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前，国内大学还没有“211”“985”“双一流”这样一些标签。在许多地方高校，还有不少具有全国影响的知名学者，文史学科尤其如此，湖南师范大学马积高教授就是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位。
马积高先生1925年11月29日出生于湖南省衡阳县一个清寒的书香之家。1944年至1948年就读于国立师范学院国文系，受教于马宗霍、骆鸿凯、钱基博、陈天倪等著名学者，在文学、经学和诸子学、史学及文字、声韵、训诂之学等方面打下坚实基础。1948年秋起在衡阳的中学任教，曾担任几所中学的校长。1958年初起任教于湖南师范学院（1984年更名湖南师范大学）中文系，曾任系副主任、主任。1991年被评为全国教育系统劳动模范并被授予人民教师奖章。还兼任过湖南省古代文学研究会理事长、中国韵文学会常任理事兼赋学研究会理事长等职。2001年5月20日在长沙病逝,享年76岁。
马积高先生不带名校光环，没有“居高声自远”的优势，他本人也保持老一辈正直学人谦逊而清高的风范，但在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研究领域内，全国以至海外的同行，都对他的学术贡献给予高度评价。今年适逢他诞辰100周年，整理出版《马积高全集》，可以比较完整地展现马先生的学术成就，有利于后来者重温他的学术思想，感受其“位卑未敢忘忧国”的赤子情怀，这是对马先生最好的纪念。
专精：构筑中国古代赋史研究的新框架
对中国古代赋体文学的研究，无疑是马积高先生用力最多、贡献最钜的领域。他撰写的《赋史》是有史以来第一部中国赋体文学通史，1987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该书以发展的眼光看待赋体流变，完整呈现赋这一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文学体裁的发展历程，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创新性的见解。
例如，关于赋体的起源和早期流变，学界历来异见纷呈。马积高先生指出，“赋”实际上由先秦时期多种来源汇合而成，亦包含多种类别，其源流大致有“三源三派”：一是由“诗三百”篇演变而来的诗体赋，如屈原的《天问》、荀卿的《赋篇》等；二是由楚声歌辞衍变而来的骚赋或骚体赋（也称辞），如屈原的《离骚》《九章》等；三是从战国策士的说辞和诸子的问答体演变而来的以韵语为主体、散韵夹杂的文赋，相传为屈原所作的《卜居》《渔父》和宋玉的《风赋》等即是这类赋的先导。
历来论者高度重视汉赋，认为它是汉代文学的“一代之胜”。马先生则认为，与楚赋相比，汉赋虽在艺术手法等方面有一些新的发展，但对社会生活的反映不如前者广阔。此时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王朝建立，需要赋家来替他们“润色鸿业”，故赋不能不打上帝王爱好的印记。就汉赋本身而论，也不必过于看重其中的大赋，而应更多地注意那些抒情意味较浓的短赋，以及描写某一较小的事物或场景的较短的赋。
整个魏晋南北朝文学历来被视为形式主义的典型，人们对魏晋南北朝赋的评价也不高。马先生则认为，魏晋南北朝的赋同汉赋相比有很大进步，其题材内容远比汉赋广泛丰富，艺术上也比汉赋有长足进步。后者的结构大都比较呆板，少变化；前者则因题制宜，不拘一格。后者离奇古怪而意象模糊的形容词语多，生动的描写少；前者词采虽秾丽而艰深的字句渐少，抒情、叙事、咏物赋都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准。
