创作实践来回应。所以，关注海外华文作家与中国新世纪文学之间的对话，有益于我们对新世纪文学的考察和把握。
如果说文学史视野中的文学批评要求批评者具有广博的知识，任何时空的割裂都不可取，那么中国新世纪文学研究者需要熟悉华文文学，避免两者的割裂。这里，我想到了齐邦媛教授，她的文学创作和教学生涯为人称道，影响深广。《千年之泪：当代台湾小说论集》之所以出版后35年，始终被人称道，也在于她“造桥而不筑墙”（16），沟通台湾与祖国大陆、世界各地历史文明的多源流联系。中国大陆现当代文学研究者中也不乏如齐邦媛教授一样的治学者。可以说，“中国和海外”的格局正成为中国大陆文学界展开“文学史视野中的新世纪文学”研究和创作不可缺失的重要语境。
三
当“中国与海外”成为考察新世纪文学的参照因素时，我们的文学史视野会有什么变化呢？例如，如何在鲁迅研究和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因为这种研究的双栖性来自研究者原本的学术积累，却提供了不断突破学术界限的开阔空间。在以鲁迅研究为代表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里不断深掘、提升，促使研究者审视东南亚华文文学时，不会停留于“填补空白”一类的表层叙事，而不时开发出足以对话、反哺的话题，并予以耳目一新的学术处理。例如，将鲁迅文学创作的政治性挪用到东南亚当代华文左翼作家身上，后者所处的后殖民语境和鲁迅当年的半封建半殖民的时空有交叉但差别甚远，但文学政治性的生成、形态和寓意似乎又隔代相传，讽刺、斗争与新生的追求和贴肉的现实感往往息息相关。这似乎是不同时空的优秀作家心神相通的抵抗强权和勠力呼吸的共通文学姿态与精神探求。同时，关注东南亚华文文学，往往会获得一个与中国互为中心和边缘的交叉地带，既可以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开枝散叶、落地生根，又有新的碰撞、涵容和创新，从而让“文明互鉴”“命运共同体”等新世纪话题有了切实的实践展开，不至于沦为空话、大话。
新世纪的华文文学已经在不同的地缘空间获得了相对成熟的多种形态。张清华教授近日的文章再次精辟论及了文学地理方法为考察新世纪文学提供的新视野。就海外华文文学而言，其百年进程的地缘因素更为复杂，而这里要强调的是，海外华文文学已经在各自不同的大语境中积累了应对消费文化困境、文化建设困境的经验。相对于中国大陆南方和北方、沿海和内陆的地缘差异，这些经验是无法替代的，而海外华文文学对文学的健康发展又极其重要，中国大陆文学的发展未必不可以借鉴这些经验。
尤其是海外华文文学各自展示的历史，极大丰富了中国文学的资源。前者往往在无功利的文化环境中，以个人化的创作路径，展开中华文化的核心观念与他者文化精华之间的相遇、对话，让两者从未有过地靠近，甚至交融。这既探寻并守护了民族文化的本根，又在实现中华文化传统的现代转换中，产生了具有人类普适性的文化传统。后者则在几代移民落地生根的归化进程中寻根，在被居住国原殖民者文化或原居住民族文化压制、排斥的境遇中，依靠民间社团力量通过创办华文学校、报刊等方式，延续中华民族“一般社会大众，特别是乡民或俗民所代表的生活文化”（17）。而文学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将乡俗文化提升为华人的精神原乡，并与精英文化传统交融，不仅使其传之久远，且逐步走出“受打压—文化抗争—打压加剧”的恶性循环，在将他乡视同己身中，努力实现居住国“文化多元，互为主体”（18），让“命运共同体”成为富有血肉的艰难且不乏曲折实践的结晶，切切实实回答了有着现实利益冲突的不同族群，该如何结成“命运共同体”。在如何对待文化传统上，无论是欧美华人的无功利、个人化，还是南洋华族的民间性、主体性，都是在居住国社会环境的滋养下形成的，从而使得儒道释文化传统得到了全面、丰富的表达。例如，道家真谛和佛义禅境都是海外华文文学的重要精神源泉。法国作家程抱一的小说、诗歌，新加坡作家陈瑞献、王润华的诗歌、散文，都可视为源自道家真谛或佛义禅境的文学经典，也让世界懂得了中国文化传统的精髓。这对于中国大陆文学讲好“中国故事”是很有参照价值的。
新世纪文学有许多迟早会写入文学史的新现象，如“图像的世代”，即“从小被影像包围的一代”正在成为文学创作和消费的主力，“电视、电影、流行文化与商业广告已经型塑了他们看世界的方式”（19），语图关系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深刻地影响了文学的生存，甚至成为文学史本身；网络媒介的发展使网络文学如何经典化的问题进入文学史视野，网络文学经典化延续了“当代经典危机”的思考（20），其核心是如何发现和阐释网络文学的经典性。对这些新现象进行把握、解读，将其纳入“中国与海外”互为参照的格局中，大有裨益。
注释：
（1）黄万华：《后记》，《中国现当代文学（五四-1960年代）》第1卷，第528页，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
（2）黄万华：《多源多流：双甲子台湾文学（史）》，封底，广州，花城出版社，2014。
（3）见〔荷兰〕D.佛克马、〔荷兰〕E.蚁布斯：《文学研究与文化参与》，第30-40页，俞国强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4）见〔加拿大〕斯蒂文·托托西：《文学研究的合法化》，马瑞琦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5）〔马来西亚〕黄锦树：《经典非永世不变》，《星州日报》1996年6月9日。
（6）王德威：《“世界中”的中国文学》，王德威主编：《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第40页，台北，城邦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21。
（7）“新华侨华人”是1990年代后国务院侨办等机构对1980年代改革开放后（自费）出国人员的称呼。
（8）见黄万华：《新马百年华文小说史》，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1999；黄万华：《在旅行中拒绝旅行：华人新生代和新华侨华人作家的比较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
（9）（10）（11）龚万辉、罗建森：《关于小说〈人工少女〉的对谈：以温柔的眼光看待整个世界》，《文艺报》2025年9月23日。
（12）张翎：《痴人说梦——〈种植记忆〉创作谈》，《种植记忆》，第208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5。
（13）张翎：《此时此地的书写》，《小寒日访程爷》，第1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5。
（14）（15）洪启轩整理：《炼狱或者盛宴：作家孤独的第三只眼睛——钟文音与张翎越洋笔谈》，《文讯》第475期，2025年5月。
（16）汪其楣：《阅读，是真切的想念，齐邦媛〈千年之泪〉》，《文讯》第477期，2025年7月。
（17）李亦园：《人类的视野》，第143页，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
（18）〔马来西亚〕温任平：《静中听雷》，第49页，吉隆坡，马来西亚大将出版社，2004。
（19）汪正翔：《未来是图像的世代吗？》，《文讯》第476期，2025年6月。
（20）房伟：《标准扩容不代表网络文学难出经典》，《光明日报》2025年4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