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起源和问题意识
在2019年之前，中国当代文学信奉的是“普遍的空间”和“进步的时间”。这两种最典型的批评模式在21世纪的前二十年里占据着主要位置。第一是关于“普遍空间”的书写，其最典型代表是所谓的城市文学。在很多批评家看来，因为中国城市化的进程，书写城市和城市中的人最能体现时代精神，乡村当然依然存在且问题重重，但是如果没有一种现代性的城市视野去观照乡村，那么乡村的意义和价值就要大打折扣。乡村作为一个需要被城市以及城市观念侵占的空间被置于叙事的末端，当时普遍的观念是，所有的地方都将被城市化，不过是程度深浅的区别而已。第二是以代际来指认写作的群体和风格。以“80后”为标的，往前推及“50后”“60后”“70后”，往后顺延至“90后”“00后”。很奇怪，再往前的“40后”几乎不被提及了，“10后”（即2010年代生人）当然因为年龄原因还没有构成一个问题。“80后”是这两种批评模式的聚焦点，“80后”作为最早的“独一代”，本身已经假设了一种必将置身于“普遍空间”的可能：冯文在《唯一的希望》中指出，中国在1980年开始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其实就是想象可以通过对人口的精简和优质化而跻身于第一世界，“中国独生子女政策的初衷是为了创造一代颇有雄心的受过良好教育的儿童，把国家带入世界领先位置”[1]。同时，“80后”也被赋予了超越父辈——不仅仅是生理学意义上的父辈，也是文化意义上的老中国——获得一种全新的世界视野和身份意识的一代。这是“普遍空间”和“进步时间”之和，成为世界公民成为一代人的梦想，这个梦想从“小时代”[2]出发，折射的，却是一个“大时代”的光荣与梦想。作为这个“和”里面的一个单一个体，我深刻体验到了这种空间论和时间论对我的作用和影响，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拒绝使用方言，刻意不谈论自己的家乡，更不参加任何类似于老乡会的组织和活动。在作为批评家的职业生涯的一段时间里，我以批评的眼光审视着关于乡土的写作，并将其置于“落后”的价值链条中，同时为城市书写鼓与呼。[3]虽然在《80后，怎么办？》[4]这样的作品里毫不羞愧地袒露了作为一个“进城者”在城市的窘迫和困境，但这并没有泯灭我的进化论思维，至少在2019年之前，我相信一切会越来越好，困难是暂时的，美丽新世界正在不远的前方等待着我，这种信念虽然因为北京房价的暴涨而偶有受挫，但是，正如我在一首短诗里所写的：
多少年后
人们会称此刻为黄金时代：
高铁、房价、淘宝
堆积的快递和喧闹的大排档。[5]
《80后，怎么办？》
2019年可以视为一个转折点。这一转折点的背景我不拟过多展开，我想说的是，在这一年“普遍的空间论”和“进步的时间论”陡然失效了。我在一次采访中说：“以前有一种观点，认为主权国家会在全球化的过程中被削弱，更多的国际组织比如WTO，WHO，联合国和欧盟这些组织会变得更加重要。但这次大疫情再次提醒了我们，主权国家在未来会越来越重要。”[6]随之而来的“冷战”和“热战”交替上演，1990年代以来所信奉的“同一个世界，同一个地球”的和平叙事被竞争、排斥甚至是斗争叙事取代，在这一空间的坍塌中，时间也戛然而止，好像从某一个高点突然降落，“变得更好”的想法正在被“变得不要那么差”慢慢取代，以至于“某一年将是未来很多年中最好的一年”变成了一个网络名梗——它折射了一种被广泛认知的观念，历史并没有在时间中进步，而是在徘徊、回旋甚至折返。一代人从历史的高点突然跌落，这多像本雅明所描述的保罗·克利的画作《新天使》：天使正振翅欲飞，但一阵飓风袭来，它以坠落之姿回望历史，发现那里不过是一堆废墟。在1980年代的经典作品《人生》[7]中，“50后”一代人的偶像高加林最终一无所有，回到高家村，跪在黄土地上痛哭失声。他在哭什么？——哭失去的刘巧珍还是城市梦的破灭？在2019年，如果我们这些伪天使不得不从进化论的时空中坠落，承接我们的是什么？如果我们敢哭？又有哪一个天使来拯救和安慰？——“谁，倘若我叫喊，可以从天使的序列中/听见我？”[8]……