与历来论者推崇汉赋为赋体文学的顶峰不同，马积高先生认为，中国古代赋体文学发展的高峰在唐代。唐赋对社会生活的反映更为广泛，所蕴含的思想也更深刻。唐代还出现了大量的讽刺小赋，短小精悍，对世态人情、社会弊端剖析入微，其批判性之强，笔力之悍劲，实属前无古人，后鲜来者。唐赋的体裁和艺术构思更加多样化，语言风格渐趋平易，刻画事物更加细腻生动，抒情更加真实感人。
马先生指出，宋以后的赋在思想内容和体式上都没有重大的发展。除整个社会环境的变化外，在文学内部，宋以后词、曲、戏剧、小说等新兴通俗文体兴起，而文人诗、赋、古文等文体则渐趋边缘，赋体文学的衰落与整个古典雅文学的衰落的命运是一致的。
1996年，受中华书局邀约，马积高先生承担了傅璇琮先生主编的“中国古典文学史料研究丛书”中《历代辞赋研究史料概述》一书的撰写，2001年4月正式出版。该书分“上篇：历代辞赋及研究概述”和“下篇：辞赋要籍叙录”，为学习和研究中国古代赋体文学指引门径。
自1990年起，马先生组织赋学界同行六十余人编撰《历代辞赋总汇》。该书共收辞赋作家7391人，辞赋作品30789首，分26册，总字数达2800多万字。凡题目标明“赋”“骚”或“辞”者，一并收入；配有作者小传及作品校记，对作者的时代和作品的归属做了必要考证。其收集之广，体例之清，考订之精，均远超前人，是中国古代各种文体中第一种通代全编。由于该书体量庞大，且赋体作品多用典故奇字，许多写本难以辨识，因此搜集和编校难度极高。马先生亲力亲为，“几乎倾注了晚年的全部心血”（“前言”）。该书1994年进入湖南文艺出版社编辑程序，因为出版经费等原因，直到2014年1月才正式出版。
《赋史》《历代辞赋研究史料概述》《历代辞赋总汇》三者相结合，构筑了当代赋史研究的新框架。后来研究者对赋学文献的收集还可以补苴罅漏，对赋史的研究更可以后出转精，但都离不开这个基础。
横通：开拓新时期古代思想史与文学史综合研究的新途径
马积高先生的学术研究，虽以赋史为重点，但并未局限于此。他继承前辈学者的优良传统，追求“直通”与“横通”（《忆郭晋稀》）。这既指学者的知识素养，也指研究方法。就一个主要从事古代文学研究者而言，所谓“横通”，就是不仅仅就文学论文学，而是打通文学与语言学、哲学、史学、宗教学、艺术学以及政治、经济、军事、科技等领域的界限，注意考察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马先生在这方面撰写了《宋明理学与文学》（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出版、崇文书局2023年再版）和《清代学术思想的变迁与文学》（湖南出版社1996年出版，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二版）。
《宋明理学与文学》共十四章，考察宋初到明末清初各个时期理学的流变及其与当时文学发展的相互关系，提出了一系列富有启发性的见解，这里仅举数例以见一斑。
第一章“宋代士大夫的生活、思想风貌与理学、文学”中指出，以往人们认为，宋代诗文崇尚说理的风尚，是受宋代理学的影响。但宋代诗文崇尚说理的风尚在欧阳修、梅尧臣、苏舜钦等文学家的创作中已经形成，而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等理学开创者比他们都要晚出生十年左右，说前者受到后者的影响，没有根据。宋代诗文崇尚说理的风尚，主要是由宋代政治制度所形成的当时士大夫保守性、内向性的生活和思想方式决定的。
第五章“元杂剧的盛衰与科举、理学”在考察元杂剧和元代科举及理学的发展历程后指出，元杂剧的兴盛固然与当时的经济条件、民族矛盾、阶级矛盾有某种联系，但与金元之际蒙古统治者的文化政策，特别是与停科举和尚未确定理学为官方哲学有更密切关系。杂剧的衰落，也不仅仅由于它的体制不如南戏，而是与恢复科举和理学在思想文化界占统治地位有关。
