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沾河湿地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沾别拉”系满语，意为急流河，这条湍急的河流位于黑龙江省逊克县西部，滋养了两岸丰茂的自然生态系统。《沾别拉》从一个伐木工人家庭铺陈开来，以深沉的情感和冷峻的笔调，展现了近百年来四代森工人与森林、大河、动物的密切联系，以及森工人的爱与奉献。
《沾别拉》从抗战时期的东北森工写起，一直延续到当下的森工转型，使小说具有了历史的厚重感。自近代中东铁路修建以来，东北大小兴安岭的广袤森林便承受了过多的血与火、开发与建设。《沾别拉》开头的故事颇富传奇性。薛喜君塑造的老一辈伐木工人与北宋名将杨继业同名，这位伐木工人表现出战将的勇武，斧劈妄图放火毁林的日本兵，而他的儿子杨石山、孙女杨春洛等也都成了林业人，共同承担起开发山林、守护山林的历史重任。
森林工业从伐木支援建设到停伐护林的转折，在杨石山的身上有着充分的展现。到杨石山任队长时，采伐队已从50多人发展到200多人，采伐工具也从过去的弯把手锯变成了油锯。但在采伐能力大幅度提高的同时，森工人却要面对育林速度远远跟不上采伐速度的困局。山河林业局辖区的老爷岭生长着红松、落叶松、冷杉等珍贵树种，而这些树种生长速度极慢。杨石山退出采伐队，改去种树，正是预见到森林工业的这种困局，意识到山林已经受了重伤，到了必须全力医治、养护的时候了。
《沾别拉》流露出强烈的生态保护意识，在立足书写森工发展的同时，着力展现森工人与山林的复杂关系。杨石山是伐木能手，但他每次伐木前都在心里默念一首鄂伦春族的民歌，表达对有灵的大树的敬畏之情。薛喜君非常重视对民族、民间文化资源的开掘，因为他认识到游牧、狩猎民族的人们与自然环境的联系更为紧密，他们更懂得敬畏生命，有节制地获取自然资源。《沾别拉》中的鄂伦春族老猎人早就为森工发展敲响了警钟，“山上的树越来越稀疏，空气也越来越差了”。这样发展下去，不仅是“鄂伦春猎人的路”会断，“黑瞎子”“傻狍子”等动物的路会断，森工发展的道路也会断。
在《沾别拉》描绘的森林中，人和树木、动物的命运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杨石山的师父刘昌明躲过了“坐殿树”，却为了救徒弟，在“回头棒”下丢了性命。高守利、杨春洛夫妇孤寂的守塔生活，因红狐狸的到来而多了一些情趣，红狐狸充满了灵性，和守塔人共同谱写了和谐相处的生命乐章。在《沾别拉》叙写的一个个故事中，体现了万物平等的森林伦理，人不具有高于动物、植物的存在意义，而是在索取自然、回馈自然、守护自然中实现了自身的价值。
《沾别拉》刻画了各具特色的森工人群体形象，大力颂扬几代森工人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精神。林区的冬天入九以后温度低至零下三十八九摄氏度，而森工人面对的困难不只有严寒，还有各种各样的难题。《沾别拉》中有很多细节让人印象深刻，集材队靠牲畜跟不上采伐队的速度，就只能用肩扛，肩膀的皮薄，皮破了就只能磨骨头，因此被称为“磨骨头队”。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下，森工人仍然保持了乐观积极的工作态度。“撑起腰啊——哎嗨呦——”透亮的劳动号子在林间回荡，展现出集体劳动中的精神凝聚力与野性生命力。
相比热火朝天的集体劳动，森工人孤独的坚守更为不易。林业工作地点偏远，生活单调枯燥，与世隔绝感强。一代代林业工人、技术人员、管理人员，数十年如一日扎根深山，以林场为家，与树木为伴。营林、观测、防火、管护，都一丝不苟，精益求精。杨春洛和高守利婚后不久，就有了去守“夫妻塔”的想法。在赡养老人的问题得到妥善解决后，他俩就毅然决然地担起了驻守551瞭望塔的任务。“森工瞭望员是前沿的哨兵、森林的眼睛”，杨春洛25年如一日，多次观测到火情，使山火得到了有效的控制。这种在平凡岗位上默默耕耘、甘于寂寞的执着与坚守值得肯定。
在《沾别拉》中，从杨继业到杨春洛的儿子高石头，四代森工人深知肩上担负的使命。“多出木材，出好木材，支援国家建设”；让山林“休养生息，再为子孙后代造福”，这些都是他们朴素而又坚定的信念。他们长年累月奋战在林区一线，舍小家顾大家，牺牲个人利益和健康，将宝贵的青春、汗水甚至生命献给了祖国的林业事业。杨石山倒在了他精心培育的红松林里，葛彤、曲黎敏为救采山的百姓被山洪卷走，肖旺才、王知顺、高守利在扑救山火的战役中窒息而死，他们既是普通的林业工人，更是与山林同生的民间英雄。
《沾别拉》记录了沾河森工从“破冰攻坚”到“破茧成蝶”的历史进程，在历史与自然的张力之间，既见证了工业文明对森林的索取，也预言了生态觉醒的必然，同时展现了森工人面对时代变迁时的无私与无畏。《沾别拉》的价值不仅在于保存这段行业发展的记忆，更在于为人与自然如何共处提供了文学维度的思考。在推动生态文学繁荣发展的时代背景下，《沾别拉》为“美丽中国”注入了人文温度。
（作者系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