承接我们的不会是天使，也没有一个理想的女性会在原点等待我们。承接我们的只有脚下的这一块土地。我们不得不再一次真正地置身其中，重新打量并凝视方言、父辈、历史和创伤。由此，我在一次新南方写作的研讨会上说，新南方写作的提出是一种应激性的反应。在这里我通过上述的叙述和比照，更想强调并推而言之，自2019年以来的新一轮地方性写作的命名、倡导和讨论，正是这样一种基于“普遍性空间”坍塌和“进化论时间”停滞的应激性文化反应。 在这一反应中，地方性承接了双重进路受挫后的可能。通过地方性的路径，找到正视、理解并处理剧烈变化的现实的方式和方法，或许能够重建一种文化——社会——历史依然不可摧毁的信念。在这个意义上，我不太赞同将此一轮地方性书写非要追溯到1980年代甚至1920年代的谱系中去，当然，在知识的层面这是无可厚非且无法避免的，但不能因为这种知识的建构而放弃了起源性所激发的问题意识。问题意识应该牢牢把握在2000年以来的短历史语境中，在这个语境中，新一轮地方的书写更关注的不是过去，而是当下和未来，不是那些如“寻根文学”所处理的蛮荒化外之地，而是跟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都密切相关的此时此地之时空。
二、对几种地方性写作的观察
在这一轮地方性书写的浪潮中，比较突出的有新南方写作、新北京作家群写作、新浙派写作和新东北写作。下面我将基于这些地方性写作已经展开的实践和可能存在的问题进行我个人的观察和分析。
严格来说，新南方写作是这一轮地方性写作潮流的首义者。2021年《南方文坛》刊发了杨庆祥、张燕玲等人的第一批理论文章，这可以视作新南方写作概念的理论肇始。后续大量的批评家和作家从不同的角度介入或者参与到这一话语实践中[9]。从目前来看，与其他地方性写作潮流相比，新南方写作潮流的话语实践呈现出如下几个特征：
第一，作家的参与热情和参与度极高。中国当代文学写作的“潮流性”倾向一直非常明显，作家通过加入、呼应甚至是反对某种潮流而获得一种身份意识和写作姿态，这一点在1980年代的写作实践中尤其突出，通过“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寻根文学”等一系列写作潮流，作家和批评家们找到了写作和对话的有效路径。但1990年代以来，因为某种“共名性”的消失，潮流式的写作渐渐式微，作家们也渐渐习惯于在技艺和修辞的层面凸显自己的形象。新南方写作重新激活了作家们参与潮流的热情。一大批作家纷纷以创作谈、对话甚至是理论文章的形式参与对新南方写作这一概念的讨论和建构[10]，这使得新南方写作的理论话语从一开始就生机勃勃。当然，更重要的是，在这种热情的推动下，一批具有新南方写作气质的作品也诞生了，曾经为作品匮乏而感到焦虑的批评家们现在的难题是如何阅读和甄别大量的文本。
第二，波及的区域相对较广。因为新南方在区域界定上的宽泛性——这一点被一些批评家所诟病，但我恰恰认为这是一个优势——新南方写作由此突破了民族国家的主权地理范畴，面向了更宽阔的汉语写作世界。这也是我提出新南方写作这一概念时的重要初衷之一，作为语言货币之一种，汉语应该通过世界性的流通获得其不同的表达方式和书写形式。在2024年的一次海外文学活动中[11]，我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等地区感受到了写作者们对新南方写作这一提法的巨大热情，海外写作者如王德威、黄锦树等人对新南方的回应和辩驳也加快了这一概念的流动性[12]。
新南方与全球南方（Global South）的关系。在另外一种思路里，新南方与全球南方可以建立某种隐秘的关联，这一关联基于新南方和全球南方的如下价值指向：对被压制的自我身份的确认和对霸权话语的自觉的抵抗，同时，在这种确认和抵抗中生成的美学风格：小人物、离散历史、族群创伤，等等[13]。