第八章“明代中期学术思想的变化与诗文复古运动”在国内学术界较早提出应全面准确认识明代复古派，指出：以往研究者将明代复古派简单视为剽窃模拟，予以全盘否定，实际上明代文学复古运动的宗旨是批判程朱理学，倡导诗文表达真情实感。复古派作家积极关注政治，他们反映社会现实的作品之多，对黑暗现象的批判之尖锐，在明代诗文作家中首屈一指。
第十四章“明清之际文学思潮的变化与金圣叹、王夫之的文学思想”指出：“从思想路线看，金圣叹的思想是对左派王学的修正，王船山是对程朱理学的修正，但都不是单纯的修正，而是有发展，文学观也是如此。从作为文学指导思想的人性论来说，金圣叹的修正侧重在保存礼法，船山的修正侧重在照顾人情，相反而实相成。但究之金氏仍偏重人情，船山仍偏重性理……船山的诗论可以说是性理化了的抒情诗论，金圣叹的文学理论则基本上是以表现个性为中心的文学理论。故从对文学理论的贡献来说，金氏的贡献显然要大得多，尽管从思想发展史来看，船山的贡献要比金氏大得多。”
《清代学术思想的变迁与文学》共八章，重点考察清代考据学和理学的流变及其对文学的影响。其第三章“清代考据学与骈文的复兴”，针对笼统认为清代骈文复兴与考据学兴盛相关的观点，指出清代骈文复兴是多种原因综合作用的结果。
清代重要骈文家33人，兼为考据学者只有9人；考据学注重博学，对骈文创作的影响有利有弊；考据学声势浩大，强调汉、宋之别，有利于骈文家避开宋明理学的影响，这是考据学对骈文创作的主要积极作用。
第四章“乾、嘉的汉宋学术之争与诗风的嬗变”指出：考据学者对宋明理学的态度并不完全一致，其诗文宗尚也不一样；博学精考据者未必一定不能诗，但既精考据又崇理学者，其诗必然不足观；沈德潜的诗论较近于经学家，而较远于理学家，故较重视诗歌内容的丰富多样性；翁方纲的“肌理说”是理学家兼考据家的诗论，主要是把方苞的古文义法论移之于诗，只是他本人精于金石考据，每在诗中作考证，其诗押韵之文较多。
第五章“清前期的反理学思潮与小说”指出：《聊斋志异》《儒林外史》《红楼梦》等小说的重要价值，在于包含一种具有探索性的人生价值观。它与当时学术思想没有多少关系，而是远承晚明的思想潮流。
第七章“晚清学术思想的变革与文学”认为，严复、康有为、章太炎、谭嗣同、孙中山等人对中国改革与发展前途命运的思考，对今人仍有重要启示意义；西方文学的引入对中国文学的观念、文体、技法等产生重要影响。马先生特别指出：“正如没有晚清启蒙思想家的努力，就没有‘五四’新文化运动一样，仅从文学上看，没有晚清一些先驱者的努力，也就没有‘五四’新文学运动。”值得注意的是，马先生提出这样的观点，是在1995年9月以前（见该书“后记”）。
纵通：奋力疏凿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源流
所谓“直通”（纵通），就古代文学研究来说，即不局限于某个时段或某个点的文学，而是注意从总体上把握中国古代文学发展的源流。即使研究某个时段或某个点的文学，也必须将它放在这个大的源流背景中考察。
《关汉卿的生平及其作品》是马先生“文革”前撰写的唯一著作，1958年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马先生特别注意将关汉卿戏剧放在元代民族歧视、政治腐败的特定历史背景中，分析其现实意义，但对当时古典文学研究中出现的庸俗社会学倾向，如有的学者将《哭存孝》中的康君立和李存信牵强附会为元代的翻译官，马先生则明确表示不同意见。
