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当代·长篇小说选刊》2025年第4期刊发了学者、作家王彬的长篇小说《花楸树下》，这是一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的主题力作。
历史场景的细节还原，是《花楸树下》时代质感的基石。
《花楸树下》以“1945年8月9日苏联突然出兵中国东北对日作战”“关东军迅速崩溃”“伪满洲国傀儡‘皇帝’溥仪一伙作鸟兽散”这一连串历史事件为叙事背景，从伪满洲国“皇后”婉容逃亡途中被溥仪丢下、形单影只携带一只据说藏有珍宝的黑色手提箱流落到长白山脚下临溪市说起，用约20万字的篇幅细细描述了抗日战争刚刚胜利、硝烟还未散尽时，中国共产党、国民党与苏军、日本关东军残部、当地土匪等正邪多方势力在白山黑水间激烈斗争的传奇故事。作者以其深厚的学养，扒开历史“缝隙”，让我们窥见阴谋与谍战的惊险、暴动与反击的残酷，时时沉浸于亲情与离乱、爱情与背叛的伤感——乱世浮沉，天地不仁，万物刍狗，身不由己，生命脆弱不堪，青春昙花一现，作者深长的感喟化作题在卷首的寥寥诗行：“花楸树/银白色的树枝/在风中招展。”
而时光如白驹过隙，雪上空留马行处，天知道历史的真相是会随着岁月流逝而水落石出还是更加扑朔迷离，但作者最终传递给我们的，还是其对长存世间者终不外正义战胜邪恶、光明驱除黑暗的沧桑正道的信念。
“那年秋天，树枝银白色的花楸树，落霞似的浆果又大又甜，而那年冬雪格外浩瀚，仿佛寒冷山林里的传说民谣，绵密而悠远，临溪人说许多年没见过这样的大雪了。”这是小说的最后一段，像《红楼梦》等多数中国古典小说一样，结尾照应开篇，谁起头，谁归结，不管是形式还是内涵，要把故事“圆起来”。这是渗透到中国作家血脉骨髓里的先天文化基因，不是谁觉着老套随便发布个文学宣言想舍弃就能轻易舍弃的。如果说卷首的那三行小诗流露出的是一位作家感性而略带忧伤的文学气质，那么尾句中果实的“又大又甜”、冬雪的“格外浩瀚”，这些耀眼的文字正折射出一位当代有责任感的历史文化学者嵌入骨髓的唯物史观的理性、坚定，乐观、远见。
王彬在附在小说后面以《从生活中寻觅描写历史的出口》为题的创作谈中提到，对比《三国志》与《三国演义》中火烧赤壁前后的文字，便可以看出小说源于历史记载的地方与在主体情节上的坚守，是一丝一毫也不会错谬的，并紧跟一句，这是历史小说的基本写法。王彬是一位致力于叙事学、传统文化、北京历史地理研究的卓有成就的学者，同时又是一位创作勤奋的作家。他的学术著作中，我读过《红楼梦叙事》《无边的风月》《水浒的酒店》等，并关注他近两年在《光明日报》发表的关于北京历史地理文化研究的系列文章；他的文学作品，我主要看过长篇历史小说《丰泰庵》、散文集《袒露在金陵》等。记得他在红学研究文集《无边的风月》的《炉瓶三事》一文中写道：“同样是香炉，在形式上也要有所不同而采取了文王鼎这样庄重的礼器形态，这当然属于细节描述，是《红楼梦》作者的精细之处，然而细微之处见精微，中国当下小说鲜有经典，原因之一便在于此。”
文化符号的精准运用，为时代质感注入了精神内核。 王彬的创作观，自然首先贯彻在他本人的历史小说写作中。我还是援引他在《花楸树下》创作谈中举例提到的一段描写——盛薇似乎看到了风在树中流动的形态，青碧的树枝翩翩飞舞，不时发出叹息似的微响声，是风吹动了树，还是树吹动了风，一时不禁有些恍惚，突然想到北平家中的四合院，大红柱子，绿色栏杆，垂花门上莲花蓓蕾一样的柱头，描画着深蓝、墨绿、绯红的花瓣，风摆柳一样向里面旋转，美丽的抄手游廊把正房与厢房连接，娇嫩的花蕊将春梦似的金粉洒落在美人蕉艳丽的大红色花瓣上。
盛薇是小说的女主角，一位坚强的革命者，原是北平富家小姐。作者写她回忆当年离家投身抗日洪流时，顺便描写了她家的四合院。我前几天刚好有机会去北京，在南池子沿街住户门前驻足，古都富裕人家住宅低调的奢华、内敛的大气从容，立刻让我想到了王彬小说里关于盛薇家四合院垂花门的这段描述真的是细致入微、由景传情，正所谓“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通过作者笔下对莲花柱头等的形状与色彩的描写，盛薇的家庭状况已尽在不言中地展示出来，这就是王彬在其创作谈中强调的“沉静入心，深潜历史肌理，通过语境获得时代质感”“而质感是历史小说的重要元素，是不可以或缺的”。
对于一位并未亲历“那段岁月”、又有志以“史笔”活脱脱再现历史的作家来说，“教授小说”并不是一个带有讥讽意味的概念。《故事新编》陆续发表时，有人曾讥笑说这是“教授小说”，鲁迅先生接过这话头，说即使是“教授小说”也不容易写。比如他的《故事新编》，除了“只取一点因由，随意点染”之外，还要“博考文献，言必有据”，并且加以精心组织。可见，他所谓“教授小说”是指“历史小说”的一种优秀品质，既充分合理地利用历史材料，又发挥想象融入当代活人的思想，还要精心组织，使古人和今人真正打成一片（语出郜元宝《关于“学者型作家”和“教授小说”》，2014年7月20日《文学报》）。王彬在《花楸树下》写到溥仪逃离天津这段历史时，就将自己多次去静园的亲身体验和对溥仪《我的前半生》及日本《文艺春秋》杂志相关史实的研读所得“精心组织”起来，从而呈现给读者一段尽管篇幅不大但却“时代质感”满满的“信史”文字。当这些有机聚拢起来的文字又被“融入当代活人的思想”时，就成了一位学者、作家驾驭像《花楸树下》《丰泰庵》这种鸿篇巨制时的底气。