从时间上看，新东北写作以及相关的表述如东北文艺复兴、东北文学三剑客之类的要早于新南方写作的提出。但很有意思的地方在于，在新南方写作提出之前，关于新东北写作的讨论并没有将其与地方性密切地关联起来。如果说新南方写作更偏重于地理空间的拓展，新东北写作似乎更关切其在时间纵轴上的承续，批评家关于新东北写作是“子一代讲述父一代”的论述[14]，也暗示了这样一种时间逻辑。新东北写作一开始被视作一种历史美学的重写而不是一种地方性美学的再造。作为共和国最早的工业基地，东北地区在1990年代以来的历史进程中的转型以及这种转型的失败生成了一种问题关切。这一关切暗含了对某一种社会进路和制度安排的失望，但对这种失败和失望的书写和表达，却直到“子一代”的“80后”作家这里才得到一种相对集中的呈现。在这样的思考进路里，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就是，新东北文学的写作会重复当代文学中占主流的“问题小说”的模式并再度强化一种基于“底层逻辑”的文学规划——实际情况似乎也在印证这一点，新东北文学迅速得到关注并聚焦于几个作家的作品，这些作品被批评家进行着高度“社会学”的阐释。
新南方写作的提出一开始并没有以新东北为对位，而是以一个更普泛和更具有历史建构性的“北方”为对位。但在后续的讨论和研究中，很多批评家将这两者并置讨论，甚至有杂志专门开辟了相关栏目[15]。这使得新东北写作原本并未特别凸显的地方性得到了一种敞开。饶有意味的是，在新东北写作中，一直有一个“南方”的存在，这一“南方”既是一种想象性的存在，也是一种现实性的存在，这一“南方”与“新南方”在地域上高度重合。也就是说，在新东北写作的内部嵌合了一种新南方的视野，在东北遥望南方或者离开东北去南方构成了一种想象性的生活方式和叙事学意义的叙事动力，电视剧《漫长的季节》是这一叙事的典型文本。在这个意义上，我以为新东北写作涨破了“历史性”的宰制，在地方性的进路上与新南方写作相得益彰。
新北京作家群写作和新浙派写作是基于历史和当下的一种“文学提案”[16]。从地理上看，这两种地方性写作的命名也具有鲜明的症候性，新北京作家群写作位于北方，新浙派写作位于东南，似乎再次呼应了中国文学的“南北格局”。从共性上看，这两种命名首先都基于非常具体的行政区划，北京是中国北方最重要的城市，浙江是中国东南有影响力的省域。其次这两者的命名发轫都基于地方性的文学期刊，新北京作家群写作是《北京文学》杂志自2023年重点推出的一个专栏，此后以这个专栏为基础进行了概念的命名和建构。新浙派写作则是由浙江省的《江南》杂志社发起命名。最后，这两者的命名都暗含了一种文学史的回顾和展望。在文学史上，北京和浙江作为中国现代汉语写作的重镇，孕育了重要的写作流派并聚集了重要的作家[17]，这一方面固然积累了深厚的文脉传统，另一方面也造成了“影响的焦虑”。如何继承创新，在延续文脉的同时呈现新的历史语境下写作者的主体性，这构成了新北京作家群写作和新浙派写作命名的内在驱动力。但也正是在这一点上，这两种命名都陷入了一种被动性。
在新北京作家群写作的讨论中，京派、京味是被经常提到的概念，对这些概念的界定往往不是从地方性角度切入，而是从一些经典作家作品的文本切入，这在某种意义上建构了一个风景化的“传统”，这一传统是历时性的而不是共时性的。新浙派写作同样如此，对鲁迅、周作人、茅盾、郁达夫等人的缅怀和追溯，往往难以落实到地方性的层面，而是落实到文学史的经典谱系之中。这样的讨论理路将历时性置于共时性之前，同时也就有了以历时性取消当下性的危险。这种取消往往是无意识的，比如我本人对上述两种写作命名都有深度参与，在讨论新北京作家群写作的时候，我切切强调的是“当下性”：
在我看来，更重要的是新的时间意识，以及由这一时间意识所催生的新历史意识。具体来说就是，自1990年代以来，北京的加速发展产生了全新的景观和现实，静态的空间被动态的空间代替，流动性的人口和资本使得“一切坚固的东西烟消云散”，政治、资本和文化在这一大体量的空间里反复搏杀，并形成了一种“互相保证的摧毁”式的平衡。如果说新北京作家群写作的问题意识是什么，这就是新北京作家群的问题意识，也就是，作为北京加速现代化历史进程的同时代人对之进行同时性的书写和记录，并在这一书写和记录的过程中建构新的现实感、历史意识和价值观念。这就是我个人对新北京作家群写作的界定。[18]