虽然该书侧重阐发关汉卿戏剧的人民性和现实主义精神，但对它们的艺术特点和成就也做了深入分析。如王国维《宋元戏曲考》认为《窦娥冤》“列之世界大悲剧中亦无愧色”，马先生则曰“其实，岂止无愧色而已”；《拜月亭》是古代最杰出的爱情戏曲，因为剧中王瑞兰与蒋世隆的爱情是在一场巨大的历史性灾难中形成的，比起平常时期才子佳人一见倾心的爱情更为珍贵和合理；其他戏剧常常描写像红娘那样为小姐的幸福而斗争的侍婢，却很难发现为自己的幸福而斗争的侍婢的形象，《诈妮子》中塑造的燕燕弥补了这个缺陷；《玉镜台》有庸俗的一面，但剧中温峤教刘倩英写字一段、他们成亲一段，把一个老文人的痴情和一个少女的憎恶，都写得很生动。
1961年，马积高先生在《湖南文学》第10期发表《从金圣叹谈起》一文，指出金圣叹固然反对农民起义，但也有同情和赞美水浒英雄的一面，其思想存在着深刻矛盾。他的《水浒》评点中某些精湛的艺术分析，如对人物性格描写的讨论，对作家观察生活与艺术虚构关系的分析，都超过了他以前和与他同时的小说批评家。我们必须对古代人物及其思想的复杂性有充分认识。生活在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思想中都难免有落后保守的一面，如果因此就予以简单否定，则古代文化遗产将被一笔抹杀。在当时提出这样的见解需要极大勇气。
马先生在湖南师范学院中文系主办的《语文教学》（双月刊）上，从1978年1月第1期到1980年5月第3期，连载《中国古代文学史话》，共十五讲，虽以普及为主要目的，但也表达了许多重要见解。如第十四讲“唐诗的繁荣与初唐诗人的贡献”，有别于把社会历史的发展与文学的发展混为一谈的说法，明确把唐代历史的“初盛中晚”与唐诗的“初盛中晚”分开，指出唐诗的第一期从开国到玄宗开元以前，基本与历史的初唐吻合；第二期从玄宗开元年间到代宗大历年间，这是唐诗发展的第一个高潮时期，在历史上则是唐王朝由盛到衰的转变时期；第三期从德宗建中年间起，到宣宗大中年间，这是唐中央政权与割据藩镇、朝官与宦官互相争斗、相互消长的时期，也是唐诗发展的第二个高潮时期；第四个阶段从唐懿宗咸通初到唐亡，唐朝走向全面崩溃，唐诗也走进尾声。
在中国文学史研究方面，马先生还另外发表了数十篇论文，对有关问题进行深入探讨，提出了许多重要见解，试举数例：
《〈文心雕龙〉与〈昭明文选〉中对“文”的看法的比较》指出，刘勰关于“文”的观念杂糅古今，徘徊于古今之间，正反映了当时“文”的观念处于变化中的状态。当其论文体时，他是按照古时孔子等人“文学”的概念（将礼乐等文化制度和用文字记载的典籍文书都称为“文学”）；当其总结创作经验时，他又主要用当时“文章”（主要是文艺性作品）的概念，并着眼于魏晋以后文章写作中正反两面的经验。《文心雕龙》的上篇与下篇其实不对应。而萧统《文选》则反映魏晋以来对文章的看法，代表着文学特别是抒情性文学要求独立发展的进步潮流。
《论宫体与佛教》首先辨明，“宫体”的准确含义是指梁简文帝萧纲作太子时，其东宫文人集团所倡导的文体。接着指出，宫体决不等于艳体，从军国大事、边塞征戍到离愁别恨、儿女私情等，在宫体诗赋中均有表现，但艳情诗赋确在宫体诗赋中占较大比重。萧纲等人崇信佛教，同时又写了不少艳情诗赋，这说明文学自有其发展逻辑，与哲学、宗教等方面的关系非常复杂，有时不一定受它们的制约。
《唐代的科举考试与诗的繁荣》经过考证指出：唐诗发展的高潮到来的时候，正是进士考试诗赋的制度逐渐定下来的时候，二者显然有着某种因果关系；唐代科举制度对唐诗发展的影响，并不限于考诗赋，更在于作为一种政治制度对整个社会的影响。
《漫谈杜甫〈岳麓山道林二寺行〉有关的一些问题》针对杜甫该诗“非律非古，亦律亦古”的艺术特点，指出杜甫所谓“晚年渐于诗律细”的确切含义，并非指更加讲究声律，实际上是指艺术风格的多样化和对体裁限制的突破两个方面。