但是在讨论新浙派写作的时候，我却忽视了这种“当下性”的建构，过于强调新浙派写作的历史传统，这一方面固然是因为“现代文学之父们”的强大影响，另一方面也和我缺少对浙江这一区域“当下性”的感同身受有关。在此我要修正我的观点，即使文脉和传统如此深厚，但对于新北京作家群写作和新浙派写作——我们可以推想还会有很多以行政区域来命名的流派——来说，共时性和当下性应该置于首要位置，那些重要的文脉和传统，只有放在这种共时性和当下性中来进行严格的审视和挑拣，才有可能成为新的地方性。这一点也同样适用于新南方写作和新东北写作。
三、地方性作为一种方法论
在2024年一次关于新北京作家群写作的研讨会上，我提出了如下的观点：
（新北京作家群写作）首先是一个由杂志发起的命名。……分类和编目意味着一种新的规划的方式。如果分类和编目没有暗藏一种新的归类方式和想象方式，这个归类和编目就没有价值和意义。……目前为止我觉得作为一个杂志的命名策划，它已经显形了，它已经立住了，它已经变成一个话题了。……其次，“新北京作家群写作”对写作者来说是一种方法论。这个方法论就是作为一种写作或者思考的方法论，是非常重要的。新南方、新北京、新东北都可以从方法论的角度去讨论它。这个方法论不仅仅是视角、题材、人物、语言（比如说方言）。……更重要的我觉得是世界观和认识论，北京怎么在既保持自己开阔视野的同时，也能够找到一个自己的世界观和认识论？[19]
在这一轮新的地方性书写中，非常有必要离析出来一种普遍性，如果离析不出一种普遍性来，那么这一轮新的地方性书写可能就会重复既有的地方性书写的范式，成为一种历史的反复。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的导言部分强调了普遍性对于科学认知的重要性：“在这种联系里，个别的事实取得它们对于一个目的或目标的特殊地位和关系，并因而获得它们的意义。因为历史里面有意义的成分，就是对‘普遍’的关系和联系。看见了这个‘普遍’，也就是认识了它的意义。”[20]在我看来，这种普遍性就是一种方法论。这一方法论并非是单一的，而是多重的，并非是平面的，而是立体的。
上述论及新北京作家群写作提到的方法论，是第一个层面，这一层面主要是指作为一种文学策略的方法论。通过这一方法论，杂志和批评家获得一种命名权，作家，尤其是一些青年作家获得更多的关注和重视，同时，在这种命名中，写作者通过对它的加入、对话甚至是闪避获得一种题材、语言和风格方面的自我意识。按照文学的场域理论，这种策略也暗含了一种话语权和文学资源的重新配比，在一定程度上会冲击或者重构文学的既有版图。第二个层面的方法论体现为一种认识论。在这一认识论思路中，地方性成为一种认识装置，透过它可以把握地方与中央、地方与世界的辩证关系。在当代中国的秩序格局中，“央地”关系是非常基础和重要的一环。仅仅是从文学这一行业来看，“央地”关系的每一次调整，都会带来不同的文学写作格局，更遑论政治、经济等等的层面。也就是说，要意识到这样一种事实，对地方性的强调，同时也是对中心的一种祛魅，中心往往意味着一种单一风格和单一美学，而地方性则意味着复调和多声部。从地方性的角度看，现代性的大扩张意味着地方性的消失，世界被窄化为某一种历史进程或者文化秩序，所谓的“走向世界”往往也就意味着“走向中心”，这种语境下对地方性的守护和强调，也意味着对一种可能性的想象和守护。
在这个理解进路里，也就可以提出地方性作为一种方法论的第三个层面，那就是意识到一种健康的文化有机体必须建立在多元的地方性基础之上，段义孚曾经在《神州》中动情地写道：“即使在中国的穷乡僻壤，在看起来没有人迹的荒野中，也存在人类出没的印迹。例如，我们考虑一下中国艺术家的风景画。对于外行来说，这些画要么看来不真实，是道家自然神秘主义的图画象征，要么虽然真实，却是对遥远自然的描绘，除了归隐文人的茅屋，根本看不见人工技术的痕迹，但是对于了解中国城市之外的人来说，这些画并不仅仅是想象的产物；其表现手法至少部分得自中国环境的特殊之处。……就此说来，大自然似乎同夸张狂放的艺术如此惟妙惟肖地相似。”[21]我在最近一次《人民文学》举办的读者见面会上，强调了“中国的文化之所以生生不息，就在于我们拥有多元的地方性”[22]。因此，在这个意义上，不是将地方性固化或者风景化，而是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中创造出新的地方性，我觉得这是更重要的方法和视野。也只有在这个视野中，我们才能呼应本文开头提到的应激性的文化反应，将一代人遭遇到的历史境遇转化为一种寻找和锻造的能力，在多元的地方性书写路径中跳脱“区域”的束缚，不断地解放地方和再造地方，同时也就能持续保持文化有机体的活力，并以此超克历史的重复和堕落。
本文原刊于《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5年第6期
注释
[1] [美]冯文：《唯一的希望：在中国独生子女政策下成年》，常姝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3页。
[2] 《小时代》是80后作家郭敬明于2007年推出的系列长篇小说，包含《小时代1.0折纸时代》《小时代2.0虚铜时代》《小时代3.0刺金时代》，作品的发表出版以及据此改编的系列电影《小时代》引起很大的社会反响，其价值观可被视作2000年代的一种集体无意识。
[3] 在对80后的整体论述和对单个青年作家的评论中，如张悦然、笛安、蔡东、马小淘、文珍、孙频、小珂等，我都会更关注其作品中的城市书写元素，即使是乡土出身的青年作家，如甫跃辉，也往往聚焦于作品所呈现的对城市生活的不适感。我早期撰写的对前代作家的评论，如评论邓一光的《世纪的“野兽”——由邓一光兼及一种新城市文学》、评论格非的《无法命名的“个人”——由〈隐身衣〉兼及“小资产阶级”问题》，也是着眼于他们作品中的城市书写。
[4] 杨庆祥：《80后，怎么办？》，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
[5] 杨庆祥：《这些年，在人间》，黄山书社2016年版，第87页。
[6] 杨庆祥：《后疫情时代将对人类亲密关系构成重要挑战》，《北青艺评》公众号2020年4月12日 ，https://mp.weixin.qq.com/s/n1J5kdZo0gPyHcgPxRi_uQ。
[7] 路遥：《人生》，《收获》1982年第3期。
[8] [奥]里尔克：《杜英诺悲歌》，李魁贤译，花城出版社2018年版，第3页。
[9] 比较重要的理论文章有：杨庆祥：《新南方写作：主体、版图与汉语书写的主权》，《南方文坛》2021年第3期。杨庆祥：《再谈“新南方写作”：地方性、语言和历史》，《广州文艺》2022年第12期。杨庆祥：《三论新南方写作：在流动性中识别自我和世界》（访谈），《文艺报》2023年7月3日。杨庆祥：《地缘、气质和离心——四论“新南方写作”》，《江南》2023年第5期。王德威：《“写在南方之南”：潮汐、板块、走廊、风土》，《南方文坛》2023年第1期。张燕玲：《“新南方写作”的多样性与可能性》，《广州文艺》2022年第12期。林白：《重新看见南方》，《南方文坛》2021年第3期。东西：《南方“新”起来了》，《南方文坛》2021年第3期。谢有顺：《谈谈“新南方文学”的文化地理》，《当代作家评论》2024年第1期。林森：《蓬勃的陌生——我所理解的新南方写作》，《南方文坛》2021年第3期。王威廉：《新寻根、异风景与高科技神话——“新南方写作”的美学可能》，《广州文艺》2022年第1期。林培源：《“新南方写作”的经典如何可能——关于黎紫书〈流俗地〉》，《南方文坛》2021年第6期。另有蒋述卓、陈培浩、曾攀等人的文章。
[10] 例如：2021年，林白、东西、林森、朱山坡等作家在《南方文坛》参与讨论。稍后比较重要的有《广州文艺》蒋述卓、唐诗人主持的“新南方论坛”对话栏目，有王威廉、李晁、林森、葛亮、林棹等多位作家参与。