《李杜优劣论和李杜诗歌的历史命运》认为，尽管李、杜所处的时代相衔接，但他们所代表的却是以“安史之乱”为界的两种不同时代精神和两种不同艺术倾向。李白所代表的是我国封建社会历史中的一个极为光辉的时代。他虽活到安史之乱兴起以后，但他并没有完成思想上和认识上的转变。杜甫代表的是我国封建社会历史走向衰落的时代，他较早地开始了这个转变，而且终于完成了这个转变，成为新的历史时期诗歌的开拓者。杜甫的诗歌无疑更符合唐以后历代人的总体思想观念和艺术趣味，因此中唐以后出现扬杜抑李论并取得支配地位是必然的。揭示李杜优劣论所蕴含的历史文化意义，才是讨论这个问题的主要价值所在。
在考察大量具体文学史现象的基础上，马积高先生还将中国古代文学与西方文学进行比较，探讨中国古代文学的总体特征，指出中国古代文学具有“大文学、杂文学”的特点。早在1982年发表的《漫谈文章学的研究与文章的教学》中，马先生就提出，中国古代的“文学”与“文章”的概念，既包括后世所谓文学，也包括各种应用性文章。但近代以来运用“文学”来翻译西方的“文学”即英文中的literature，用古代本来很大的概念来翻译一个狭义的概念，就造成“文章”无处摆放。既然现在的“文学”（文艺学）不讲论说文和其他许多应用文章，而它们在实际生活中很需要，也有规律可循，就应该有一个学科来研究它，所以有了文艺学还要文章学。
1992年5月，马积高、黄钧两位先生主编、湖南师范大学中文系古代文学学科教师共同编写的《中国古代文学史》（三册）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1997年和1998年分别在湖南文艺出版社和台湾万卷楼图书公司出版修订版和繁体字版，十余年间海峡两岸印刷不下十余次。2008年再次修订，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于2009年5月出版，至2021年8月，该修订版已印刷20次。据修订版“后记”，该书“大部分编章都经过马先生审校”。书中的一些重要文学史观念，都与马先生一贯的学术观念一致。该书设置“汉代辞赋”“魏晋南北朝辞赋”“魏晋南北朝骈文与散文”“唐代的赋和骈文”“清代散文与骈文”等专章，也体现了以马先生等为代表的湖南师范大学古代文学学科学术研究的特色。
汇通：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性审视
湖湘学风向有规模宏阔、注重经世致用的特点，马先生继承这一优良传统，是当代湖湘学术的杰出代表。他虽然以文学为专业，但关注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重大问题，重视学术研究对当代社会发展的借鉴意义，体现出一个真正人文学者的担当。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电视系列片《河殇》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不少人随声附和，马先生立即表示强烈义愤。他在《戊辰（1988）岁暮书感》中说道：“斗室忧天下，风云入梦来。鹍鹏方振翮，窍穴早吹灰。日见乘桴去，时闻买椟回。罪河真妙策，拔地信悠哉！ 自注：时有电视片《河殇》，以中国近代之不振，归罪黄河、长城及黄土文化。”
九十年代后，传统文化热兴起，风向大变，有些人又把中国传统文化说得天花乱坠。马积高先生则主张保持客观理性的态度。针对当代社会有人把所谓“天人合一”说抬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他撰写了《荀学源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9月出版，崇文书局2023年再版）。他在该书“前言”中指出：“我国古代确实有很深很长的天人合一的思想传统，可以说从殷、周以来长期在文化思想史上占据统治地位。但它并不是我国古代关于天、人关系的唯一的学说，我国古代还有由荀子开创的天人相分的学说，并在后世得到继承和发展，形成了另一个思想传统。两相比较，我认为，后一传统价值更大，尤其不能忘记。”
马先生指出，所谓“天人合一”说，根本上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产物。它虽包含一些合理成分，在中国历史上起过某些积极作用，在当代仍有一定借鉴意义，但它“并不是人与自然界的关系的科学的认识和说明，而只是从天、人间相通相类那一部分事实出发所作的玄想或神秘幻想的推衍”。所谓天人合一观与天人统一观之间存在根本区别。天人统一观承认人与天是不同的事物，有各自的特点和规律，只是互相联系，处于一个统一体中，有某些共同的规律。天人合一观则倾向于忽视天与人之间的区别，既不利于把自然界之物当作独立的对象来深入研究，也不能完全摆脱天命论的影响，认识人类社会本身的客观规律，还容易成为假借“天意”阻扰社会变革的思想依据。
马先生认为，与天人合一说相反，由荀子开始提出的“天人相分”说，较接近于天人统一观。它强调天（整个自然界）就是物，而不是什么神灵；天的运行规律与人间治乱的规律不同；人类对天必须物蓄而制之、制天命而用之、应时而使之、骋能而化之，即努力认识自然、控制自然、改造自然。这实际上是迄今人类在自然界中的所作所为的基本概括。至于人类因为没有认识自然界的规律而破坏了自然界的生态平衡，那不是人类要利用甚至“征服”自然这个命题的错误，更不是荀子的错误，而是愚昧无知的错误。荀子很注重不破坏自然规律，他曾郑重说道：“群道当，则万物皆得其宜。六畜皆得其长，群生皆得其命。故养长时，则六畜育；
杀生时，则草木殖……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鼋鼍鱼鳖鰌鳣孕别之时，网罟毒药不入泽，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王制》）
马先生指出，荀子的“天人观”是周王朝崩溃、天命的权威性消解的特定历史环境的产物。他的人性论、治国论都以其天人观为基础。他将天人分开，就否定了人性受天之命而本善的可能性；基于性恶论，他把群而有分、遵守礼法作为政治设计的总出发点。汉以后的政治莫不是礼、法兼施，可说基本上循着荀学的思路发展，只是采纳法家学说的成分更多一点而已。但在意识形态领域，荀学长期不显，宋明时期甚至被当作儒学异端与法家受到自命正统的儒学家的严厉批判，这是因为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君权专制体制需要假借天意作为自己统治的依据，荀子的“天人相分”说触犯了“天”的权威，实际上也就触犯了帝王的权威；另一方面，小农经济力量弱小，对自然界和神力的依赖、崇拜、恐惧难以消除，这就形成了“天人合一”说产生、存在和发展的强固基础。这种情况不改变，形式色色的天人合一说就必然在思想界占主导地位。
赤忱：对国家民族的炽热之爱
马先生一生喜爱吟咏，但早年作品未尝存稿，现在留下来的只是晚年的部分作品，编为《风雨楼晚年诗钞》，岳麓书社2007年出版。中外诗论均有“诗如其人”之说，持之以衡古今诗人诗作，或不尽合，然马先生之诗如其人，则确乎无疑。他的诗作都是有感而发，在艺术上皆不假雕饰，气韵沉雄，语质味深，总体上远摹魏晋风骨，以古朴苍劲为特色。