[11] 2024年12月14至19日，由中国作协外联部指导，海峡文艺出版社、中国文艺评论中国人民大学基地、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天涯》杂志社等联合举办的“中国文学新浪潮”海外推广系列活动在新加坡、马来西亚两地举行，这次活动的主题是“新南方与新南洋”，林滨、杨庆祥、翟文铖、蔡崇达、林森、龚万莹参加了该活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作家如黎紫书、龚万辉等人参加了“新南方写作”的相关对话活动。可参见《“中国文学新浪潮”海外推广活动在
新加坡正式启航》，中国作家网2024年12月19日，https://mp.weixin.qq.com/s/S-Ep7JLldWivmPk_YbQdFw。
[12] 王德威认为“新南方之‘新’固然来自南方文学地图的重绘，更重要的则是认识论空间的开展”。他从环境拓扑学角度提议四个关键词（潮汐、板块、走廊、风土），并以三种相互关联的书写和阅读立场（跨越、逾越、穿越），来为新南方想象再增加向度。参见王德威《“写在南方之南”：潮汐、板块、走廊、风土》，《南方文坛》2023年第1期。黄锦树在一次访谈中认为“新南方”是北方视野的产物；但囿于某些因素，“‘新南方’如果不把视野限在中国大陆，大概只能拔高它的抽象层度，从美学风格的角度俯视，那都难免去历史化”。参见黄锦树、温明明《当我们讨论“新南方”时我们在讨论什么——新南方作家访谈》，《广州文艺》2023年第9期。
[13] 周倩宇：《“新南方写作”与“后殖民文学”的合题——以库切的南方写作实践为例》，《北京文艺评论》2025年第2期。另外，陈一海在《从省港到粤港澳大湾区：“广州—香港”电影的边界想象与在地书写》中谈道：“国内文学界开始提倡‘新南方写作’，这股思潮虽然仍没有明确的核心与边界，却与美国南方文学以及作为政治指涉的全球南方相呼应，同时为研究者指向了一种更为广阔的视野。”参见王海洲主编《电影与记忆传媒艺术学：第八届全国电影学青年学者论坛论文集》，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24年版，第196页。
[14] 如黄平谈到“新东北作家群”的小说大量从“子一代”视角出发，讲述父一代的故事——90年代以“下岗”为标志的东北往事。参见黄平《“新东北作家群”论纲》，《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0年第1期。
[15] 如《当代作家评论》2024年第1至6期，设置了“新东北·新南方”栏目。
[16] 杨庆祥：《“新浙派”写作：基于历史和当下的文学提案》，《江南》2024年第5期。
[17] 就北京而言，既有现代文学史上的“京派文学”，也有当代文学史上的“京味文学”。就浙江而言，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很多经典作家如鲁迅、茅盾、郁达夫等都来自浙江。
[18] 杨庆祥：《新北京作家群写作：空间、视野和问题》，《北京文学》2023年第11期。
[19] 杨庆祥、师力斌等：《“新北京作家群写作”的多重指向》，《北京文学》2024年第5期。原文为口头发言，此处引用时略作调整。
[20] [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贺麟、王太庆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3页。
[21] [美]段义孚：《序言（1970）》，《神州：历史眼光下的中国地理》，赵世玲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4—5页。
[22] 相关报道可参见《人民文学》公众号，《从“寻亲”到“回家”：〈人民文学〉读者走进编辑部》，https://mp.weixin.qq.com/s/1koWz9zqIb-pUdQCJps4b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