马先生这一代人，生活在中华民族多灾多难的年代，饱经国破家亡之苦。他晚年所作《兰州黄河母亲塑像》忆及少时生活云：“怡然躺卧对黄河，怀抱婴儿玉色和。我见慈亲殊异此，艰难长是泪痕多。”情意怆恻，令人动容。改革开放后，国家发展出现新的气象，他为之无限欣喜，同时也怀有强烈的责任感和忧患意识。约作于1980年的《寄赠洞庭诗社雅集诸君子》云：“愧负迎春约，飞梦岳阳楼。危栏一极目，九域何悠悠。暖风自东来，生意出平畴。浩浩洞庭水，佳气与云浮。对景增慷概，怆然念昔游（自注：一九七四年余曾因便一登岳阳楼）。于时妖氛豁，国命如缀旒；呼天不可闻，登临翻百忧。剥极终来复，天柱障横流。赤日欣再耀，治国见嘉猷。书生多意气，当年苦未酬。时矣思骋力，惜哉才不侔。缅怀范公言，逸乐安敢求。旧学与新知，相期且穷搜。”作于1997年4月的《香港即将回归志感》，为香港回归祖国怀抱而欣慰，又为台湾还处于分裂状态而忧心：“少时亲见寇强横，梦里中流击楫声。长恨弱贫供宰割，每从醒醉识衰荣。南瞻喜见风方好，东顾犹怜海未宁。举国同欢吾不外，百年忧患总难平。”作于1999年12月6日即新千年到来前夕的《近今五百年歌》，历数五百年来整个人类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的成就，同时为世界“共荣共富恨未及”“南北东西不同情，异国殊群有炎寒”感到遗憾。当时全球化浪潮一路高歌，举世洋溢着乐观情绪。马先生则预测“人以群分利害殊，和合之道益多艰……大同之世吾所求，前路盘旋待跻攀。未来千载期太平，别异万世恐难刊。和合信美难孤行，珠玉堪赏不可餐。”当今全球化发生逆转，硝烟四起，族群、阶层撕裂，马先生可谓不幸而言中。此诗体现出来的马先生对整个人类未来命运的深沉关注，民胞物与的博大胸襟，以及对人类社会发展的深邃洞察力，令人钦佩。
马先生的登临感慨之作，特别推重古往今来那些特立独行的仁人志士，即鲁迅先生所说的或舍生求法、或为民请命、堪称民族之脊梁的人。他的怀旧忆人之作，缕述对师友的怀念，感情真挚而绵长。自抒怀抱之作，则表现出他崇尚自由的傲岸风骨。其《登湘西桑植天平山》云：“险境平生惯，天平最不平。路旋千仞上，车在半空行。木古余斑斓，林深入杳冥。向来慕幽兴，曳杖意纵横。”《平生》（一九八九年三月病中作）又云：“平生好尚不寻常，不慕繁华爱雪霜。但有文章酬厚地，更无祷告到穹苍。人间风月饶千变，梦里伊人在一方。心狭贾生长痛哭，时从烟雨看晨光。”其《已巳孟夏游君山有感（二首）》之一：“一点青莹映远空，也无奇石也无峯。深藏劲骨无人识，只在江湖烟雨中”，更是他的人格精神的自我写照。
我于1978年3月进入湖南师范学院中文系学习，马先生没有给我们开设完整的课程，但应同学们的强烈要求，曾为我们讲过一堂课，讲的是“宋诗的特点”。先生不疾不徐，娓娓道来，容纳一百几十人的大教室里，似乎落下一根针也能听得见，同学们被真正的名师风采深深折服了。毕业前夕，几位任课教师推荐我留校任教，马先生让系里的秘书通知我去见他，我此前从未与马先生单独交流。那天晚上我穿着一件旧棉袄，带着自己写的一些所谓论文稿，怯生生地敲开马先生的家门。不久我留校之事在学校遇阻，马先生以辞职相争，时任系副主任樊篱先生亦与马先生共进退，方得解决。1983年秋，我进入马先生门下攻读硕士学位，从此度过耳提面命、如坐春风的三年时光。硕士毕业留校工作半年后，我前往杭州大学，在徐朔方先生门下攻读博士学位，1989年底毕业后留校工作。每次回长沙，我都会去拜见先生师母。他总是坐在书桌前，总是穿着洗白的中山装，忙着撰写论著，只是白发逐年萧疏。1995年11月，湖南师范大学为先生举办七十华诞寿庆，我曾作为学生代表发言。2001年5月20日，我正在香港开会，忽然接到电话，得知先生去世，我悲恸无比，迅即赶回长沙。在先生的告别仪式上，我又作为学生代表发言。在场的学生和其他吊唁者，在先生遗体旁齐刷刷跪成一片，哭声震地。抚今思昔，先生的音容笑貌俨在目前，但他已离开我们二十四年了。此次出版先生全集，我花两三个月将先生的著作又拜读一遍，不断为先生的真知洞见所震撼，每每中夜绕屋，不能自已，幸运自己能成为先生的学生，忆念先生慈父般的关爱，惭愧自己辜负先生和其他老师的期望，百感交集，化作夜空中无边的思念。
（作者为湖南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